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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建设浣花诗圣胜地 承载一部石本杜诗——从“诛茅初一亩”浣花茅屋到八百亩成都杜甫草堂
  • 成都杜甫草堂作为中国文学圣地,始终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己任。根据成都市市委、市政府重大文化工程“杜甫千诗碑”项目的需要,市委、市政府将成都杜甫草堂一墙之隔的中国诗歌大道所在的浣花溪公园并归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统合筹划诗圣文化胜地园林建设,即以一座800亩苑林承裁一整部石本杜诗。这一工程不仅是成都的文化盛事,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的文化盛事;也再现了昔日成都杜甫草堂“石本杜诗”的辉煌文化盛景。
  • 杜甫歌行论
  • 杜甫歌行的最大特征是长于铺叙,诸如场面描写,事态的铺叙,事物的描绘,均为生动逼真;其次议论的深刻与多样加深了主题,并且富有感情。再次是多方变化的结构艺术,叙述有穿插倒移,且把铺叙与议论组织得千变万化。
  • 从《文选》“序”看杜甫“熟精文选理”之“理”的涵义
  • 杜甫所谓“熟精文选理”之“理”的涵义是多层次的。从《文选》“序”的视角看,或可包含“随时变改”“诗者,盖志之所之也”“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三方面,杜甫的创作与此相契合,可作为“理”之涵义外延之一解。
  • 满怀忧世情 意深贵妃诗——杜甫贵妃题材诗歌研究
  • 杜甫是盛唐时期创作贵妃题材作品最多的诗人,其诗歌中涉及杨贵妃事的有六题九首。纵观唐代咏贵妃的诗作,杜甫最早在其中寄托了深刻的政治寓意。安史之乱前,诗人主要关注贵妃专宠招致的后戚擅权弊病;安史之乱中,对贵妃则是痛惜与痛斥相交织的矛盾心情。安史之乱后,帝妃皆亡,杜甫追忆反省历史,希望穷奢极欲的统治者能够鉴往诫今。通过分析杜甫对贵妃不同态度的原因,可以发现其爱憎之情随着诗人感知的角度及环境、心境的改变有很大的不同。透过杜甫的贵妃诗,既能真切的感受到杜诗的深广沉郁,也能体味出诗人内心对家国、百姓沉重忧患的深刻感发,更能一窥杜甫的仁爱之心与真性情。
  • 儒学价值观与王嗣奭的杜甫诠释
  • 正统儒家思想观念在王嗣奭头脑中根深蒂固,这无疑直接影响甚至左右了他的杜甫研究。王氏自觉、系统地以儒学价值观来审视衡量杜甫及其诗作,其诠释虽不免带有道学迂腐气息,却也不乏独具慧眼的真知灼见。在国势飘摇,尤其是在忠奸邪正和改朝换代的复杂形势面前,王氏推崇杜甫,推阐张扬其圣贤情怀、道义气节,实则是在表达自身的政治理想与人格追求,倡导弘扬儒家念国忧民的担当意识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 卢元昌著述考
  • 明末清初之几社名士卢元昌曾积十八年之功为杜诗作解,诗学杜甫,词入云间;习《左传》,攻选文。但其人、其著述多为史籍所略。考查其著述,可见其学术大概,亦期有裨于杜诗学史。
  • 半世生涯东坡酒,百年心事杜陵诗——论张志烈先生的治杜、治苏及其他
  • 张志烈先生为享誉海内外的治杜、治苏名家,其杜甫研究和苏轼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治学特色。杜甫研究方面,张先生的杜甫思想研究关怀当下,有着强烈现实意义;杜甫咏物诗范式研究和杜苏关系研究,起步早,角度新,为后来相关研究开了先河。苏轼研究方面,张先生的苏轼书简研究敢于质疑、考辨精详;苏词研究注重文本,解读细腻。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前承先贤,后启来者,为学界之高标,治学之楷模。
  • 东屯和东屯高斋考评
  • 因杜甫寓居夔州东屯,人们遂援成都之例将东屯之西一段河流称之为浣花溪。根据历代诗家的诗文,东屯的历史、地理特点和专家的现地考证,东屯高斋、滚西草堂分别在浣花溪东西两岸,库区蓄水,这些遗址都沉没水底。
  • 李一氓与成都杜甫草堂
  • 成都杜甫草堂在建馆之初,即组织开展杜集版本及有关文物的搜集工作。社会各界人士为草堂的建设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李一氓,关心草堂建设发展,为草堂搜集杜集及相关文物资料,鼓励草堂开展学术研究,为成都杜甫草堂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尝试从一氓先生为成都杜甫草堂代收代购并捐赠杜集版本、指导草堂开展研究工作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他对草堂发展作出的贡献,全面认识一氓先生在草堂历史、成都历史乃至整个四川历史发展中的贡献。
  • 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述评
  • 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是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对这一时期杜诗重要译注本的考证、诗歌创作中的杜甫受容、韩国诗话中的杜甫受容等方面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方面还需深入研究,如通过对韩国诗话中关于杜诗注释的考查,可以反映韩国古代文人对杜甫的受容与批评情况。
  • 奥地利汉学家查赫的杜甫诗歌德译
  • 提及杜甫诗歌在德语世界的传播,奥地利汉学家查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他采用张潘本为底本,拒绝“仿作”而主张逐字逐句的翻译,全译了杜甫的1400余首诗歌,其杜甫译诗采用的是散文体,可以窥见学术型翻译风范。学界对查赫的翻译褒贬有加,但其严格语文学意义上的杜诗全译,无疑构成了国际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杜诗在东南亚的传播述要
  •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人,杜甫及其诗歌受到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东南亚地区各国对杜诗的译介、研究虽未能如欧美、东亚那样取得丰硕的成绩,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条件而形成了某些值得关注的特点。本文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为例,对杜诗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情况进行简述。
