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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历史中的小说和小说中的历史——说宗教和文学两种不同语境中的“秘密大喜乐禅定”
  • 藏传佛教曾在元朝宫廷广为流传,《元史》等官修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将这段已被小说化了的历史进一步戏剧化和小说化,遂使藏传佛教沦为“淫戏”和“房中术”的代名词。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厘清汉文化传统中有关元代宫廷所传藏传密法的记载从小说到历史,再从历史到小说的复杂演变过程,并利用西夏、元代所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元代藏传佛教传播史,从藏传密教的语境中还原西番僧人于元廷所传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的真实面目和本来意义,颠覆其于汉文文学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负面形象,重建历史的真实。
  • 跋崔颢《相逢行》(上)
  •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四“相和歌辞九”载唐崔颢《相逢行》一首,辞曰:妾年初二八,家住洛桥头。
  • 高罗佩对中国猿的阐释及其范式意义
  • 中国古老而丰富的动物文化是西方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长臂猿考》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从商周至元明中国猿意象的历史流变,剖析了崇猿传统的文化渊源,并对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四大传统猿主题,即“猿啸哀”、“猿连肱涧饮”、“猿善猴恶”、“猿通臂”进行了探讨,纠正了长期以来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在研究方法上,高氏不仅注重文字文献和图像文献的引证,而且通过长期饲养猿以观察其生活习性,搜集和积累有关猿的音像资料,其研究动物文化的宏通视野和独特方法都具有一种范式意义。
  • 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
  • 中国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在这样的世界襄,历史和史学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史学说明并论证着关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汉代独尊儒术后,史学的功能有所变化,但仍注重记录和传承,并越来越带有守先待后的含义。历史撰述的体制化带来相应的约束,为野史和传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历史知识”。这一切都因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而改变,不仅史学的社会地位摇摆不定,学校和公来所关注的历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一些带有西方特色的中国历史言说。
  • 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
  • 本文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修己治人”论在汉代何以能够实现。当位居政治上层的人物致力於“修己”,显示出了只要是人就应该具备的姿态时,受到感化的民众於是对此模仿,力求奋发向上。本文针对被感化一方的主体性契机,对上述现象产生的逻辑进行了考察。切入点置於反映民众主体性的“翕然”一词之上,指出民泉具有的立志从善之心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行为下得到觉醒,民来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来形容这一连串心理动态的词汇。汉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下觉醒的民众从主体上开始向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 跋崔颢《相逢行》(下)
  • 这里宦者作何解?《汉书·刘肥传》云:“齐有宦者徐甲,人事汉皇太后。”颜师古注:“宦者,奄人。”这是传世文献中宦者为奄人(太监)的明确记载。然而宦者并非一定指称宦官,古代当官者也可称宦者。宦的本义是臣隶,广义地讲,古代社会官吏都是皇帝的臣隶。
  • 司马迁生年新证
  • 关於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争议颇多。目前主要集中为两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经对有关文献记载仔细研读、分析,以及逻辑推理,可认定司马迁出生的时间在其父司马谈掌“天官”之职以后。由此,进一步确证司马迁出生於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是正确的,而认为司马迁出生於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则是失察的.
  • 新见欧阳修书简释词一则
  • 《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刊布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欧阳文忠公集》中新发现的九十六篇书简,这批书简中土久佚,弥足珍贵。古人书札时含口语,今人读之,颇不易懂。
  • 东汉建都洛阳始末
  • 在群雄逐鹿之时,光武帝建都洛阳,既有河北是其赖以争夺天下的基地这一原因,也是割据之形势使然。天下一统后,面对新的形势与问题以及洛阳本身的地理局限,刘秀的一系列举措清楚地表明,“国家亦不忘乎西都”,而有迁都关中的愿望。但朝廷最终未能迁还旧京长安,这在很大程度上既与关束豪强大族的反对有关,也与儒学及儒家政治势力的影响有关。束汉建都洛阳一事之始末,不仅反映了朝廷与豪族的复杂关系,关西与关东的畛域之分,王道与霸道的政治理念之争,也折射了两汉政治、社会时代变迁的实况。
  • 高句丽国名臆测
