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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科学研究
  • 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征程,这是人类历史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运动,对社会科学研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体系,显然不能够有效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这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所面对的对像和所要承担的任务的变化,因此需要从现实出发致力于社会科学的重建。中国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开始恢复社会科学研究的,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已有的成果并应用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时间点上恰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相契合,这又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学习和借鉴,而是需要走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 对于中国哲学之过去和将来的思考
  • 哲学的作用主要在“慎终追远”,在对“(过去)历史”和“(将来)目标”进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审视。中国哲学传统最终形成儒、道和佛家三足鼎立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又为中国哲学传统的形而上创新提供了可能。中国哲学始终坚持“存在论”的思路,努力在时间的“绵延”中,使“存在”成为持续的,亦即真正的“存在”。中国哲学常常从“历史”中寻求“存在”的根据,在欧洲哲学的视野里,这种“超越性”就显得不彻底;其哲学的“理念”也难以建构出一个“现实”的“理念世界”。但是以此来“规范一引导”“现实世界”,或许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在欧洲哲学精神发生变革的当今时代,拥有深厚古今传承的中国哲学,应当在哲学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不是请回上帝,而是多元一体
  • 中国有上帝,但中国的上帝与西方的不一样。西方上帝与人的关系是超越的、断裂的,而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天人互益的关系,是连续的,彼此没有超越性,更多地体现出人的自由纬度和人的自由性。所以,中国传统的天道比西方的上帝更具包容性。未来中国民族文化重建并不靠请回上帝来完成,而是在人性与天性中寻找平衡,建立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是我们向基督教文化学习时应该有的态度,也是儒学重建的一个努力方向。
  • “文明”,如何植入“社会”——“人文精神一公共政策一社会文明”的战略理念
  • 社会关系文明是社会文明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结构,是当前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前沿课题,而社会信任,准确地说,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信任是其焦点,也是社会文明提升的突破口。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正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演进。为此,应当实行“人文精神一公共政策一社会文明”一体化战略,以人文精神作为社会文明建设的根基,透过公共政策,将人文精神,进而将“文明”植入“社会”。这一战略包括一个理念三大工程,即提出“学会在一起”的理念和口号,增强和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理解力;实施诸群体之间的“社会理解工程”,推进伦理信任;实施“生态决策工程”,建立“文化一经济一社会一政治”四位一体的生态性的决策咨询系统,建立公共政策的人文评估机制;实施“底线防控工程”,在对弱势群体进行物质援助的同时,进行精神援助。
  • 对张爱玲热的文学考察与文化反思——张爱玲的艺术创新及其难以跻身大师的原因
  • 从《色戒》的上映到长篇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出版,张爱玲热此起彼伏,甚至由张爱玲热演变成文化汉奸胡兰成热。热到发昏时,就不时会有张爱玲超过鲁迅的呓语。她的短篇小说《色戒》也被说成是好作品,长篇小说《小团圆》被说成是张爱玲创作的集大成者。那么,纯粹从学理上看,张爱玲的艺术创新之处在哪里?她艺术上与思想上的局限又在哪里?为什么她难以取代鲁迅跻身艺术大师的行列?张爱玲热的文化根源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细察。
  • 论墨子“正义”理念的现代意义
  • 在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维度上,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别相恶交相贼”的正义理念都包含着一些原创性的因素,不但强调了正义旨在止恶的底线功能,而且还潜含着不坑害人的人权意识,尤其彰显了强不执弱的平等观念,其深刻性甚至超过了当代西方的有关学说,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汲取。
  • 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
  • 就地城镇化指农村的就地改造和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有三种典型模式: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城镇化;地方精英带动的村庄城镇化;外部资源注入的乡村城镇化。其动力因素包括产业培育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土地的资本化、地方精英的资源整合作用、交通机动化的影响以及农民返乡意愿等。它是在具备诸多动力因素和条件下实现的,如果人为地推动村庄改造、村民上楼、造城运动,这样的城镇化是难以成功的。
  • 村庄生计研究:历史脉络和当代情境
  • 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年轻一代乡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心理需求、流动中的乡村居民其内心情感世界中源于乡愁的地域内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前提下,对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较高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怀疑和颠覆,构成了挑战“城乡二元性”的三重社会心理认知现实。这为我们预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趋势,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证据意义的心理支持。而发生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型的现金内部循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新型代际分工、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扩张等社会变迁趋势,构成了我们观察乡村生计的新的窗口。
  • 心理区隔化与现代人格的非整体呈现
