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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立法过时的司法应对——评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
  • 卡拉布雷西的《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一书提出了一种“制定法之上的普通法权力”来应对日益突出的立法过时现象,而这种权力存在的正当性依据有两个:多数主义和法律图景。但是,由于卡拉布雷西缺乏对多数主义的前提性批判以及未能为法律图景提供一个可欲的方向,没有意识到普通法系中两种规则的划分,其结果将使普通法降格为受到多数主义决定的“制定法之下的普通法”,这恰是走向了卡氏理论意图的反面。当下中国司法在面对立法过时时承担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依然不能摆脱立法民主合法性与司法应埘立法过时之间存在的困境。
  • 孝、心安与法院判决中的“精神赡养”
  • 传统社会中的孝包含养和敬两方面内容。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关于赡养费的规定来实现养的部分。近几年法院试图通过判决子女的探望义务,即“精神赡养”来实现敬的内容。但精神赡养离传统中的敬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孝的实现必须有相关制度加以保证。传统社会中,孝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不仅有礼作为制度化的表现,而且有法为其提供赖以存在的条件。礼和法不仪实现了孝中的养,而且促成了孝中的敬。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精神赡养”并不能真正实现孝所要求的敬的内容。
  • 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 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是相对于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而言的,它主要是指有差别的平等对待即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既意味着平等性,也意味着差异性。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强式平等对待模式所依据的社会现实基础日益发生了动摇,而弱式平等对待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因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群体的分化,使弱式平等对待有了其现实基础。但是弱式平等对待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面临着难以回避的挑战和困境。
  • “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问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 法律权威与行动理由——基于拉兹实践哲学进路的考察
  • 权威可以分为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事实权威与合法权威,拉兹讨论的是合法的实践权威。权力与承认这两个概念都无法有效地界定合法的实践权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拉兹的实践权威理论批判性地借鉴了权力论的分析模式并用行动理由作为基本分析概念。法律主张合法权威是法律的一个本质特征,法律规范也是一种强制性的行动理由,即一种内容独立的排他性理由。
  • 全球化时代的东亚区域主义法律叙事——第七届东亚法哲学大会综述
  • 2008年9月21日至22日,第七届东亚法哲学大会在长春召开。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法治与和谐”。本次会议由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承办,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协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美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260多人参加了本次学术会议。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总目录
  • 《法制与社会发展》投稿要求及注释体例
  • 论经济法权利的生成——以知情权为例
  • 几起商品有效期、生产日期标识案件,提出了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的法律问题。在民法的调整中,交易一方的知情利益是通过交易对方承担告知义务的模式加以确认与保护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知情利益在这种保护模式下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消费者知情权有必要予以确立。由此可见,作为经济法主体的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是克服民法的局限而确立的。同样,有关经营者、政府等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也可依此思路加以发现与总结。
  • 论经济法的系统间整合功能——基于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
  • 哈贝马斯从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出发,论证了法律充当社会性整合媒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哈贝马斯的法哲学思想为经济法的功能定位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我们据此可进一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与经济活动系统之间的交往媒介,既是一个不断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获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法律规则的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协调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冲突、促使两者交流和沟通的行动系统。正是因为经济法所具有的这种独特功能,使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律系统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根据哈贝马斯提出的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经济法实现其系统间整合功能的路径,在于完善为协调两大系统的语言冲突和价值冲突所需要的各种程序建制。这种关于经济法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的理论解说,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 伦理人概念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民法体系的基因解码之一
  • 在德国古典自然法中,人被视为具备理智与意志的伦理人,他是伦理与法律上的主体。普芬道夫与沃尔夫从伦理人概念中推导出自然权利义务理论体系。德国民法学对该理论体系予以批判性地吸收,从而形成古典私权一般理论。权利开始成为民法学的核心范畴,以之为逻辑主线,民法素材被重新整合为一个与传统的法学阶梯式体系迥然有别的潘得克吞式体系。民法体系由此发生基因突变。历史经验表明,民法体系植根于民法学理传统。我国民法典应采用潘得克吞式体系,并对其作必要的改进。
  • 论法人人格权制度扩张的限度问题
  • 通过分析自然人人格权及由此类推得出之法人人格权制度发展的近代路径会发现。所谓法人通过扩张其精神性人格权而成政治实体的政策担忧,实为对法人制度扩张“主攻方向”的误判。在人格权扩张“明修栈道”的掩护下,法人借助其类推自自然人的“广义财产”观念指导下的法人财产制,跨越了公、私法律界限,这使旨在防范法人公法化的法人人格权类推适用中的种种限制都失去了意义,因此应将类似监督之注意力转向法人财产制度方面。
  • 公众参与、专业知识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探寻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 政府绩效评价,本质上是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评价,是公共政策完整逻辑过程的一个环节;因此,关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框架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论视角,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的分析。绩效评价有两个模型,即“公众参与模型”和“技术理性模型”。由于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专家和大众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政策评价标准,因此不论是“公众参与模式”的绩效评估模式还是“技术理性模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将公众和技术理性结合起来的“复合型政府绩效评价模式”,可以兼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技术理性,实现绩效评价实践对公共政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政策学习”功能。
  • 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探讨
  • 法律绩效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分析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立法问题,从而完善立法。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公众对立法实施效果评估的参与,以获得法律实施的客观、真实的评估信息与结果。法律绩效评估的公众参与模式发挥一定的积极功能如表达利益、整合利益、认同法律、宣传法律等,但也会存在一些技术与制度上的困境。
  • 公众舆论与量刑政策:影响模式和参与机制
  • 当今社会的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获得公众对量刑政策态度的方法有多种。公众一般倾向于认为量刑政策过于仁慈,刑罚裁量过于宽缓。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刑罚裁量的重要信息来源,因而公众对刑罚裁量的了解并不准确。近年来,公众要求国家制定量刑政策时要更多地关注公众舆论的声音。而公众舆论对量刑政策的态度存在各种可变性。各国量刑政策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兼顾公众参与但又不过度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公众舆论对刑罚裁量准确态度的中立性咨询机构,乃是明智之举。
  • 公共利益:开放内容及其边界
  • 公共利益是不可知的,它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实体性标准,而它本身是一个公共参与、达成共识的程序性概念,其内容是开放的。但在征收时给予充分补偿,却是任何公共利益都必须坚守的边界。这是公共利益判断的尤利塞斯之桅,是最根本的公共利益。完全补偿的确定,应该以市场价格为标准,以实际损失为依据,并且在程序上加以保障。
  • 《法制与社会发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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