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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客观而真实地展示了封建专制制度下无官不贪的社会现实，皇帝昏庸无能，奸臣结党营私，编织了一个个家族式腐败网络，朝廷高官公然干预司法，地方官吏贪赃枉法。贪官污吏为所欲为，善良的人们在走投无路之时，只能奋起反抗，当反抗的星星之火一旦成为燎原之势，农民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奸臣把持朝政，排斥异己，选官制度的腐败导致一些被弃用的能人选择“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危险路径。宋江起义，希望消灭贪官，清除奸邪，最终以失败告终。宋江等人的失败是必然的，皇帝和贪官为专制制度利益共同体，一旦反贪的行动危及其利益即统治地位时，一定会动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即使宋江等人革命成功，也解决不了官吏的贪腐问题，只不过用一群贪官替代了另一群贪官。《水浒传》堪称一部深刻的反贪小说。

《金瓶梅》与“三言”大致是同生共长于明末同一历史时空的两种世态人情小说，彼此之间存在着选材影响和文本渗透等问题。我们在讨论二者之文本关联时不宜过于拘泥于以刊刻时间先后论定谁影响谁或谁不可能影响谁。通过诸多相似雷同的文段、文墨以及评语比对，我们深深感到《金瓶梅》大批量地吸收了“三言”文本，这表明它们之间存在血脉相连问题。这种紧密的“互文性”必然有一个前提，即《金瓶梅》诞生之初，“三言”已经基本定稿或者成竹在胸。《金瓶梅》与“三言”之“互文性”缘于冯梦龙对二者文本的经营。

关于“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儒林外史》注释琐谈

汤奉所云“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建文谕诰中便有此语，注释中补出此节，可使作品的现实感更为突出，并借此例说明注释确是“水磨工夫”。

明清小说插图设计中构图的视觉隐喻研究

明清小说的插图在完成审美功能的基础上还承担了补充书籍内容和传达文化意义的作用，为实现这些功能，其使用的重要手段便是视觉隐喻，除图形、色彩外，其构图手段脱胎于传统中国画的构图规律，兼具美感和象征意义，在丰富画面布局的同时，主动有意识地将作者的意图植入插图中，并呈现特定的视觉氛围，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视觉隐喻，成为明清小说视觉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古代小说韵文成因探析

小说韵文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小说韵文的形成原因除林辰、钟离叔所论及的古代文学韵散结合传统、说唱文学的影响、小说发展的阶段性三个因素外，文章着重论述中国史传的影响、主流文体的影响，以及作家的主观文学素养对之产生的重要影响。至晚清，随着小说文体的演进，作家文体观念的增强等因素，诗歌逐渐淡出小说这一文体。

刘永福系列时事小说的版本演变

刘永福系列时事小说是晚清小说在西风劲吹下发出的第一声呼应，其勃勃生机预示着平民文学的时代曙光。该系列优先关注市场销售法则，在艺术上既有急就章的缺陷，也拖着旧小说的沉重尾巴，对此后时事小说的创作与销售有着双重影响。厘清该系列的版本演变，比较同类作品的初生状态与题材辐射，有助于理解晚清社会转型背景下时事小说的生发机制。

“文一图”视域中的关羽形象分析

关羽是《三国志演义》着力塑造的名将形象之一。然而，关羽形象的形成却历经了数百年漫长的过程。文章从建构关羽形象的若干核心艺术要素，诸如美须髯、重枣脸、绿战袍、青龙偃月刀以及赤兔马出发，通过对诸要素之来源与蕴意的梳理分析，论述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同时，结合历代重要的关公题材画作，以及插图本《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绣像，通过“文一图”比对，从“文”与“图”两个维度分析论述了关羽形象的文化蕴意。

从货币信息看《水浒传》研究中的问题

《水浒传》中蕴含着无比丰富的货币信息，但这些信息混乱无比。今人运用这些信息推断《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虽然是可行的，但因为对《水浒传》中货币信息的混乱程度认识不足，所以往往存在着误解与疏漏。联系《水浒传》的成书特征来看，《水浒传》在具体情节的组织上出现大量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今人如果对《水浒传》的这一特征认识不足，对小说不能通贯全篇地详查细节，而是将小说与现实对号入座，或想当然地进行臆测，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势所必然。

《金瓶梅》“欣欣子序”系杭州书商鲁重民所作

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它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第二代“崇祯本”《金瓶梅》）一样，都是武林（杭州）辉山堂刻本，辉山堂的老板是鲁重民（字孔式），“廿公跋”的作者是鲁重民，“欣欣子序”亦鲁重民所为。

《红楼梦》与如皋

本文根据目前的《红楼梦》作者研究现状，否定了部分人持有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系李渔、冒辟疆说，并就《红楼梦》中如皋文化和方言的体现，进一步确定了《红楼梦》与如皋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论证了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并尝试推导出《红楼梦》原作者应为曹寅养子曹颜。

