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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劝百讽一”——明清艳情小说与汉大赋结构类同问题初探
  • 汉大赋和明清艳情小说结构极其相似,都存在“劝百讽一”的写作策略。前者“铺彩搞文体物”,讲究感官物象的铺陈和华美词采的罗列;但在《毛诗序》的传统以及赋作者“见视如倡”的身份定位这两重压力之下,借重黄老之道的政治理想,为赋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后者对性心理、性活动进行了感官色彩强烈的描写,但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猛烈攻击和小说“劝善惩恶”的传统,却发展出“以淫止淫”的流行观点,并发展了三种结尾模式,分别在儒家思想和释、道二家思想那里得到支持。
  • 论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续书的关系
  • 读者是影响明清通俗小说续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关于古代小说续书的研究成果较多,不过,关于读者与小说续书关系的研究,学界多从大团圆结局的角度予以考察,而就其他方面的探讨明显不足。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一,读者与通俗小说续书的编刊目的和动机关系密切。二,读者直接影响通俗小说续书的人物形象塑造。三,小说续书在情节结构的改造、安排诸方面,也有读者因素渗透的结果。
  • 关于“关羽文献”中的关羽书信
  • 关羽崇拜起源于隋唐时期,至明清时期成为全国规模的文化现象。随着关羽崇拜的扩大和普及,元代以后,陆续地出现了收录关羽的传记、传说、相关遗物,以及有关关羽的评论和称赞关羽的诗词等文献。这种文献在本文中叫做“关羽文献”。本文以“关羽文献”所收录的关羽书信为研究对象。由于找不出资料来证明这些书信是关羽亲笔所写,从而可以推断出这些都应是后人所伪托。虽然这些书信是伪托的,但分析这些可以弄清有关“关羽文献”和关羽崇拜的很多事情。本文先探讨各封关羽书信的内容、出处、后人评价等,然后阐述关羽书信出现的原因,以及“关羽文献”收录关羽书信的状况与“关羽文献”类型的关系。
  • 新论《三国志演义》中论赞诗文的演化
  • 从明代嘉靖壬午年(1522)《三国志演义》的刊刻问世,至清代毛宗岗评本的改正定型,这部小说中的论赞诗文在其间经历过两次大的改换过程。第一次是署名周静轩的诗歌和书坊主撰写的评论性语段在“志传系统”本中大量涌入,第二次是毛宗岗对旧本所有论赞诗文的删汰和改换。由于论赞诗文在小说文本中所承担的评价历史和教育读者的功能,这两次改换都与小说传播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或调整相关,反映了不同主体的参与过程和他们对小说意义的不同定位。周静轩诗歌和书坊主评论的涌入,可被看成是“志传系统本”《三国志演义》对多层次接受者之思想观念的兼收并蓄,是其阐释空间被一次次扩充化的过程;而毛宗岗对既有论赞诗文的删减改换则体现的是儒家正统观念对既有观点的一种“规范化”的调整。
  • 清宫“水浒戏”的传播——以《忠义璇图》为核心
  • “水浒戏”是小说《水浒传》十分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清代宫廷大戏《忠义璇图》是目前现存的最早将小说《水浒传》全面改编为戏曲的传奇。它从多个角度对《水浒传》进行改编。其改编方式虽抄录旧有传奇,亦形成自己的特色。它的演出情况及对《水浒传》传播的影响。
  • 追求、孤独与殉道——《水浒传》宋江的性格特征
  • “投降派”、“奴才”、“忠义”、“两重性格”等众说,只是宋江性格某一方面抽象化的脸谱,并不足以说明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水浒传》中的宋江实际上是一位典型的士人,始终以道自任,把拯时救世、恢复良好社会秩序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尽管宋江的追求既不被朝廷所了解与接受,又不为梁山上兄弟所理解与拥护,但是宋江在孤独中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在自身合法性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试图抗衡、规范他所认同的君父秩序与等级模式,追求人间的公正、合理、社会秩序的稳定,直至献出生命,成为一名孤独的殉道者。
  • 《西游记》悟空拜师学艺本事考索及其他
  • 悟空向须菩提拜师学艺情节,当是由禅宗六祖慧能之事移植、演化而来。这一人物的塑造,乃是禅宗所谓“昔见化身,不离自性”的形象化解读。其求学经历的描写,也可能参照了明代思想家王艮的事迹。在《西游记》所展示的画面中,既有儒、释、道思想不同程度的折射,也有市民阶层要求摆脱束缚、追求个性自由意识的渗透,还深蕴进作家本人寻觅出路而不得的困惑、彷徨与焦灼。忽略了对当时文化语境的多方位观照,就难以捕捉《西游记》的思想倾向。
