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国家大剧院:改写北京中心城区的政治空间
  • 国家大剧院坐落于北京城区中心,与故宫、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国家级别的历史和政治建筑比邻。这是在北京城市核心地区矗立起的一座新地标性建筑。它的设计师来自法国,是当代国际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国家大剧院以反差极大的建筑结构和外观形态,嵌入北京中心城区精心构筑的政治文化建筑群落中,它的圆弧形壳体、透明或银色的外观、碧水的环绕和周边绿植的培育,无不凸显建筑设计者对于既有空间的认知乃至重构空间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大剧院不是为了践行建筑师的建筑理念,而是谋求改写北京中心城区政治空间的一次尝试。
  • 感知、空间与都市性:电影中的电梯影像
  • 1854年以来,电梯逐渐发展为重要的都市交通工具与空间形式,并以其技术上的革新而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电梯的物质性关联着围绕电梯功能而展开的科技进步、感知方式以及文化想象。与此同时,电梯还成为电影等现代艺术形式中具有叙事潜能的影像形式,关联着文本中的动作性、身份认同和叙事方式等。物质性和叙事性是有关电梯的空间诗学的两个侧面,也是审视其与都市景观、幻觉和话语之间关联性的切入点。
  • 都市叙事与体感: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出租车
  • 有关中国当代出租车题材的电影乏善可陈,直至21世纪才出现了几部以出租车司机为主人公的作品:宁瀛导演的《夏日暖洋洋》(2000)、张一白导演的《夜·上海》(2007)、曹保平导演的《李米的猜想》(2008)、张江南导演的《午夜出租车》(2010)等。这些出租车题材的电影借助接触、漫游、穿行等方式“体感”城市空间,并以都市叙事呈现中国当代城市化在阶层、性别、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征候。在“认知绘图”和“感官地理”之间,在“穿街走巷”和“转针引线”之中,当代电影借由出租车影像与视角完成了对当代都市生活的叙事与体感。
  • “再地方化”与“诗性资本”——论消费时代的特产
  • 在大众消费时代,随着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和旅游产业技术的进步,旅行活动日趋标准化。因此,旅行活动中的重要环节——购买特产,也被纳入“去地方化”的潮流中,使得特产逐渐成为“无地方性”的普通商品。然而,由于旅游产业在提供共性的同时,又必须努力生产出差异性,这决定了那些被“去地方化”的特产,又需要被“再地方化”。特产的“再地方化”,是通过地方性的再生产、地方传统的发明和“新特产”的生产等形式实现的。通过“再地方化”,特产获得了诗意的重建,使作为消费品的特产呈现“反消费”的特征,从而延续着消费主义的逻辑。
  • 交通工具与文化变迁——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
  • 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的技术升级,导致了人们时空观念的改变,并由此带来人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变化。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微观的“车厢文化”也发生了改变,即从“前公共空间”过渡到“移动的私人空间”,前者显现微观社会形态中的人际关系,遵从“交往的理性”:后者引发人际交往方式的变革:人对物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了对人的需要。
  • 墨镜:技术狂想中的主体焦虑
  • 作为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饰品,墨镜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想象。影视作品对墨镜的使用集中呈现了墨镜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独特的“超人”想象,而这种对于“超人”想象的热衷则植根于当代社会主体意义与价值的困境中。面对媒介话语、知识话语、消费话语的当代主体,越来越难以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认,而墨镜所携带的“超人”想象也就成为当代主体生存境遇的一种征候式寓言。
  • 手机与日常生活变迁——从《口信》到《搜索》
  • 作为现代通信工具的代表,手机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让人们的个人一社会空间同时扩大和缩小。手机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却使人们之间的交流流于肤浅。这其中的种种悖论似乎是由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却可以在人类现代性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中找到其根源。
  • 主持人语:革命文化盛宴中的暗流与杂音
  • 1948年年末的北平,城外炮声隆隆,城内人心惶惶,这座古老的城市和它的百万居民又迎来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有人打点行装,准备南逃;有人艰难度日,期盼战乱结束,安定生活早日到来。在一片惶恐与混乱中,一个美国人,德克·博迪(Derk Bodde)在每天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历史转折瞬间的人生百态。博迪受富布赖特计划资助来华访问。
  • 政治、宣传与文艺:冷战时期中朝同盟关系的建构
