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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连带机制的柔性运作与中国纵向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分析
  • 在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制度框架下,纵向政府间的组织、利益和责任三重连带机制及其功能耦合是保持国家团结和稳定的关键。但这种连带机制的刚性运作会抑制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在放权让利的同时通过协商说服、弹性问责、利益诱导的柔性控制,使纵向政府间的三重连带机制在运作上更加灵活,既保持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又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性空间。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克服因分权而导致的制度性危机,保持中央与地方关系相对稳定的内在机理。
  • 国家动员及其效果:以反腐败为例
  • 借鉴公共和私人官僚制理论分析思路,从现有文献中,可以归纳出动员式治理的三个动员机制:强化激励、行政控制和资源动员。以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为例,对Q市258个机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反腐动员使得显性和隐性两类腐败行为发生频率都明显下降,且显性腐败行为治理效果更佳。两类腐败行为发生频率都受到十八大前发生频率的影响,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三个动员机制均在反腐风暴中得到运用,但其效果有所不同。组织系统内部临时性资源动员未对腐败行为产生影响。问责力度和具有法治意义的行政控制都起到了抑制腐败行为的作用。反腐败这一自我革命型政治动员,其动员机制的特殊性值得强调。维持腐败惩处力度并进一步推动法治进程是腐败治理的有效方式。
  • 智慧能否带来治理——对新常态下智慧城市建设热的冷思考
  • 新常态下智慧城市建设被寄予厚望,然而,智慧能否带来城市治理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智慧治理是未来城市治理的趋势,但是,它加剧了城市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隔阂,增加了个人隐私和公共部门信息泄露的风险,也恶化了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产生了由技术官僚化带来的计算机官僚主义为城市设置的新的道德秩序。然而,智慧治理遭遇的种种困境并非无法克服,未来的智慧治理应该用人本主义、智慧心智和新的想象力弥补纯粹的技术管理主义下的智慧技术治理的缺陷,开发更安全的技术,让公民参与到智慧治理过程中,培育社会企业家,让社会机制在城市智慧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 特大城市火灾的社会特征及治理研究——以上海为例
  • 城市火灾发生及危害程度在社会层面具有显著差异。以上海为例。首先,受灾人口特征差异性显著。其次,上海第三产业火灾比例高于第一、二产业,私有经济为主的非公有经济单位火灾发生比较集中。再次,火灾发生区域差异性显著。可见,当前城市内火灾社会特征的差异性不是一种简单的数量上的增减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因此,未来对火灾的治理策略,不应只是针对灾害预测、控制和救援科技上,应对火灾的社会特征给予正确认识并纳入制度改造的考量,而对易受灾社会群体、受灾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等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才是改善我国城市火灾治理效能之道。
  • 循环经济理论探源与实现路径——《资本论》的生态语域
  • 循环经济是以物质循环规律为依据,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特征、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良好双赢为目标的生态型经济。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包括自然界物质循环、人的生命循环以及社会经济循环三个有序递进的层次。每个层次内部和各个层次之间的良性循环,是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客观要求。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生产方式违反了物质良性循环规律,导致社会经济循环和人及自然物质循环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必须通过循环经济立法、创新绿色科技和利用市场机制等措施,加速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循环经济是发展范式的深刻革命,是我国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
  • 经济学研究中批判实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 经济思想和经济学研究方法深受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以实证主义的支配为典型特征。在科学哲学领域,批判实在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视角对实证主义进行了阐释和批判。比较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可以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分析方法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 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解释——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 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无论是宏观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微观的企业经营绩效,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依据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实证表明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员工福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的不足是导致经营绩效下降的重要原因。笔者建议我国主要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企业家群体,加快从"制度型"企业家向"创新型"企业家转型;政府应改变过度财政补贴等方式所导致的"父爱主义",让市场淘汰不适应新常态的企业家,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能力的治理功能、增加对"二代"企业家培养的公共投入。
  • 企业异质性、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 通过构建人力资本质量模型,对不同类型企业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笔者发现:人力资本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并且对不同企业分组回归,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对外资、非出口和非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强,而对于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不显著。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重视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优化人力资本质量在不同类型企业的资源配置。
  • 中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数量与质量的视角——来自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 对于中高层管理者作用认识的分歧,需要从数量与质量的视角来加以协调。中高层管理者的绝对数量对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而相对数量具有负效应;在质量指标中,中高层管理者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参与决策、社会资本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对企业绩效均不显著。企业管理者需要着力弥补中高层管理者的创新能力短板,促使其从单一技能型转变为经营型管理者。
  • 论独立保证的典型化与类型化
  • 现行法上,保证合同从属于主债权债务合同,保证合同亦因此被称之为从属保证。但基于契约自由原则,保证合同的从属性可因当事人之间的例外安排而破除,形成所谓的独立保证。源于交易实践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独立保证,已经不再是传统民法上所说的保证合同,随着其权利义务的固定化,就有了进一步典型化的需要。有名化的独立保证还可进一步地类型化为一般独立保证和见索即付独立保证,前者放弃了保证人本可主张的主债务人基于主合同所生的抗辩权;后者更进一步地放弃了保证人基于保证合同所生的抗辩权。
  • 论3D打印数字模型的著作权
  • 在特定技术水平下,3D打印产业的发展取决于3D数字模型的数量和质量。3D数字模型的创作、传输、交换及共享亦会关系到多方利益。此时,传统的"思想—表达"二分法理论一概地将3D数字模型判断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赋予其完整的著作权权能,会给其传播带来障碍。事实上,我国《著作权法》对保护客体"独创性"的要求中,也包含了对作品创造性水平的最低要求,可以看作是一种趋于严格的独创性标准。因此,以独创性的角度对3D数字模型分类,并以相对严格的独创性标准为依据,限制相关权利人对3D数字模型不合理的独占,有助于实现3D打印技术的发展与开放,并充分保护知识的创造者、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体制:变革与发展
  • 属地管理和部门管理为主导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与大气污染的区域性、复合型产生冲突,必须予以变革。部际(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和全国(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调(协作)小组在组织化程度、权力配置和职权运行存在一定差异。体制变革目标导向过低、职权配置不合理、压力性体制负效应和运动性治理窠臼一直困扰着区域大气污染管理体制变革进程。未来变革应按照新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所设制度为依据,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建立以行政管制为主导、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结合的区域大气多元治理机制。具体包括:区域管理体制方面,国家层面设立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统筹国家环境质量和气候变化。在国家环境保护部增设区域协调司,专司跨行政区环境质量协调工作。依法划定大气污染重点区域或空气质量改善区,设置跨行政区域的组织管理机构和区域联席会议,负责区域大气质量改善的执行监督工作;区域市场机制方面,在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和横向生态补偿体系,为区域大气管理体制变革提供经济支撑;区域公众参与机制方面,建立区域大气环境信息共享和公开制度,推行跨地域大气污染公益诉讼试点工作。
  • 水保护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协调——以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为切入点
  • 以我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为切入点,探究发现我国水体保护存在两套法律体系——分别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为统领的水污染防治法体系和水资源保护法体系,其在立法理念和主要法律制度等方面有着较严重的不协调、甚至矛盾与冲突。归其原因,既有立法技术的局限如法律文本的多义与模糊性所致,又有我国环境资源立法的部门本位主义倾向使然。化解水体保护法律体系冲突的关键在于重塑统一的立法理念,应用"协同合作"的立法模式协调不同法律体系间的监管制度和执法体系。
  • 曾令良主编
  • 1956年生,湖北省麻城市人。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国家高端智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兼任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法律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会长、澳门欧洲研究学会理事长、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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