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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重估马克思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 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的新唯物主义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双重超越,第一次是对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第二次是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唯物主义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与唯物主义对应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灵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打碎了思维与存在在理性基础上的和解,从现实实践出发来把握并改变世界。
  • 辞赋联绵字语用考述
  • 辞赋联绵字的祖述,或以重言拟声仍用、声韵简明不变,或以《诗》《骚》见载、简易相援。联绵字本于音义的形变,或增一字偏旁以使二字整饬,或字无定形而因人所好,或以一篇两用而免重复。本于声韵的形义之变,多援《楚辞》体物语,后世随物赋形,更改偏旁,致使形义转变。转音以变形义,则是基于转音发生的形义转变,从而衍生联绵宇的转音系列。凡此辞赋联绵字的祖述变易,大都出于创作学的语用考量。
  •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新”在哪里?
  • 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来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新唯物主义“新”在它既是“唯物”的,也是“历史”的,还是“哲学”的。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的,在于其所唯之“物”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之物”,而是“为我之物”;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历史”的,在于其“历史”不仅是新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更是新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哲学”的,在于新唯物主义既不是“抽象思辨”,也不是“经验实证”,而是“实践批判”。在此基础上,新唯物主义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为何是历史的且辩证的?
  •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思想的局限,将唯物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域,历史性原则获得了世界观意义,它瓦解了唯物主义本体论抽象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历史性原则的引进,历史实践中介的对象化意义上的对象性存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中的“物”,这个“物”不仅是指作为独特存在领域的历史状态和历史过程本身,而且是指由历史性实践中介的存在物。通过实践概念,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变成了历史的并且辩证的;通过这一转变,形而上学的思辨本体论终结了。历史性、唯物性和辩证性“三位一体”使马克思思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存在论视域: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的历史存在论。
  • 唯物主义概念的思想史考察
  • 在不同理论家那里,“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背后有着不同的理论构架。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阐发一方面具有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启蒙运动传统,另一方面实现了对唯心主义的驱逐以及对辩证法的改造。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辩证法提供了一种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辩证法”,而唯物主义则是作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范畴进入“批判理论”的逻辑话语中。
  • 中国区域经济政策协调的再思考——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手段
  • 在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阶段性背景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对其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中,区域经济政策的协调还有一些障碍因素,表现为区域经济政策理念上的碎片化、思路上的趋同化、执行中的孤立化和目标中的短期化。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大区域治理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我国在亚太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带动作用,需要从协调化定位、差异化规划、具体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以及对政府职能的全新理解等方面来思考和探索。
  • 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 改善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依托资源禀赋逐步达成地区专业化,利用产业集聚实现规模经济将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据OECD制造业分类法可以将制造业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技术产业三类。本文利用1999-2010年省级两位数制造业数据研究了我国各地区的制造业结构优化程度和地区专业化情况,尝试分析了地区专业化对制造业结构变迁影响的机理,提出相应理论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FGLS估计发现,地区专业化将促进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抑制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而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则更多依赖于地方产业的多元化协调发展。
  • 中国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
  • 中国需要一部能够解决当代与未来社会重大问题的民法典。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民法典的立法思路应该是:一、崇尚民法伦理精神,抑制社会伦理的全面下滑;二、立足调整全部民事主体,将各类社会主体和财产、各类社会组织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全部纳入民事法律调整范围,要重构法人制度;三、正视民法和商法的差异性,尊重商法的独立性,并以此赋予商人更广泛的权利,保持社会经济的创造力,同时赋予商人更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将社会创新与营利行为纳入合理有预的法治轨道。
  • 论我国《民法典》立法背景下商行为的立法定位
  • 我国在《民法典》立法背景下总纲性商法规范的立法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商行为的立法定位即为其中之一。尽管法律行为乃商行为的制度基础,但因商行为具有不能为一般法律行为制度所包含的特殊性,故只有单独确立商行为制度,才能妥善调整基于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通过我国商法学界关于商行为界定方式的检讨,可以确定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迫切需要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法律体系及市场经济实践,确立我国总纲性商法规范中商行为的概念及其界定方式。鉴于可立足于我国现有立法资源将“经营者”作为我国商法中商人概念的替代性概念,故可考虑将“经营行为”概念作为我国商法中商行为的替代概念。