  • 论《金瓶梅》建国前传播与接受的价值取向
  • 一部文学作品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金瓶梅》在其建国前的传播接受史上,对其价值取向呈现出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肯定其价值的,又有审美艺术价值、伦理教化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等不同的取向;否定其价值的则主要着眼于其淫秽描写方面。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学观和道德观是主观方面的原因;《金瓶梅》内容自身的复杂性及社会文化思潮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对这些现象和原因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对于更好地把握和实现《金瓶梅》的多重价值,避免价值取向的扭曲,具有重要意义。
  • 论《梦红楼梦》的“欢欣”
  • 《梦红楼梦》是蒙古作家尹湛纳希十八岁时用蒙文创作的章回体小说,现只存残稿两回。此书为弥补《红楼梦》中宝玉与黛玉不得结合的遗憾,专书二人云雨性事,因此,被目为禁行的淫书,直到1998年才由台湾初次印行,大陆至今未予面世,研究该书的因而少之又少。本文将之视为少年尹湛纳希文学创作的起步之作,立足于分析他对《红楼梦》的认同与选择,认为《梦红楼梦》是对《红楼梦》的翻转,不宜简单地归入淫书一类。
  • 试辨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回前回后评的作者
  •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是现存十一种脂本中较为重要的本子,存有大量独有的回前回后评。红学界对这些独有评语的作者到底是谁,还没有论证。本文以戚蓼生《石头记序》和独有回前回后评为基础,通过五个方面的分析对比,论证戚序本独有回前回后评的作者就是戚蓼生本人。
  • 曹雪芹的诗学取向
  • 《红楼梦》一书多次描述了大观园才女们结社吟诗的风雅趣事。在创作过程中,诗家的观念与风格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林黛玉与薛宝钗最具代表性,她们的诗论分别体现了“风流别致”和“含蓄浑厚”的艺术追求。面对两种迥异的诗风,作者的态度是有所侧重的。从文本切入,结合作者、脂批、时代背景和诗歌发展历程等其他要素,可以看出曹雪芹鲜明的诗学取向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之处。
  • 论王伯沆评批《红楼梦》之“运诗词意入白话”
  • 《红楼梦》评点中,王伯沆对《红楼梦》语言成就的研究是非常突出的。不仅有大量评语论到小说语言的很多方面,还给予一些富有价值的理论阐发,“运诗词意入白话”就是其中一“说”。王伯沆从小说语言雅化的角度,肯定《红楼梦》对诗词意境的艺术再现;而且比起“诗意”,更注重小说语言对“词意”的再现。这一认识在《红楼梦》评点中是比较突出的,对明清以来小说语言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内容。
  • 林黛玉“芙蓉”花签考辨
  • 高蟾“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是《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芙蓉”花签所本。唐代,秋荷具备了超迈自得而又夹杂清苦的人格化内涵;木芙蓉是典型的南国花卉,北方稀见,其人格象征意义也一直到北宋才生成。高蟾诗中的“芙蓉”只可能指荷花。中国花卉文化中,木芙蓉和荷花、牡丹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红楼梦》中薛宝钗抽得“牡丹”花签,林黛玉的花签则应该略逊于牡丹;牡丹与荷花的比量符合薛、林二人在《红楼梦》中的定位。“阆苑仙葩”的“仙葩”在中国神话中也是指荷花。所以,林黛玉的“芙蓉”花签应该是荷花。
  • 论《聊斋志异》中狐作祟现象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内涵
  • 两汉以来,我国文献典籍中记载了许多狐作祟现象。明清时期是中国狐文化鼎盛时期,《聊斋志异》中就有许多狐作祟故事。《聊斋志异》中狐作祟主要有性蛊惑、恶作剧、报复行为、善意捉弄等形式。与传统记载相比,《聊斋志异》中狐作祟展现出体系化、成熟化、理性化、世情化等新特征。《聊斋志异》狐作祟故事还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汉代以来狐崇拜妖兽化的推衍和发展,是民间信仰中巫术文化渔财猎色的反映,包含了人类自我力量的展现和确证.其中的人狐关系最终走向了融合与超越.