  • 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的革命历史书写和大众记忆中占有重要地位,战争中确立的中朝同盟不仅是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基础,还是冷战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基石。作家积极参与到抗美援朝运动之中,成为宣传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的重要力量。以巴金、老舍、杨朔、路翎为代表,作家们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以及漫长的战后岁月,创作了大量朝鲜题材文学作品,描写了母亲失去儿子、妇女经受家庭破碎、儿童失去父亲的场景。通过虚构的人物形象,文学作品成功地将中国革命语境中经典的军民鱼水情的叙事模式延伸到了异国他乡,用大众所熟悉的家庭话语诠释了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诠释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国志愿军战士以兄长、儿子、父亲的身份融入异国战地生活,完成革命话语下中国对同盟国的扶危济困与政治启蒙的光荣责任。抗美援朝文学作品中的朝鲜叙事影响深远,不仅强化了中朝两国友谊与军事同盟的战争宣传主题,还建构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想象(特别是“第三世界”),奠定了新中国积极投身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大众文化基础。
  •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诗歌——历史视角下的品评与考察
  • 抗美援朝战争成为革命文化在革命胜利之后得以延续的重要佐料。经过战争动员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整肃与重塑,大一统的革命文化生态初步形成;在成为战争动员工具与武器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功用被置于文学功用之上,其泾渭分明的极端化敌我对立,其文字风格的极力通俗化与战斗化,皆典型体现并增强了革命文化的味道与基本样征。自此而始的革命文化的渗透与扩张,对此后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形塑与文化重构有重要影响。
  • 幸存者的忏悔托词:戴厚英与《人啊,人!》
  • 2000年以后出版的一些当代文学研究专著对伤痕文学有了新的评价。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个体主体性与大写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伤痕文学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伤痕文学作家在尝试正确处理小写历史时,也在思索如何以人性化的方式来继续革命进程。这些学术研究切入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对叙事形式特征的分析上,从叙事策略角度来阐释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记录文本中主题与风格的转换。换句话说,对于创伤写作的关注角度更多的是文本,而不是对人性与道德的深入探索。本文将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重新阅读创伤文学的经典之作戴厚英的《人啊,人!》。
  • “追兵来了”之时的“青春”:《懵懂集》及其他——文学记忆与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
  • 刘心武写于1976~1977年间的收入《懵懂集》中的小说作品,标示了作家自我反思的当代实践,同时也打开了考察文学写作、创伤记忆论题的一道缝隙,将某些有待追问与深刻反思的命题呈现出来。过渡时期的小说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过渡性互为表里,并在作家个体记忆与文学写作的公共话语两个层面,打开个体反思、文学记忆与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域,而文化记忆/公共性关系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则暗含文学记忆对文学史写作的挑战。
  • 从历史的叙述到抒情的回归——新中国成立前后陈寅恪旧体诗风格的转变
  •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陈寅恪的旧体诗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题目上就已经出现了与传统诗歌不同的以历史的、现实的描述为主的特点。至晚年,他的诗歌中反而比较多地出现普通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这种日常情感的感性表达,实际上隐匿着一个具有深度理性思考的陈寅恪,他在这些日常的抒情背后梳理和重建一个自我的伦理和有情的世界。
  • 作为一种别样选择的文化研究学科化
  • 随着中国文化研究从“何为”阶段进入“何如”阶段,一种新的共识显影于中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之中,即文化研究只能作为跨学科、反学科或者后学科的一种研究范式、一种策略而存在,抑或说非学科化乃文化研究的唯一出路。虽然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的种种理由看似不无道理甚至难以反驳,但我们必须首先思考的是,在学科体制壁垒日益森严的当下,游走在学科之间的文化研究何以生存?学科化必然导致文化研究踏上末途之旅吗?