  • 伴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民众的心理状态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它集中体现为各种“现代人格”特质的逐渐孕育。与此同时,受到诸多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社会认知又表现出鲜明的“心理区隔化”现象,其现代人格的彰显流露出明显的“非整体性呈现”状态。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基层民众社会认知“现代转向”的普遍样式,即某种“冲突型”现代人格的自我培育过程,它是中国特殊社会发展历程的自然产物。
  • 微信朋友圈的人际互动分析——兼论微生活方式的兴起及治理
  • 微信朋友圈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将线下关系拓展到线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其人际互动实际上属于符号互动,经历了刺激一解释一反应这样一个传播过程,包括两两互动模式、单中心星状互动模式、多中心网状互动模式三种互动模式,它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微生活的兴起。对朋友圈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符号互动论的研究领域,而且对微生活会有更自觉的文化认知,从而有助于微生活问题的克服与社会治理。
  • 国家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维度
  • 国家本身就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因此,国家的治理必然地包涵着地理空间的谋划。回顾历史,中国在泰代便开始在国家治理中加入了政治地理空间的规划,此后,这样的地理空间规划一直以把疆域的边缘即边疆与核心区分开,采取不同方式治理,并在延续中逐步完善。今天,中国的地理空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的发展和治理已经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地理空间场域中,传统的将边疆与核心区分别加以治理的地理空间规划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地理空间维度,加强地理空间的谋划,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显得十分紧迫。
  •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政治影响、政治空间与防范
  • 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犯罪本身并不完全是社会问题,也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根源。“打黑除恶”,必须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特别是必须从政治和政权角度“正本清源”。
  •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美丽中国建设
  • 在生态文明视角下,美丽中国是自然之美、社会之美和人心之美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为科学理解美丽中国的目标内涵与建设要求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指南。
  •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释读与构建
  • 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的兴起是建设责任政府和生态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问题的隐蔽性和长期性,我国现行党政干部任职的短期性和流动性特征,使破解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失职与失责以及责任追究成为难题。构建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政府的生态责任心、生态公信力、生态公平性以及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但是,目前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启动标准不确定,追究主体、追究对象、责任承担形式均不明晰,配套制度也不完善。政府生态责任终身追究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恶”与“人性善”假设的统一,其制度建构则要达到启动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追究主体的分工与合作的统一、追究对良的分别担责与共同担责的统一、责任承担形式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统一以及制度建设的阶段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 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安排、现实状况与争议焦点
  •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官员因问责而去职已成为常态,而与此相关的是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在制度安排上,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存在相应的法规政策规定,但其完善性和合理性存在缺陷。在现实中,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制度规定,但也存在违规违纪现象,存在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难以判断是否违规的环节。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对于被问责官员是否可以复出以及应该如何复出的争议。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被问责官员的合理复出需要完善并严格执行系统的制度安排,更需改革与此相关的体制机制。
  • 相对集中许可权实践中的误区及出路
  • 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的机理并不相同,因此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实践不能机械地套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现成的经验。实践中将享有行政许可职权的部门集中至行政服务中心的做法是行政许可集中而非行政许可权集中,而一个部门行使其他部门行政许可权的探索中又普遍存在只集中行使行政许可实施权而分散行使后续监管权的情形,并且行政许可实施权的集中行使往往是绝对集中而非相对集中。只有正视并妥善解决上述问题,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实践才能正常有序地开展。
  • 交通规划民营化及其法治建构
  • 交通规划民营化不仅有其特定内涵以及特有的民营化模式,而且基于现实与理论的双重驱动,以及裁量权的理性回归与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入推进,该项制度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在制度构建层面,为了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彰显该制度的功效,需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对所涉主体的权利(权力)义务(职责)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实体上,应当推进交通民营化政策规范的制定,建立交通规划民营化管理委员会,明确交通规划民营化的适用条件,并确立监管交通规划民营化的法律依据。在程序上,还应在规划准备、草案拟定以及规划确定三个阶段予以具体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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