  • 《聊斋志异》故事情境的追叙艺术
  • 追叙是《聊斋志异》重要的叙事手段。蒲松龄继承了传统追叙的一般用法,但创新并拓展了追叙的使用情境,使追叙不仅具备了陈述往事、补足信息、实现全知叙事的功能,而且具备了印证事件的逼真性以实现幻奇叙事、远溯起因或铺垫将来、铺设背景以评陟人情世态等功能,从而对文言小说的追叙叙事功能作了总结和创新,提高了文言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 试论晚清翻译小说与林纾的贡献
  • 晚清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翻译小说的规范也有一个建立的过程。其中尤以林纾的贡献较大,他在多方面借助翻译小说,开拓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
  • 也谈《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兼论陈森的生卒年
  • 关于《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作者陈森的生卒年的考证,也只是作简单的推测,而无有力的证明材料。本文通过对一些新发现材料的解读,欲重新考查《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品花宝鉴》前十五回成书于1828年底,1829年自京去粤西,八年后,1837年回京参加是年乡试,于途中完成第二个十五回,1837年落榜后于是年腊底继续创作《品花宝鉴》,五阅月而成,脱稿于1838年。陈森的生年大致在1798年前后,卒年不晚于1857年。
  • 《野叟曝言》与清代才学小说
  • 才学小说是清中叶兴盛的一种小说类型,它具有小说类型的兼具性、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内容情节的奇异性等文体特征。《野叟曝言》是此类小说篇幅最长的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这些特征也就最为典型。《野叟曝言》之类的才学小说在清代如此兴盛,这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以及不幸文人的心态这三个方面。
  • 三现身故事之流变及其影响
  • 《三现身》尽管违背了后世侦探悬疑小说的一些通则,但仍有可圈点之处。相比之下,在情节上脱胎于《三现身》的《清风闸》却显得乏善可陈。清代文言小说领域中出现了《三现身》故事的仿作与改作,从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折狱小说与刑名案例之间的互动关系。至近代,高罗佩又将此故事组织成结构精巧且有一定内涵与容量的作品。而这一系列故事在情节上均承自“三言”,这一故事情节本身足以代表“三言”的成就与高度。
  •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著者为冯梦龙考论
  •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作者有冯梦龙、陆云龙两说,陆云龙是峥霄主人,是本书的刊刻者,但不是小说作者。依据峥霄主人《凡例》第五则等文献信息,小说作者当另有其人,再联系冯梦龙经历、游踪、思想、创作诸方面予以考察,有若干理由可以论定冯梦龙就是《斥奸书》的作者。
  •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宗教观念及作者浅议
  •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主要思想倾向为弘扬佛教,特别是集中宣扬了净土宗、密宗及禅宗教义。但同时,《诗话》中也存在着一些关于佛教的常识性错误、对佛教人物宗教心理及行为的错误认知及某些非佛教文化内容,证明《诗话》的作者很可能并非寺院的讲经僧人,而是世俗社会对佛教有一定程度了解但又知之不深的一般说话艺人。《诗话》应该是宋代说话艺人在唐五代俗讲僧人创作的《大唐三藏取经变文》的基础上,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一部说经话本。
  • 鲁迅与明清小说研究
  • 鲁迅与明清小说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涉及层面极为广泛的论题。本文拟从鲁迅对明清小说的学术研究,鲁迅小说对明清小说思想及艺术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突破,以及鲁迅运用明清小说作为资源应用于其“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诸方面,对二者的关系作一梳理与探讨,并将此置于当下的文学与文化语境中,探寻其间的承继与延展,以期对当今的文化批评和建构有所裨益和借鉴。
  • 吴圣昔的明清小说研究和《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
  • 吴圣昔同志是明清小说研究的前辈和中坚,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广。《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创刊时,他任常务副主编,是当时唯一的副主编(主编是盛思明院长兼任),主持刊物常务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在从事期刊工作同时,不断开展研究,研究是两个方面,一是文论,
  • 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郭豫适先生及其红学史研究
  • 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是第一部研究红学发展史的专著,也是新时期第一部古典文学学术史专著。郭先生之能成为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乃在于他有着可贵的学术品格:勇于开拓,实事求是。这诚然是老生常谈的八个字,郭先生却以他坚实不倦的学术实践,对此作了独到的阐释,而在他的红学史专著的撰写中,尤有集中的体现。
  • 1997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著简目
  • “劝百讽一”——明清艳情小说与汉大赋结构类同问题初探(高永东)
    论读者与明清通俗小说续书的关系(蔡亚平)
    关于“关羽文献”中的关羽书信(伊藤晋太郎[日])
    新论《三国志演义》中论赞诗文的演化(裴云龙)
    清宫“水浒戏”的传播——以《忠义璇图》为核心(康小芬)
    追求、孤独与殉道——《水浒传》宋江的性格特征(宋金民)
    《西游记》悟空拜师学艺本事考索及其他(赵兴勤)
    论《金瓶梅》建国前传播与接受的价值取向(王平)
    论《梦红楼梦》的“欢欣”(张云)
    试辨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回前回后评的作者(徐军华)
    曹雪芹的诗学取向(章琦)
    论王伯沆评批《红楼梦》之“运诗词意入白话”(李冬红)
    林黛玉“芙蓉”花签考辨(俞香顺)
    论《聊斋志异》中狐作祟现象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内涵(付岩志)
    《聊斋志异》故事情境的追叙艺术(尚继武[1,2])
    试论晚清翻译小说与林纾的贡献(袁进)
    也谈《品花宝鉴》的成书年代——兼论陈森的生卒年(姜秋菊)
    《野叟曝言》与清代才学小说(秦川)
    三现身故事之流变及其影响(林嵩[1,2])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著者为冯梦龙考论(王猛)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宗教观念及作者浅议(王丽敏)
    鲁迅与明清小说研究(吴金梅[1,2])
    吴圣昔的明清小说研究和《明清小说与中国文化》(王同书)
    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郭豫适先生及其红学史研究(钟明奇)
    1997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著简目
    《明清小说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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