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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首语
  • 杜甫草堂
  • 庆祝中华书局成立95周年
  • 1912年元月,陆费逵(字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 陆费逵的优秀品质与历史地位——纪念陆费逵诞辰120周年、中华书局成立95周年
  • 陆费逵,字伯鸿,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出生于1886年,祖籍浙江桐乡。据陆费逵自称,“陆费”的姓氏源自山东费县,本姓“费”。在明朝中叶,费氏家族迁到浙江桐乡,他的17世祖出嗣舅父陆氏,便改姓“陆”。又隔数代以后,因费氏本支无人,便兼祧两家,复姓“陆费”。陆费逵算得上出身名家望族,他的太高祖陆费墀,曾在清乾隆朝时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官至礼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但时过境迁,到陆费逵父亲陆费蚊时,家道中落,其父率家游幕陕西汉中府,陆费逵就出生于此。
  • 上古史研究的一点新见
  • 考古学是一门对学者、专家和社会大众都富有吸引力的学科。尤其是中国考古学,在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约八十年间,提供出大量令人惊异的成果,致使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全然改观了。
  • 嫘祖文化流变
  • 一如何看待嫘祖的传说 嫘祖故事的发生是和黄帝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黄帝和嫘祖的传说至迟在战国、秦汉时期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均有若干黄帝史事的记载,《山海经》、《世本》等著作中已有有关嫘祖史迹的部分记载。然而,囿于先秦时期文献资料的极度贫乏和先秦时期史料固有的复杂性,加上当时人们历史观念的局限,有关黄帝和嫘祖的传说,有争议的地方甚夥。西汉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依靠其所掌握的先秦文献和大量传说资料,并辅之以实地考察,第一次勉强拼凑出包括黄帝在内的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但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仍一再强调“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司马迁撰著《五帝本纪》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为后人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历史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在这样的著作背景下,司马迁依据《山海经》、《世本》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也将嫘祖的传说写进了《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
  • 辽代契丹文文学发微
  • 辽代契丹文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崛起,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做出了别开生面的重要贡献。辽代契丹文文学以其“义理深微”的表达能力与汉文文学一起,积极参与了中华文学的构建过程。在新的世纪,为了使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突破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建立视野开阔、一体多元的科学体系,亟需下大的气力切实使上述状况有所改变。
  • 从写情到思理——词史演进的一个角度
  • 就辨体而言,人们对诗的要求较宽,而对词的要求较严,因此,以词写理,即使在词学复兴的清代,人们虽然已经有了较为弘通的观念,但仍然谨守分际,很长时间不肯逾越。而真正将词赋予形而上的意义,还要等王国维来完成。他进一步拓展了词的境界,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 守俨先生对我的恩情
  • (20世纪)70年代初,我私自撰写了一篇关于敦煌文书的论文(当时我没有读书研究写作的自由),因要查阅几种书籍,便借故请假五天到北京。下火车后,我认为可以不被拒之门外的去处,只有中华书局,就到了那里。赵守俨先生见到我,又欣喜又惊讶。我说明来京意图,他慨然允许我到中华书局图书室阅读,接着又问我所居何处。
  • 中华书局与我的学术生命
  • 我四十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得益最深的是中华书局。它不仅给我精神的食粮、思想的智慧、人生的启迪,而且给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以充足的文献资料,扎实的文本论据。我的每篇学术论文,每一部学术专著,无不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典籍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学术生命是与中华书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我与中华书局的人和事
  • 我是从上世纪30年代入中学,直到读完大学,一直有中华书局相伴,但我与中华书局有正式学术交往却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应该说有过不少人与事的联系。渐渐形成对中华书局有一种总体认识。中华在上个世纪确实对社会的文化建设有其重要的贡献:它向社会呈现了大量为人们所公认有学术价值的优秀著述和读物,对作者的学术生活给予了帮助与推动,使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公诸于世而无名山之憾,同时更培养了一批学者型的编辑家和出版家。
  • 《严迪昌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寄赠启事)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科文史类图书
