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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秦汉“内史-诸郡”武官演变考--以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的转变为背景
  • 秦汉帝国建立初期,军国体制特徵突出,地方武官设置普遍。内史、诸郡武职,在类别与秩级上基本一致。内郡、边郡的差别则不突出。秦及汉初的地方军事组织,呈现出一种中外平等格局。随着帝国由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转变,京师、诸郡武官系统的差异不断发展。京师、内郡军事组织逐步减少或退出日常职官序列,边郡军事组织多得保留并有进一步演进,军事组织由此呈现“边地化”趋势。光武中兴,“省官并职”,“务从节约”。内外之别与地方武官系统的演进,使京师、内郡、边郡军事组织的彼此差异继续发展。
  • 《文史》撰写格式
  • 一、来稿请用A4型纸单面打印。手写稿请用16开横格稿纸书写。注明来稿字数。二、来稿请使用标准繁体字。特殊情况必须保留的俗体字、异体字,请用铅笔标於文稿行侧。打印稿请用国标扩展字库或Big5编码,避免使用简繁体转换工具作简单转换。请勿使用特殊字体和自行造字。
  • 走马楼简所见孙吴“乡劝农掾”的再研究--对汉晋之际乡级政权的再思考
  • 汉晋郡县属吏中有“劝农掾”职,走马楼筒提示三国孙吴基层有“乡劝农掾”。既往研究已指出乡劝农掾为县吏,但对其性质、设置时间、部署方法缺乏明朗的认知。本文对竹筒、木牍中涉及乡劝农掾信息进行梳理,发现其任职集中在嘉禾二年底等几个时段,分别对应隐核新占民、私学,隐核州军吏、波田等临时性事件,推断此职不尽设於农时,而是因事所置;从破莉保据木牍切入,分析嘉禾四年八月临湘侯国(县)隐核州军吏事务中劝农掾在各乡的部署情况,正符合“监乡五部”的记载。孙吴之乡吏有乡劝农掾与乡典田掾,虽名称有异,职掌却相近,皆需接受县廷部署处理不定期事务,但劝农掾出现在嘉禾二至五年,此後,这批乡吏转任典田掾。三国时期县廷派员下乡处理基层事务的现象,显示乡级政权地位已走向微末,其职能为县、里级管理人员所分有。这是西汉末至东汉县道诸官、乡部式微的必然结果,也酝酿着西晋的乡里管理形态。
  • 吴简所见孙吴县级草刺类文书处置问题考论
  • 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中出现的草刺文书为县列曹起草呈送县廷审核、签署,需要郡府处理事务的摘要。封发类文书是由县廷统一封缄、发送文书的摘要。草刺类文书是通过归纳具体文书和签牌而形成。归档时自成一类,单独收卷,内部以事类为中心。草刺文书所反映的孙吴郡、县政权处置基层事务的流程为:县曹吏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将草撰好的文书上报县廷,县廷根据需要,选择部分内容上报至郡府,或郡府委派督邮等方式进行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县廷是日常行政运转的枢纽。
  • 《字林》亡佚时间考--兼论《字林考逸》尚需重辑
  • 吕忱《字林》是一部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字书。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其书当亡佚於宋元之间。但元明时仍有不少着作徵引《字林》,其中有些引文不见於他书,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字林》亡於元明之间乃至明清之际。通过对引文进行溯源,可以发现元明人所引《字林》实为转引,而非亲见;其部分引文不见於他书,是转引中产生讹误造成的,不能作为元明时《字林》尚存的证据。明确《字林》的亡佚时间,对於保证《字林》辑佚的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 试析唐高宗朝的礼法编纂与武周革命
  • 本文对唐高宗朝《显庆礼》及龙朔至仪凤时期两次格的撰作及其与朝政的关系作了重新探讨和解读,对格的撰作目的和方向进行了论证和推测。指出《显庆礼》在推翻和批判《贞观礼》与永徽律令格式相关法条的同时,是一批贞观顾命大臣的贬逐和覆灭。而龙朔修格也以官名官号的革新作为开始,所修成的格“中本”完成於封禅前夕,是贯彻武则天意志和扩张其权力的产物。但仪凤修成的格“後本”不但以官名官号的全面复旧为标榜,也以对《显庆礼》的明堂祭祀和郊礼批判,明确表达了与此前观念的截然对立,证明了宰相领导的传统派朝臣对武则天参政的反对和抵制。其行动获得皇帝的支持,说明高宗在朝政中维持平衡以及利用宰臣制约武则天的意图。不同时期政治取向的摇摆使礼法的编纂成为朝廷政治运作的工具,而武则天通过礼仪活动不断扩展皇后权威,也演为武周革命的先声。
  • 敦煌写本北宋《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习书考
  • 提要:本文重点分析了敦煌写本北宋《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等各残片的缀合关系,并以盛行於中原地区的碑拓作品在敦煌被用作习书摹本这一事实,提示了北宋初年中原与敦煌在文化上的密切交流,同时也为研究同一写本为何会写有佛释道等教、俗不同性质内容的敦煌文献提供一点素材。
