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
  • 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1.0时代国运衰落.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寻求复兴.必将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作用。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现实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等。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善治”,而不是武力和霸权。最重要的是成为充满创新活力国度,从而体现出经济体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所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地位将取决于如何从曾经的“高增长引领世界经济”转变为未来的“善治与活力引领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处于相互渗透、绞合和混血的状态,虽然矛盾难以避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对于利益边界扩展至全球的世界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均势同各自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所以.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深度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世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相互交叉重合.“共生”、“寄生”关系日趋深化,在客观上向着“利益共同体”的方向演变,有可能成为具有比以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和平(较少依赖军事霸权)的竞争方式和融通秩序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 不完全竞争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一个融合产品-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 劳动报酬偏离劳动在生产中的贡献是当前收入分配的一个突出问题。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资本偏向是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根源。本文从企业外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将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理解劳动报酬偏离劳动贡献的新视角。研究发现,在中国X-业部门的绝大多数产业里,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具有讨价还价的特征,作为雇主的企业处于支配地位。在这种联合市场结构下.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产生了很高的垄断租金。由于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所以,大部分的垄断租金转化为企业利润,从而造成了劳动报酬对劳动贡献的偏离。这些结果表明.在一个市场不完善的环境下,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扭曲了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偏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推动产品市场的竞争和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促进收入公正分配与共享发展的关键。
  • 在职消费经济效应形成机理及公司治理对其影响
  • 在职消费经济效应与其经济性质和公司治理强弱密切相关。中国公司在职消费具有货币薪酬补充、正常职务消费及自娱性消费三种成分,其中货币薪酬补充成分对高管具有激励作用,正常职务消费可以提升高管办事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自娱性消费会产生代理成本。在职消费经济效应取决于前两种成分的经济效益与后一种成分的代理成本。若前者大于后者,表现为“效率观”,反之为“代理观”。公司治理是在职消费经济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公司治理越严格.在职消费的“效率观”表现越明显。本文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中国公司在职消费经济性质、经济效应及公司治理对其产生的影响发现:货币薪酬补充、正常职务消费及自娱性消费三种成分并存:总体上看,在职消费表现出较强的“效率观”,说明货币薪酬补充成分和正常职务消费占据主导地位:“股权集中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在职消费表现出较强的“效率观”.而二者较低的公司在职消费与业绩不相关.说明股东与机构投资者治理对在职消费经济效应产生重要影响:“独立董事比例”高低对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说明独立董事治理作用较弱。
  • 行政垄断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全行业数据与内生性视角的实证检验
  • 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近期学界的热点。有研究发现,政府对市场准入的干预(即所谓的行政垄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中国式市场准入规制中的行政审批程序包含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要素市场扭曲、行政垄断又与经济系统之间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为更好地寻找行政垄断制度的代理变量并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使用1998--2007年中国172个工业行业的企业层面大数据.测算出国有与民营部门之间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然后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模型.对行政垄断与要素市场扭曲的统计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经济的市场价格扭曲现象客观存在——资本价格扭曲呈先降后升的“U”型态势.劳动价格扭曲则呈直线上升态势.同时行政垄断行业具有鲜明的资本价格偏低和劳动价格偏高的特征。从统计关系上看.行政垄断与要素价格扭曲显著正相关,即行政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中国工业经济的要素价格扭曲问题。
  • 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延迟退休与失业率的关系
  • 本文将产业结构作为内生变量引入DMP模型,构建了在劳动者存在失业、退休、更换工作情况下青壮年和老年劳动者在两部类间的竞争就业模型,以此研究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延迟退休对劳动者工资及失业率的影响。模型结论表明:行业的空闲一失业比是影响社会就业的关键因素,延迟退休会通过该因素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和失业率。模拟研究发现:在中国当前情景下,“一刀切”和“渐进式”方案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但是两者均可以减轻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可以说,延迟退休间接消除了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并且老龄化程度越深.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长期降低作用越明显。如果政府同时增加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扶持力度,延迟退休政策则可以更加平稳地推行。延迟退休与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一对“政策组合”.是老龄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必要”之举。
  • 专利能否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专利资助政策视角的一个解释