  • 民法典抽象技术的逻辑与路径
  • 德国潘德克顿模式下“提取公因式”的抽象技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不断被运用,贯穿于民法典的总则与分则之始终。抽象技术运用的基本逻辑在于,以典型法律关系为“标杆”,如买卖作为最典型的契约关系,抽象层次逐渐叠加,进而形成了具有逻辑性、体系化、简洁化的民法规则,这就是民法典的成型脉络。不同的抽象路径造就不同内容的民法总则,抽象技术会对民法典的编纂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法律行为制度既是抽象技术的产物,也是民法典编纂的核心内容,体现出抽象技术既有建构规范体系的技术价值,又有构建法律制度的应用价值。顺应传统善用抽象技术,有利于实现倡导私法自治的民法典编纂之初衷。
  • 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
  • 15至17世纪前半期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个时期,东亚世界(即亚洲东部地区,包括通常所说的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的国际贸易有长足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种类、不同身份的商人都卷入其中,使得这个贸易呈现出多姿多彩、扑朔迷离的面相。这些商人具有多重身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因此,以这些商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各个方面情况进行探讨,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东亚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中共革命时期选举策略转换分析
  • “主权在民”、普选制是中共革命时期始终不变的追求,但与对选举价值认知的“常”相比,实践中的选举策略则表现为“变”。建党之初中共提出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国共合作期间实施了“革命的议会行动”;苏维埃时期转而实行阶级话语下的选举策略;抗战期间则强化民族主义话语下的选举策略;1947年转入战略反攻后,中共调整民主联合政府话语下的选举策略,逐步释放阶级话语。当然,转换并不意味着断裂,中共选举策略在“变”的同时,也坚守其必要的“常”:坚持党对选举的主导权;选举策略的制定取决于特定时期中共阶段性的政治目标;阶级话语一直是其制定选举策略的根本依据,但在不同时期阶级话语彰显的强度有异;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自民意机关,而民意机关代表的组成离不开选举。“变”也好,“常”也罢,选举都是中共革命斗争的“法宝”之一。
  • 侵华日军南京暴行与美国抵制日货运动
  • 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前后令人发指的暴行传到美国后,美国民间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运动,1938年2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有半数以上的民众支持这一抵制运动。传教士多年在美国培育的亲华意识和美国民众对侵略战争受害者中国的同情是抵制日货运动产生的前提;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卷入外国战争的孤立主义思潮与对日军南京暴行的厌恶是美国民间抵制日货运动产生的重要成因。一年(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的抵制日货运动造成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普通民众可以辨别产地的商品损失23.6%,更重要的是抵制日货运动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拉开了美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序幕。在很大程度上,抵制日货运动实际上是之后由美国政府实施的经济制裁的预演、准备和实践。
  • 《赋谱》释要
  • 《赋谱》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唐代赋格,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回传至中国,主要内容包括律赋赋句论、律赋结构论、赋题论三方面。其总体思路与后世的赋格颇为相似,与赋话则差别很大。《赋谱》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是对律赋赋句种类的划分和分析,对赋句组合规则的探讨说明,它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后世的同类著作。《赋谱》划分律赋结构时所用到的头、项、腹、尾等术语,在唐宋两朝曾广泛地运用于中日各种文体当中。《赋谱》所论带有人为规定的性质,其根本是出于科举考试的要求;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晚唐律赋的创作风〉--j密切相关。
  • “汉学主义”引发的理论之争——兼与张西平先生商榷
  • “汉学主义”是一个关于汉学、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的理论,也是一个主要由国内外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批评理论。但由于汉学主义理论的最初灵感来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再加上早期的汉学主义实践基本遵循了后殖民的路径,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以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理论参照系而对汉学主义予以审视,并据此对汉学主义理论的不足和有待改进之处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引出了一些对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汉学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是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是不是二元对立的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的提出者对东方主义的局限有没有自觉反思?汉学主义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汉学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理论?汉学和中国知识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范式?围绕这些批评意见引发的问题开展探讨可以厘清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等理论的关系问题,并反思汉学研究、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范式问题。
  • 认识如何可能?——从有部到经部的佛教认识论思想考察
  • 认识论并非西方哲学的专利,在同属印欧语系的印度佛教哲学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源远流长的认识论传统,认识论问题也是推动古印度佛教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唯识前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有部在认识论上取“实在论”的“符合论”立场,认为凡认知的对象都是实有的,并以此来证成其“三世实有”说。分别说系与譬喻师(经部师)则认为“识可缘无”,过去与未来的认知都属“缘无之识”,由此反对“三世实有”而立“过未无体”。经部进一步提出“带相”说,认为不仅“缘无之识”根本就不需要有外部对象,而且“缘有之识”的生起虽以外界极微的作用力为前提,然而被认知物的形成更在于心识的主动统合,外界极微本身不能被认知。印度佛教从这种类似“批判实在论”的立场进一步推展,便可引发出其后来的唯心论(唯识学)转向。
  • Abstracts
  • 货郎图(明代)
  • 以货郎为主题的风俗画初现于北宋并逐步流行,至南宋时达到鼎盛。上图为明人仿南宋谢异画货郎图册中的“春景图”,另有夏、秋、冬景各一,合成四幅,每幅纵27厘米,横27.5厘米。绢本设色,均以雕栏玉砌、花木映衬的庭院为场景,表现卖货郎以各种小商品逗诱孩童的快乐情景,只是通过人物的着装、时令物品和不同的花木来表现不同的季节,风格统一,浑然天成。
  •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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