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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关于历史是非认识的几个问题
  • 历史学是一种认识学,一方面求“映像”,另一方面认识者的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掺入;历史本身不会变化,但它又是活的,它的影响像血液流动一样,或多或少流传于后世,并与新的因素形成再组合;对历史进行认识的人也在流动和变化。因此历史认识中的“是非”也在不断地更化,所以“是非”观基本上是个体性的。由于个性包含着某些共性,或多或少被另外一些人采纳,由此也会形成群体性的共识。历史“是非”靠真实的、全面的史料支撑,任何行政权力的判定也必须靠此来检验。
  • “良史工文”的学术与社会效应——以田居俭先生的《李煜传》为例
  • “良史工文”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的见解。他认为,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田居俭先生精心打造几十年的一部《李煜传》在“良史工文”上有了新的突破。他不仅运用具有文学风格的语言来进行引人入胜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把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历史的媒介,进行以诗证史、以文证史。同时,他还注意运用合理的想象,“激活”历史资料、文学作品,给历史人物注入“灵魂”,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呈献在读者面前。田居俭先生的《李煜传》提供了一个良史工文的范例,通过阅读他的著作,人们不仅可以获得历史人物方面的知识,也可以获得文学上的享受。历史学家所写的学术著作,同样可以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 “皇帝”名号与汉魏时期“皇帝”含义的重构——观念史视野下的“皇帝”“太上皇”与“太上皇帝”
  • “皇帝”这一政治名号,是中国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持续使用了两千多年。而在名号不变的背后,“皇帝”名号的含义却非一成不变。中古时期人们对“皇帝”名号以及皇帝形象的理解,并非秦汉之际“皇帝”号成立的初始含义,而是来源于后来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谶纬思想和“三皇五帝”史统下对“皇帝”名号含义进行的重构,此外,也与汉代由旁支入奉大统的皇帝“尊父为皇”的历史事实有关。
  • 金代社稷之礼再探
  • 金代自熙宗朝开始讲求社稷之礼,至世宗大定七年方定为常祀,每岁二月、八月致祭。章宗明昌四年,又将祭祀日期固定在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明昌年问还诏州县修举社稷之礼,《永乐大典》所引元代《太常集礼》中保存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金代州县社稷制度,以唐制为蓝本,兼采宋制,并结合本朝的实际情况加以损益而成,总体来说趋向于简便易行。金代民间社稷之祀,延续了晚唐以来的衰落趋势,政府也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只有少数地方如襄垣县立义坊,民众能够自发地倡行社稷之礼,但缺乏制度保障,难以长期延续,且不具有普遍意义。
  • “云萍录”与南宋士人的交际
  • “云萍录”是一种具有名录性质的书簿。友人的姓氏、籍贯、年甲、经历及三代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据传世文献可知,它主要流传于12至14世纪中国南方士人之间。作为一种社交资源,“云萍录”凝结了当时士人,尤其是游士构建社交网络、获取社会关系资源的良苦用心。理学家则将之运用于建构朋友之伦的实践中:他们首先赋予“云萍录”在伦理上的深刻含义,又通过对“云萍”这一称名的探讨,试图为其注入交友之道等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时还将其作为品评人物德业进退与自我砥砺的重要依凭。
  • 柔克义与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
  • 柔克义是晚清中美关系史上一位难得的身兼汉学家的外交家,也是美国政府中促成第一次庚款兴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1901年代表美国政府参加《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就力主削减庚子赔款,随后又极力主持正义,反对列强因“镑亏”问题提出的还金要求,并推动美国率先退还部分赔款,在1905~1909年驻华公使任上代表美国政府,终将“庚款兴学”具体加以落实,促成清政府创办清华学堂。柔克义与美国第一次庚款兴学的关系,既体现了这位汉学家出身的外交家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情有独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庚款兴学主要系出于美方的决策,是美国政府的主动行为。
  •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侨委会侨务工作述评
  • 侨委会是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行政部门。抗战期间,它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大力号召并全力发动华侨抗日救国;加强侨务管理,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创造条件;积极慰勉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侨胞;开展抗日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战时国内外华侨教育;大力救济因遭受战争惨祸的归国难侨。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有失误甚至严重问题;侨委会的侨务工作得大于失,功大于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对华侨的其党务工作功小过大,得失难抵。
  • 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述论
  • 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成为中国战时救护的重要外援力量。这一时期,对中国进行人道援助的国际红十字组织包括各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协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中,又以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等国家红会的人道援助最为有力。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涉及国家众多,援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援华时间贯穿抗战始终,尽管其人道援助行动因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不无缺憾,但却为战时中国的伤兵和难民带来了福音,也推动了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 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
  • 1939年12月前后,国共之间爆发了抗战期间第一次军事冲突,史称“晋西事变”。事变前,中共在山西与阎锡山不仅合作抗日,而且在事实上共同领导着山西范围内的民众抗日组织牺盟会及其新军(即决死队)。事变发生,眼看牺盟会、决死队及其相关地区严重受损,中共高层内部一度对如何应对意见分歧。毛泽东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坚信划界而治最为有利,故力劝军事领导人朱德、彭德怀等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划界办法,最终使事变得以平息,并且首次在山西获得了军政和地方控制的实权。
  • 思考“人民性”——托克维尔论民风民情
  •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在对托克维尔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民风民情。民风民情是托克维尔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支撑现代自由体制的重要基础。从民风民情与现代自由体制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考察托克维尔的思想,可以发现,正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之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富有内涵的时代命题:怎样认识在社会转型变革时代中的人民状态和民风民情,从而避免革命的不断发生,真正建立起现代社会?这一思想不仅是托克维尔一生所着力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提供给我们独特的分析方式。
  • 未完成的转折:马尔科姆·X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流变
  • 马尔科姆·X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现代黑人民族主义的代表,也是美国黑人自由运动中与公民权运动阵营颇为对立的黑人领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多,其思想出现重大转折,体现出黑人民族主义概念的流变。惜其生命过早结束,未容他充分完成对黑人自由运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马尔科姆与马丁·路德·金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基于黑人自由运动的现实困境,对自身理论的缺陷作了修正。由于这一共同的反思过程,二人原本分歧颇多的思想在局部出现了会合。
  •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
  • 民国乡村建设的动力源于近代社会组织,这既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的基本特性,也规定了社会建设为其重心。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和主导,1935年后乡村建设面临歧路之分,并于1937年后终被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农政,其社会建设主旨遂消解于无形。乡村建设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它也确乎构成整个国家建设和社会一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以及学术的共同动员和参与,乃至如何在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持其久远的活力和目标之实现,是一个时代性命题。对它的认知和反思,具有超越乡村建设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 “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
  •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于2015年9月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新时期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应该正视和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理论研究也到了应该认真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会议提出当前应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学理论研究如何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相结合,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研究的形态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培养,学术争鸣与史学评论的重要性等等。
  • 《史学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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