  • 本文利用中国各省份1985-2012年面板数据,从人均真实GDP增长率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所蕴含的速度和质量两个视角来实证研究三种类型专利授权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作用效应。主要发现是:总体来看,发明专利对各省份人均真实GDP增长率造成显著U型作用效应.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未产生显著的作用效应:以中国各省份出台专利资助政策为界限.发现1999年前后不同时期中三种类型专利对各省份人均真实GDP增长率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且1999年后三种类型专利对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并未造成理论预期的促进效应:扣除专利资助政策信息后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对各省份人均真实GDP增长率和经济增长质量造成了显著的促进效应。本文的经验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各省份竞相出台的专利资助政策可能造成专利“泡沫”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专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发生了扭曲效应。
  •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的比较研究
  • 现有的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往往得出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为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本文选取2003-2012年中国对55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从逆向投资与顺向投资比较的视角探索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并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无论逆向投资还是顺向投资,中国企业均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效率寻求动因在顺向投资中表现明显,而战略资产寻求动因在逆向投资中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在逆向投资中对市场寻求型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在顺向投资中.对效率寻求型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市场寻求型投资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文化距离在顺向投资中对市场寻求型投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逆向投资中则有利于吸引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
  • 集团化企业制度同构性与决策权配置关系研究
  • 本文将制度理论的“同构性”构念引入集团化企业内部制度设计及其对决策权配置影响的研究中.从制度设计者角色设定角度深化了对转型经济体中大型组织制度建设过程理性的研究。以中国104家中央企业为样本.通过对管理控制制度先分类再组合的R型和Q型聚类分析提炼出集团化企业制度同构的基本模式,进而对战略、投资、人事、财务、预算和经营等分事项决策权在总部与下属业务单位之间的配置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研究发现:①集团化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可区分为战略类、监管类和经营类;②这3类制度同构性水平的组合,涌现出高度、中度和低度同构3种基本模式;③总部与下属业务单位之间的决策权配置在不同制度同构模式之间呈现(较)显著的差异.但两者关系的方向与制度完备性理论预测的相反,反映出组织制度建设(高阶)权力与常规决策(低阶)权力之间的“阶序”格局并未在中国大型集团化企业中真正形成。大型组织必须通过强化内部制度设计的过程理性,促进各项管理控制制度的持续优化,以确保下属业务单位成员行使决策权的行为能受到足够的制度约束。
  • 基于资产弹性假说的企业性质研究
  • 现实经济活动中并购联盟和平台经济导致企业边界模糊,并购重组的企业目标与绩效背离等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企业性质的反思。本文认为.企业性质出现歧义现象的原因在于企业的人格化假设.即人格化偏好的有限理性、可逆转性和层级性损害了企业函数存在的完备性、传递性和连续性条件。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构建非人格化的企业性质分析框架。本文的逻辑原点是消耗有形资产可以形成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可以带来相应的企业绩效,由此形成TIP逻辑链条。由此链条衍生出资产弹性的概念,即单位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投入的增减幅度对产出绩效的影响程度.而资产弹性大小决定了企业生命周期。本文分别通过几何图形分析和并购案例分析证实了资产弹性假说.即企业之所以容忍并购溢价、执意实施并购以扩大边界的动机在于维持资产弹性活力.延长企业生命周期。因此,本文对企业性质的认识是:企业的资产弹性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企业是系统内部各生产要素(主要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相互作用转化的自组织:一旦代表资产相互转化能力的资产弹性缺失,企业也将失去发展动力。
  • 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研究——基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实证分析
  • 本文提出的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认为,企业政治资本因构成家族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而成为代际传承要素.企业家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是中国家族企业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在转移时机上.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之后。对中国282家上市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上述理论假说:①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②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显著增加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还表明:③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存在门槛效应.仅创始人当选地级市及以上级别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才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④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则继承人更可能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方式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反之亦然。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家族企业非物资要素代际传承的内容.而且从家族代际传承的动态角度丰富了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文献。
  • 《中国工业经济》封面
      2010年
    • 01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社  长:李海舰

    主  编:吕政

    地  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邮政编码:100836

    电  话:010-68032678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480x

    国内统一刊号:cn 11-3536/f

    邮发代号:82-143

    单  价:16.00

    定  价:192.00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 IP查询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触屏版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