从《红楼梦》联句异文看修订者文学思考

《红楼梦》中有两首联句（《芦雪广即景联句》《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这两首联句存在大量异文。异文的产生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形讹、音讹、倒文、脱文等造成的异文；另一种是由不合格律诗平仄、对仗要求，或者从“炼字”角度考虑修订诗句而产生的异文。后一类异文，并非由抄手误抄、误认或印刷过程中的排版问题造成，而是包含有修订者的文学思考。他们在修订文本的过程中，遵循力求符合格律诗平仄、对仗要求，讲究选词炼句等修订原则。

论蒲松龄之“孤愤”说

关于蒲松龄提出的“孤愤”，现有研究聚焦于“愤”，对于“孤”则相对忽视，实则二者密不可分：作者是以个体的关系之孤、环境之孤、不公之孤三种形式，全面展现和表达时代之“愤”、社会之“愤”，通过想象和虚构来祛孤泄愤，以此来获得现实中不可实现的替代性满足，实现个人价值。蒲松龄的“孤愤”说，是传统“发愤”说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清初小说创作刻画现实的深刻程度和以艺术改造世界的高超水平，对后世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新刊分类江湖纪闻》前后集二十四卷本考述——以大连图书馆藏稀见钞本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大连图书馆所藏两种稀见《新刊分类江湖纪闻》前后集二十四卷日本钞本和二卷日本节抄本的介绍，揭示了《新刊分类江湖纪闻》二十四卷本的真实面貌，并通过这三种钞本与通行影印本比较，指出《新刊分类江湖纪闻》二十四卷本系统来源于元碧山精舍在原十六卷基础上的重编本，翠岩精舍也曾重编刊刻，这两种版本系统历代史志书目都没有予以著录。因此，在《新刊分类江湖纪闻》的整理与研究中，大连图书馆所藏钞本有着重要的版本价值。

略论《艳异编》的版本

王世贞编选的《艳异编》当为45卷，刊印后出现众多精选本及效仿的内容不同的《艳异编》。这些传世本可以分为三大系统：一是45卷本系统，包括《艳异编》45卷本、《新镌玉茗堂批选王奔州先生艳异编》40卷本和《玉茗堂摘评王弁州先生艳异编》12卷本；二是不分卷系统，包括57卷本和53卷本《艳异编》；三是12卷本系统，包括国图本《艳异编》和《安雅堂重校（古艳异编）》。只有45卷本系统可归于王世贞名下，其他系统的本子盖为书坊主所为，不能题署王世贞编选，这应引起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界的重视。

《封神演义》的神性思维与散文艺术

从神学的角度看，《封神演义》是一部道教的早期教派斗争史之叙事学表达。在叙述教派斗争的时候，作者以较多的笔墨刻画了道教诸神的性格成长。就早期教派斗争史而论，《封神演义》具有浓郁的史诗意蕴。就道教诸神的性格成长而论，《封神演义》具有浓郁的平话意蕴。《封神演义》是一部介于史诗与平话之间的著作，其叙述方式具有文类的交叉性。《封神演义》的散文艺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史诗与平话语言的奇幻性、明代民间口头语的质朴性，以及道教神哲学语言的明晰性。

别样的想象：《乾隆巡幸江南记》的“南巡”书写探析

晚清侠义公案小说《乾隆巡幸江南记》，描写了民间喜闻乐道的乾隆下江南传说，它凭借后世改编的曲艺、影视等媒介，流播甚广。小说将乾隆帝塑造成文武全才型的侠客，受神灵护佑，能降妖除魔；将其微服南游描摹成除暴安良、察贤选能、娱游山水的过程。小说借鉴了乾隆六次南巡的素材，却与史实“面貌”迥异，它将南巡侠义化、娱乐化、传奇化。之所以造成如此“别样的想象”，根源在于文学、历史的性质差异。当然，宏观上看，它还源于时代思想的局限；从小说自身看，它受到了此前英雄传奇、侠义公案小说发展的深刻影响；它保留了说书话本的痕迹，反映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审美心态，但受限于参与创作的说书艺人、书商们的知识修养。

《唐人说荟》书名编者考

现存的《唐人说荟》各版本中，书名编者一直未能统一，出现了一书两名、著作权分属多人的情况，故而在目前各大书目和馆藏目录中，《唐人说荟》的书名和编者的著录情况十分混乱，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察和梳理《唐人说荟》（包括《唐代丛书》）的现存版本，比较不同版本的著录情况，辨析各版本的内容和序跋，如此才能考证出《唐人说荟》确切的书名和编者，并找出造成书名、编者变化的原因。

2012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著简目

1．小说史话／周中明、吴家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源流／安东仕／辽海出版社 3．中国历代小说／苗壮／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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