  • 《世说新语》诗学文献述略
  •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诗学文献,涉及到《诗经》、诗歌创作、诗论、诗叙和歌谣谚语等。《世说新语》对诗学文献的征引是南朝宋武帝和宋文帝重文的结果。文学独立一馆,《诗经》的世俗化和修史载文的风气,给刘义庆引用诗学文献提供了条件。这些诗学文献不仅使《世说新语》的语言更加精炼,人物个性更加突出,而且受到南朝诗学家的赞同和采用,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诗学的重要材料。
  • 唐诗中的羌笛及其所蕴含和平交融文化内涵
  • 唐诗中的羌笛是羌汉文化交流互动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本文以两唐书等正史文献有关唐朝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民族记载与唐诗相关民族史料数据分析,说明唐代羌汉之间的特殊关系与文化认同。对《全唐诗》中羌笛运用的例证予以全面分析,从唐诗中羌笛概况,包括数量、羌笛曲目以及与其他乐器的比较,着重对羌笛吟咏所蕴基本内涵和情绪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其羌人生活属性相伴的牧笛性质和特有音色,传达出对和平宁静的诉求与对战争的厌恶,以及思乡怀人的幽怨,具有较为普遍的社会意义,易于引起爱好和平而不得的人们深深共鸣。羌笛及其羌文化内涵与中华固有传统文化观念自然结合,产生一种文化上的交融互动,这是它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重要原因,羌笛也因此成为一种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意象,堪称促进羌汉文化融和的经典范例。
  • 梵呗新论
  • 作为中国音乐暨中国音乐文学、中国文学特别是佛教文学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土梵呗向来虽略有研究,但遗留问题不少。本文对中土梵呗的源头及传入情况、梵呗得名原因、各种异称、功用,与印度呗匿的区别等多个方面,作出了较有深度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有一定参考价值。
  • 谢思炜教授《杜甫集校注》简评
  • 作为飘扬在中国历史天空中的一面精神旗帜,杜甫影响早已跨越时空,享誉海内外,杜诗研究也早已跨越了文学领域,长盛不衰。仅注释而言,在宋代就有了“千家注杜”之说。自宋元迄于明清,注家蜂起,版本众多,尤其在南宋和明末清初之际,学界公认的注杜名家和版本不胜枚举。这一方面为研读杜诗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 杜诗“世人皆欲杀”的典源
  • 杜诗《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这是一首思念李白的诗,表达了对李白的崇敬和担忧。对于“世人皆欲杀”一句,历代注家均等闲放过,以为一般句子,并无典故。
  •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杜甫与重庆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 2015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杜甫与重庆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杜甫研究会、重庆市文化委员会、西南大学联合主办,重庆国学院和西南大学文学院承办。此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发布中国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探讨杜甫在重庆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成就。
  • 敬悼傅璇琮先生千古
  • 《杜甫研究学刊》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6年1月23日下午3点14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丙申年“人日游草堂”活动
  • 2016年2月14日上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丙申年“人日游草堂”活动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大雅堂前举行,活动包括“祭拜诗圣”和“草堂唱和诗会”。四川省杜甫学会的专家学者、省内各兄弟博物馆代表、当代著名诗人、海内外诗歌爱好者以及广大市民游客和相关媒体等近千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 詹福瑞教授在成都杜甫草堂作“诗歌与人生”学术讲座
  • 2016年3月25日下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文化名人进草堂”系列学术讲座“诗歌与人生”在杜甫草堂博物馆仰止堂开讲。主讲人为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书记詹福瑞教授。讲座由《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彭燕博士主持。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师生以及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相关业务人员和社会诗歌爱好者等近百人聆听了此次富有诗意的讲座。
  • 《杜甫研究学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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