  • 已知的高句丽的语言资料主要见于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中国史书也保存了一些宝贵的语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所记“沟凄者句丽名城也”。研究者已发现,《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最常见的“忽”,以及高句丽之“句丽(骊)”,都是“沟凄”之异译,其语源就是“城”。而高句丽之“高”,是高句丽语的“山”,在《三国史记》所记地名中常作“达”。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应该就是“山城”。
  • 嘉定十七年十月徐谓礼转官非因“进宝赦恩”
  • 据最近出版包伟民、郑嘉励整理编着《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纪有嘉定十七年(1224)十月二十八日,徐谓礼的寄禄官由承奉郎升为承事郎事(页3)。转官原因,整理者认为是“进宝赦恩转官”(该书“前言”)。
  • 京都大学所藏刘炫《孝经述议》残卷考论
  • 隋代经学家刘炫自创“述议”解经体,其所作诸经《述议》曾被孔颖达选作《毛诗正义》、《春秋左氏正义》的底本,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其书自晚唐五代亡佚后,中土学者即难睹其真颜,至20世纪中叶,乃有《孝经述议》残卷重见于日本。本文以此残卷为中心,对刘炫创立“述议”体的原因、“述议”体的解经特点、刘炫的经学思想与解经风尚、《孝经述议》在中土的亡佚及其在日本的流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对《孝经述议》残卷中大量引文的辑佚、校勘价值进行了初步的列举。
  • 读柳宗元《武冈铭并序》
  • 从柳宗元《武冈铭并序》一文中可窥见子厚特有“生人为先”等政治思想,并可据以弥补史书记载唐代地理以及元和间政情缺失,又知今集本有所脱漏。本文拟校正《武冈铭并序》,兼论柳宗元之仁政及其与韩愈之异,阐明其“仁”近乎大乘佛教思想及其“慈悲”观念。
  • 释“无梦到徽州”
  • “无梦到徽州”常常被今人引来赞美徽州。此语出自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全诗如下: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 “土木之变”明兵力及伤亡人数考
  • 土木之变明军兵力有五十万和二十万两说,伤亡人数则有死伤数十万、死者数十万,以及死伤十万、死者三万人等多种说法。本文考定:英宗亲征出兵二十五万,土木之变明兵力二十万,死伤十万,其中死者三万。
  • 《明史·浦源传》勘补(上)
  • 浦源为倪瓒人室弟子,以诗画着于一时,堪称明初无锡诗坛第一家。《明史·林鸿传》附载其事迹:“晋府引礼舍人浦源,字长源,无锡人也。慕鸿名,逾岭访之。造其门,二玄请诵所作,曰:‘吾家诗也。’鸿延之入社。”误信传闻,不免于误,兹略作考辨。
  • 论汉魏六朝七言诗歌的源流及其与音乐的关系
  • 七言作为韵文体,在汉代已被广泛使用,但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却至南北朝后期才开始流行,盛唐以后方成为诗歌的主体。这是由汉魏六朝的音乐体制决定的。汉魏六朝的诗歌史,经历了由歌谣到乐歌,再到徒诗的演变进程。七言徒诗是从七言歌诗中发展过来的,早期的汉至晋宋的七言诗歌都是歌、舞词,主要是由句句入韵与杂三七言这两体构成,这两体都不能成功地转化为大宗的徒诗体,这是由汉魏旧乐体制所制约的。南北朝后期,在新的音乐体制中,七言诗流行,隔句押韵的七言歌曲流行,并由此迅速孕生徒诗七言体。到了隋唐燕乐时代,七言已经成为歌曲主体,同时在徒诗体中七言也逐渐成为诗体的主流。
  • 《明史·浦源传》勘补(下)
  • 浦源究竟何时入闽?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浦源与林鸿的唱和。《浦舍人集》卷五《林七员外园亭夜集,得河字》:“都亭分袂叹蹉跎,此夕相逢奈若何。”
  • 陶渊明“始家宜丰”说献疑
  • 陶渊明故里何在?史传、地理着作、陶氏宗谱的说法皆不一致,江西九江、星子、宜丰人士亦至今争论不休。沈约《宋书·隐逸传》等称陶渊明为“寻阳柴桑人”,而乐史《太平寰宇记》引《图经》说:“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近二十多年来,江西宜丰人士多方论证渊明“始家宜丰”。然证以史传、颜延之《陶徵士诛》,尤其是陶渊明诗文,此说矛盾之处很多,实不足取信。
  • “拨头”考
  • “拨头”是与“兰陵王”“踏谣娘”同类的唐代歌舞戏,但“拨头”究竟是一种曲目,还是一种表演形式,一直存疑。本文联系日本唐乐中的“拔头(ba tou)”舞以及日本法隆寺“拔头”假面实物资料加以考察,确认“拨头”是以拨头甩发为主要特徵的龟兹乐舞表演形式的类名。并辨析了《通典》和《乐府杂录》二书记载的差异及其原因,认为此戏能在玄宗千秋节上演,可能与开元年间关注猛兽的对策有关。
  • 贾岛之诗人形象:在虚与实之间
  • 今天,贾岛的诗人形象包括三个要素:还俗诗人、韩门弟子、苦吟派诗人。着名的“推敲”故事更是增强了这些要素的影响力。本文对有板贾岛的早期传记资料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比较整理,以此追寻传统贾岛形象的构成要素的来历。本文着眼于贾岛和韩愈到了{监诫录)绕被紧密联蘩起来的事实,以及贾岛殁后下层士大夫阶层亦即寒士闽扩散的尊崇贾岛之风和近于悲壮的苦吟诗派的流行,力图在其中寻找贾岛诗人形象形成的原动力。
  • 三联书店《陈寅恪书信集》疑误二则
  • 近年以来陈寅恪先生的佚札陆续刊出,三联书店《陈寅恪书信集》中的信札刊行较早,为治现代学术史的学者所习知,却存在一些明显的文字错误。今举二例如下:
  • 宋代禅僧诗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收获——读《宋代禅僧诗辑考》
  • 在宋代文学研究中,禅僧诗的整理和研究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环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仅出到晋唐五代卷,《全宋诗》虽然收罗甚广,但禅僧诗遗漏颇多,今人所撰《全宋诗订补》(陈新、张如安等补正,大象出版社,2005年),其重心也并不在此,学界长期缺乏一部全面反映宋代禅诗面貌的汇编着作。
  • Abstracts
  • 《中华文史论丛》封面
      2013年
    • 01
    • 02
      2010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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