  • 通向未来的船票: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研究
  • 本科生对末日船票的分配方案,呈现了“强者逻辑”、“家人优先”逻辑,以及他们对劳动、管理、国家机器等问题的理解;分析这一分配思路,有助于勾勒当前大学展开通识教育时亟须面对的心智地形图;最后,通过一个具体的实践个案,说明在体制内展开文化研究教学的实际处境和创造性意义。
  • 理论与行动之间的文化研究
  • 齐泽克以“不行动”宣言,作为反思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最新发展的理论视角。根据齐泽克的分析,行动意味的是对于既有符号秩序的彻底拒绝,以及批判主体自身的死亡与重生,借以将行动重新理论化和复杂化,文化研究的行动品格应当开拓出新的文化政治场域。
  • 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群众路线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
  • 如今,当代文化研究的危机问题备受关注。学院体制内流行两种观念化的文本研究,即症候式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两种方式面临难以克服的知识困境,不能把握复杂变动的中国现实。而转向社会实践的不少学者,也因认识不足经常遇到各种实践危机。对于文化研究的实践转向及其内在危机,20世纪中国革命创造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要求实践者充分理解和把握政策/理论、经验和现实之间矛盾运动的总体性关系,并通过与具体问题的碰撞和磨合,寻求与实际情景相适应的工作方式。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实践者对中国人日常伦理经验的感知。群众路线所包含的这种中国经验特质,为文化研究构建经验性中介,重建碎片化体验与总体性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考契机。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破除当代文化研究的种种迷障,重塑其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打开更具创造性的实践空间。
  • 国学概念的流变与国学热
  • 新时期的国学热,是在清末出现的国学概念基础上的新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知识分子那里,国学是承载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在商业企业和现代传媒那里,国学是用来赚钱的商品。在官方意识形态那里,国学是进行各种适应性的改装,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
  • 中国独立音乐中的真实性与西北想象
  • 中国独立音乐的迅速发展,成为近些年来独特的文化现象。独立音乐强调作品的原汁原味、真情实感,建构出一套关于真实性的话语,但这种真实性充满矛盾。通过强调反商业而重艺术的态度,独立音乐维持着与流行音乐的区隔,但这种区隔最终成为独立音乐的一大卖点。特别是西北独立音乐通过强调地方色彩而把西北塑造为精神的“原乡”,在一番怀旧之中标示西北与东部、往昔与现代之间,存在着资本和文化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之中,西北独立音乐既满足着东部对西北的想象,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抗着东部的文化霸权,并积极影响着东部文化。
  • 主编的话
  • 文化研究在中国落地生根已经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其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学术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文化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及时、有力、深刻地解释本土当下的社会文化实践。本人在几年前也意识到并一再呼吁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和实践性。1995年前后,我就系统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 [专题一 城市-空问研究]
    国家大剧院:改写北京中心城区的政治空间(戴阿宝)
    感知、空间与都市性:电影中的电梯影像(张一玮)
    都市叙事与体感: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出租车(陈涛)
    [专题二 物质文化研究]
    “再地方化”与“诗性资本”——论消费时代的特产(蒋磊)
    交通工具与文化变迁——从绿皮火车到白色高铁(王鑫)
    墨镜:技术狂想中的主体焦虑(闫桢桢)
    手机与日常生活变迁——从《口信》到《搜索》(龚浩敏)
    [专题三 文学与记忆]
    主持人语:革命文化盛宴中的暗流与杂音(马钊)
    政治、宣传与文艺:冷战时期中朝同盟关系的建构(马钊)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诗歌——历史视角下的品评与考察(侯松涛)
    幸存者的忏悔托词:戴厚英与《人啊,人!》(陈绫琪;陈昉皓;王宇英)
    “追兵来了”之时的“青春”:《懵懂集》及其他——文学记忆与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孙士聪)
    从历史的叙述到抒情的回归——新中国成立前后陈寅恪旧体诗风格的转变(王美芸)
    [专题四 文化研究在中国]
    作为一种别样选择的文化研究学科化(徐德林)
    通向未来的船票: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研究(罗小茗)
    理论与行动之间的文化研究(刘昕亭)
    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群众路线与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空间(符鹏)
    [其他论文]
    国学概念的流变与国学热(李玉磊)
    中国独立音乐中的真实性与西北想象(金浩)
    主编的话(陶东风)
    《文化研究》封面
      2016年
    • 01
    • 02
      2013年
    • 01
      2012年
    • 01
      2003年
    • 02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地  址:北京张自忠路3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子邮件:cmktg@public3.bta.net.cn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1-2788

    国内统一刊号:cn 11-4296/g0

    单  价:11.00

    定  价:132.00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 IP查询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触屏版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