  • 《明实录》载会试录取数及殿试赐进士数考误
  • 依据明代《会试录》、《登科录》等更为原始的记载,可以确证《明实录》对永乐十三年、成化二十三年会试录取数以及永乐二年、宣德二年,正统七年、十三年,成化二年、五年、十一年、十四年,弘治九年、十五年,正德六年,嘉靖五年、十一年、十七年、三十五年,隆庆二年,万历八年、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等科殿试赐进士数的记载都是错误的,而其对殿试赐进士数的误载又大多缘於把会试录取数混同於殿试廷对人数所致。此外,《明实录》对永乐二十二年以及万历二十年、二十六年、三十二年、四十一年、四十七年等科殿试赐进士数的记载也应是错误的,但因目前尚未寻得比其更加权威的史料作为证据,故只得存疑待考。
  • 明代两京乡试中的皿字号问题
  • 明代两京乡试中皿字号专额制的始行年代,依可靠的文献记载分析,当在嘉靖十三年。皿字号之成立,是为应对当时两京乡试中监生应试者增多而采取的对策。隆庆元年之後,皿字号的取额基本固定,在北阐中大体为三十五名,南京一般不及然亦相差不远。专额制确立後两京乡试中的监生取数明显增多,其中又以浙江籍士人表现优异,成为这个制度最大的获益者。随着监生中额的固定,南北两京关於皿字号的议论渐多。南京由於不及三十五之数而致力於恢复这个“旧额”;北京方面,一是北方籍官员希望在皿字号中额中根据南北籍贯分出定额,二是围绕畿内在籍监生应否编入皿字号出现的科场弹劾案。
  • 霞浦抄本夷偈《四寂赞》释补
  • 近年福建霞浦所发见的民间科仪抄本,包括一些汉字对音诗偈,殆可从摩尼教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文献中找到对应词语,故简称其为夷偈。本文考察个中题为《四寂赞》的两个文本。其文本照片一个已在数年前刊布,日本学者从纯语言学的角度,认定其音译自帕提亚语摩尼教诗偈,并加解读英译。本文则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认为霞浦抄本的夷偈并非严格意义的音译作品,而当源於唐代来华摩尼僧的口授,历经多代口口相传後,始被不谙夷语者形诸近音汉字。文章就《四寂赞》两个文本进行参校、释读,印证这一总体看法;更从华夏摩尼教传播史的角度,藉助这一新资料,就“四寂”一词内涵的演变,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申论。
  • 摩尼教《下部赞》二首音译诗愒补说
  • 日本学者吉田盏先生指出,霞浦文书《兴福祖庆诞科》中有敦煌摩尼教写卷《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偈的异译,本文将此两种音译本进行参校。本文利用西方学者德金与莫拉诺2010年重新校勘的伊朗语文本、克拉克2013年校勘、英译、评注的回鹘语文本以及芬克校勘、英译、评注的未刊科普特文本,吸收吉田登对汉文的校改与中古汉语注音,重新参校《下部赞》第三首音译诗偈,且辨明其并无错筒。并比照汉文摩尼经的意译用语,对二首音译诗偈加以拟译。
  • 霞浦抄本所见“苏鲁支”史事考释
  • 本文考察了近年福建霞浦所发现的若干民间宗教文书中有关“苏鲁(路)支”的信息,尤其是有关其传教历程、教义核心的一些关键词,以证霞浦抄本中的祆教内容绝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虽然迄今未见汉译祆教经典面世,但中古粟特地区却不乏该教经典流行之痕迹。祆教主要由粟特人传播而来,熟知本教教义历史的祭司们一定会带来本教诸多信息。经过历代口耳相传,其中若干信息成为宋代明教创制五佛崇拜的重要依据,後又被霞浦抄本的制作者所采撷。以上所考足证今次霞浦发现的抄本,包含了诸多早已失传的外来宗教遗迹,如摩尼教明教、祆教、唐代景教、元代天主教等,表明处於高位的中华文明可以融化各种外来文明。
  • 《史记》标点刍议(三)
  • 《吴太伯世家》“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索隐》:十五年《传》曰:“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诸侯将见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杜预曰:圣人应天命,不拘常礼也。次守节,杜预曰:谓贤者也。下失节。杜预曰:愚者,妄动也。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5/1450/14)
  •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字词考释三则
  • 裘锡圭先生主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下文简称“《集成》”)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全面整理并完整公布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全部简帛资料①。这次重新整理,全面吸收了近四十年来学术界对於马王堆简帛资料研究的各种成果,《集成》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在阅读学习过程中,
  • 《文史》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