  • 金灿然与中华书局
  • 1957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成立一个由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金灿然等19人组成的小组。当时中华书局职工只有几十个人,总编辑兼总经理是金灿然。1958年4月,文化部又作出决定,规定中华书局是以整理出版古籍和现代文、史、哲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并作为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
  • 我与中华书局的深情厚谊
  • 我与中华书局的友情真称得上源远流长,竟在七十年以上。记得我是虚龄四岁开始识字的。启蒙的课本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也不是从“人、手、足、刀、尺”开宗明义的小学教科书,而是中华书局一册又一册陆续出版的《中华故事》。在我读小学时,我曾连续几年把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当作“课外必读书”。
  • 齐燕铭与中华书局
  • 中华书局成为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机构,是与齐燕铭密不可分的。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给当时以聂荣臻同志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杜丽娘习《诗》的反理学意义
  •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因诵读《诗经》的《关雎》篇而产生了对于爱情的渴望,被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的《关雎》,竟然成了引发杜丽娘青春觉醒的导火索,这种大胆的见解充分体现了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 《登高》:难言的悲哀
  • 仰望《登高》时,“意境”、“意象”、“情景交融”、“忧时伤世”、“老病孤愁”、“沉郁顿挫”……遽然迫至心念。这些以往课堂所得,为我挡住阅读、理解之初莫名的茫然与孤单。“风急天高猿啸哀”:首句毫无预兆地把人抛至高山之顶,所有亲近的事物都在瞬间离人远去了。虽然还有风、有天、有猿,可眼前除了深渊般无尽的天色,其实再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事物,因为风无影,猿无踪。而视觉一旦阻塞,听觉便格外深入与加强,耳边“劲且哀”的风声、猿啼,就如死一般攫住一切,撕碎一切。此时独立山巅,人只能在一无依傍中忍受身上、心头赤裸而锋利的创痛,忍受锥刺般的寒冷与悚惧。这位秋气肃杀中转烛飘蓬般的老人,我们是多么愿意靠近和理解!可当极愿理解却无从理解时,便只能带着满心悲慨,把目光重新投向一二联,希求在意象含义的索解中理解杜甫。
  • 穿越现实和历史的悲凉——读杜牧《早雁》诗
  • 这首诗的主题,文学史家多解释为同情百姓流离之苦,以虏弦和胡骑象征边患。以南飞的哀雁象征失家的百姓,所说为回纥兵乱事。以古诗比兴传统来衡量,这一解释确实很精巧。但若从中晚唐局势来看,令人担忧的是藩镇和党争,边患反而未见有多么严重。而且诗中“仙掌月明”和“长门灯暗”两典实与边患无关,所以,关于这首诗忧边患的说法是颇让人疑惑的。
  • 不平等的偷情——古典小说艺术漫笔
  • 这个题目定得好像有点怪。一个已婚妇女同一个有妇之夫偷情,历来有一个很难听的说法,叫做“奸夫淫妇”,双方不是半斤八两么?有什么平等不平等可讲呢?可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告诉我们,偷情还真有平等和不平等之分。《金瓶梅》中所写的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偷情,就是不平等的偷情,而这恰恰表现了《金瓶梅》写实艺术的高明。
  • 说“桃”
  • 桃,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意象之一。自“夸父逐日”的神话时代起,就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功能和神秘的传说,形成了流光溢彩的桃文化。在古代文学中,“桃”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种果木的原始本义,具备了许多丰富而耐人寻味的文化意义。
  • 汉画像石中的女娲
  • 汉画像石中,神话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女娲的图像又是一个得到普遍表现的题材,全国所有汉画像石分布点都可以发现女娲的图像。我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一个大神,有着极高的地位,在我国早期的史籍中,几乎每部都有关于她的文字记载,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女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不过,与先秦的史籍相比,女娲在汉画像石中的表现有了一些变化,她很少以独立神的形象出现,而更多的是与伏羲以对偶神的形象出现,而且在与伏羲、西王母的构图中,她在神系中的地位降低了。这些变化,是汉画像石中女娲的特点。
  • 说说黄土窑洞
  • 《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云:“黄帝,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黄帝是黄土地上黎民百姓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远祖之一。而黄土地与中华文明相表里。
  • 《金瓶梅》风俗谈
  • 这是元代杨允孚《滦京杂咏》里的两句诗。在风大多尘的塞上军营,赶上个风软无沙的好天儿,军士们或倚或卧,摆上乳饼羊酥,权当啜茶。可见乳饼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食品。虽然汉人文献中早就提到它,如《初学记》引晋卢谌《祭法》就说到“夏祠别用乳饼,冬祠则用环饼也”,但我总以为最先发明这种食品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古代没有保鲜技术,喝不了的奶制成乳饼之类,便于存放。迁徙草场,行军打仗,总不能马背上驮的都是盛奶的革囊吧,制成乳饼,携带可就方便多了。
  • 假疯癫 真睿智 妙意蕴
