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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犯罪场语境下的被害预防
  • 在犯罪场中研究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互动,通过预防被害来控制犯罪,无疑是预防犯罪的一条有益的路径。在对传统犯罪场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对犯罪场进行重构,主张建立以犯罪人和被害人双向互动为中心的犯罪场,并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犯罪场中的基本要素,探讨犯罪场中各子系统内部的运动规律和各子系统相互间的运动规律,针对这些规律,提出了在犯罪场中预防被害的建议。
  • “许霆案”与中国法律的形式主义困境——兼论波斯纳的法律活动理论
  • 通过“许霆案”的法学观察,展示学者何以为学者以及学者关注实践的学理方式;并结合“许霆案”这样一个特殊案例的分析,试图揭示出支配中国法律的形式主义法律观,为救济这种形式主义法律观可能存在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提出实用主义法律观尤其是波斯纳的法律活动理论可能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正当性。
  • 论作为国际经济法体制结构性基础的公民社会
  • 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真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不及”与公民社会传统的秩序支撑。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有限政府,反对干预主义,强调多边主义只是~种补充保障,自由国际经济法秩序必须从国内市场经济、单边自由贸易及其制度化法治开始,但最终植根于国内公民社会及其道德、习俗、宗教和传统。自治型公民社会的衰落与干预型公民社会的兴盛表征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际经济法体制及其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危机。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复兴公民社会及其非正式文化传统秩序,是国际经济法合法性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
  • 两种市场观念与两种民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立法政策内涵之分析
  • 民法学界存在自然主义的市场观念与非自然主义的市场观念,以及与这两种观念相对应的纯粹私法性定位的民法模式和非纯粹私法性定位的民法模式。其中,纯粹私法性定位的民法模式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立场和社会政策方面的“中立化”企图,及其形式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学理姿态,应当受到批判;作为法律体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民法的立法和理论研究,必须具有更多的政策导向意识。中国民法的立法和理论,需要扬弃对市场体制和民法模式的本质主义和教条化的理解,更加积极主动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事立法政策内涵进行持续不断的解读,通过民事立法的理论和实践,参与到有关社会政策的探索和发展之中去。,
  • 从主体性到关系性:人权论证的范式转向
  • 人权是时代的观念。通过分析人权的概念要素可以看到,尽管人权争议源于对“人”的理解不同而体现为人权性质上的争议,但在根本上则在于,它们都属于一种主体性哲学框架下的人权论证理论,从而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对人权正当性的追问必然要求实现人权论证的范式转向,即从主体性转向关系性。从关系性视角来论证人权尽管源于青年黑格尔,但只是到当代才由哈贝马斯立足交往行动理论作出了系统的阐明。在实践上,人权论证的关系论转向对进一步深化与推动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 论私人在环境危机应对策略中的地位——基于私权视角的考察
  • 环境危机正在威胁人类所创造的文明,环境问题以及由此而发的环境危机作为公共性悲剧,看似由人类行为外部性所致,实则源于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环境资源的公有化、私有化以及兼具两者的公私一体化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环境危机,但是相比而言,能够充分发挥私人主动性的环境资源私有化制度、私有财产权制度和市场化制度显得更为有效。当然,私人在解决以生态灾难为特质的环境危机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其比较优势的发挥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
  • 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主义——一种学术史的考察
  • 对于原旨主义的争论如同美国当前的宪政联邦一样古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美国的宪政历史就是伴随着关于宪法解释正确方式的争论逐渐成长起来的。原旨主义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宪法解释理论,主张解释宪法时要依据制宪者的原初意图或者宪法文本的原初含义;原旨主义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使得原旨主义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新旧原旨主义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新旧原旨主义的理论特征;新旧原旨主义与司法自制和民主的关系;从意图原旨主义到文本原旨主义的转变。无论旧原旨主义还是新原旨主义都必须解决如何确定“宪法原旨”的问题,意图原旨主义和文本原旨主义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新原旨主义忽略或者并没有解决宪法先定约束和后代民主之间的冲突。
  •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
  • 我国目前主要是把立法事项的“重要程度”作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从立法实践来看,这种划分标准不仅容易造成中央立法在某些事项上的“虚置”与“空缺”,而且更容易造成地方在一些亟需以地方立法形式加以调整的事项上的“不作为”、“难作为”或“乱作为”。根据现代立法民主化与科学化原则,并且参照国外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经验,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事项的划分应合理引进“影响范围”的标准和方法。
  • 论地方性事务——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新进展
  • 《立法法》首次提出“地方性事务”概念,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对其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进一步界定,理论上也未见相关研究。地方性事务是指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应由地方立法机关予以立法调整的事务。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主要采取垂直式的权限分配方式,使得中央事务与地方性事务缺乏明确区分。可以综合采取事务所涉及的利益范围、事务的实施范围和事务性质三个标准判断地方性事务,并进行初步列举。
  • 从诉讼调解到“消失中的审判”
  • 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Marc Galanter教授从1980年代到2002年的三篇实证研究,通过大量数据和经验性资料对这一时期美国民事审判的动态发展做出了一种全景式的描述,其研究和分析表明,在案件管理的背景下,和解和调解越来越受到法官的认同,并带来了司法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司法逐步融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中,以致审判结案率和诉讼率整体持续下降,诉讼在当代法治和法律发展中的作用开始降低。由此,有关诉讼爆炸的神话、传统的对抗性诉讼程序及其价值受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司法改革及功能转变的契机。当前,这种发展本身并未终结,也不意味着“审判的消失”将成为一种普适性规律,但这一历程以及格兰特教授的研究方法,无疑能对我国法律界有关司法、诉讼和调解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 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
  • 从几个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的样本出发,总结出中国法院系统绩效考评制度“数目字管理”、各级法院考评“同构性”和同一法院考评“双轨制”等特点。不仅展示当前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和政治正当性;更借助司法理论、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论证绩效考评的“双轨制”抑制司法比较制度能力的有效发挥和架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基础。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无视初审和上诉审职能分工和审级差异的绩效考评“同构性”和“数字化管理”更使得一套量化的考评指标不仅无法有效测度法官工作的努力度和廉洁度,更在很大程度上有损审判独立、程序价值等法治原则。
  • “媒体审判”的防治
  • 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外相关法例的比较考察,立足于我国的法治实践,分析了“媒体审判”与树立司法权威的关系,并且指出:对于确保司法公正来说,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都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两者的界限使得彼此能够尽可能的和谐共存,并由此对界限之内的新闻自由予以更加有力的保护,对超出界限之外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加以有效防治。在合理界定媒体自由报道和评论司法的界限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三种关系的平衡:其一是维系司法权威的成本与收益和保障新闻自由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其二是新闻自由权利与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之间的平衡;其三是国情与公理的平衡。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
  • 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加速发展的30年,同时也是中国法理学蓬勃发展的30年。30年间,中国法理学从初步确立到加速发展最终走向繁荣,在法、法治与法学研究等多方面论域中展开了理论争鸣,产生了诸多理论成果。中国法理学也同时在学科建设、教材改革、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值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3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30年中国法理学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以求发扬成绩,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开创中国法理学研究与教学的新篇章。
  • 《法制与社会发展》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