  • 有位西方理论家说过:“能把谎话编得圆,主要是荷马教给其他诗人的。”小说家是做什么的?专门编谎话的。能把谎话编得既天花乱坠又编得圆,是大家、名家、高智商;把谎话编得捉襟见肘编不圆,是小家、陋家、弱智儿。小说是虚构,但好小说却能反映深刻的现实,虚构中有高于生活的真实。好小说甚至可以成为历史的镜子。
  • 刘歆的悲剧
  • 论及西汉末年的学风与士风,我们不能不重视刘歆这个人物。刘歆是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刘交“好书,多材艺”,曾学《诗》于荀卿的门人浮丘伯,有《元王诗》行于世,其文采儒雅在汉初的宗室将相里属于上乘。刘歆的曾祖父刘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刘歆的祖父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武帝谓之‘千里驹’”。刘歆的父亲刘向更是一代名儒。
  • 诗圣杜甫终老之夕
  •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在夔州居住一年零九个月之后,杜甫决定南下江陵。 应该说,杜甫在成都、梓州、夔州的生活不算坏,比起陷贼长安、携家秦州、逃荒同谷几个时期,这一阶段算得上是富足安宁。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甚至颇有小家乍富的感觉。
  • 事国一心勤以瘁——欧阳修的官德
  • 欧阳修自宋仁宗天圣八年24岁试礼部贡举第一,充西京留守推官,至宋神宗熙宁四年65岁在蔡州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前后四十多年,在朝廷,历侍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在地方,历任七郡郡守。仕历不可谓不长。地位不可谓不高(前后任刑部、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而又深得皇帝宠信,权力不可谓不大。他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皆为历代官僚之楷模;他勤政为民,振举纪纲,革除宿弊,是一个正官;他径直明辨,诚心直道,开口可见心腑,是一个明官;他谦虚谨慎,让名避利,遇事成人之美,是一个好官;他守廉守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清官。
  • 跟我到草堂看望杜甫
  • 前后一共五次到成都,我都去了杜甫草堂。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研究杜甫的,当然会对杜甫格外有感情,看看杜甫草堂也可能对研究杜甫有所帮助。这话当然不能说是错了,但是,它只能算是部分正确。因为,前两次去草堂的时候,还没有开始研究杜甫。我一直认为,到成都而不去草堂走一走,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
  • 郭沫若与翦伯赞的学术友谊
  • 郭沫若与翦伯赞的学术交往,始于1926年冬,当时他们同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从那时到1968年12月翦伯赞去世,这一交往时长四十馀年。他们的交往不仅时间长,而且日渐加深。所以这样,一是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观,即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对旧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推陈出新;二是有多方面相同的爱好,如爱好史学、戏剧、诗歌,还有考古学、民族学等;三是有长期为邻之便,如同在重庆、上海、香港、北京,时长二十七年。这里就我所知,分两个时期,谈一下他们两位在史学、戏剧和诗歌三方面的交往。
  • 司马迁剪裁史料的匠心
  • 古往今来,喜读太史公《史记》的人数不胜数。从专治文史的学者到其他行业的读者,不论是老年还是青年,只要展卷披览,就会爱不释手。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司马迁撰文善于剪裁史料.尤其善于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自序》)的史料中,“择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纪》),支撑文章的立意和布局,亦即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优选典型史料,突出纪传人物固有的特点和亮点,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 十二生肖和袁宏的生卒年
  • 李白这首名诗《牛渚怀古》被蘅塘退士收入《唐诗三百首》,因而家喻户晓,其中“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之句,用了东晋谢尚发掘才子袁宏(字彦伯)的典故,使得古今千千万万学童启蒙之时,便得知袁宏之名。
  • 汪琬《月下演东坡语》所演何语
  • 汪琬是清初宗宋派的一位重要诗人,崇尚苏轼,喜欢以议论为诗。其《月下演东坡语》绝句二首,即具有这样的特点(《尧峰文钞》卷5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5册,733页):
  • 唐宋文人茶的自然之趣
  • 在茶文化兴盛过程中,文人雅士推波助澜,功不可没。对于唐宋文人的茶文化建设之功,现有研究成果大多从中晚唐以后文人著述茶书、别泉品茗、创制茶具、精研茶艺等茶事本身加以探讨,充分肯定了唐宋文人在茶文化的精致化、高雅化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在对唐宋时期茶文化史料尤其是茶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深入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唐宋文人对中国茶文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将日常茶事与自己的审美活动、精神追求、人格理想紧密结合起来,使饮茶品茗具有高妙的审美价值和玄远的生命意味,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文人茶。那么,唐宋文人茶到底具有哪些深邃而独特的文化意蕴?这些文化意蕴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仍是亟待解决的茶文化史问题。本文拟结合唐宋时期文人生活中茶酒文化功能的消长和士子文化心态的嬗变,先谈谈唐宋文人在品茶、咏茶过程中对自然之趣的探寻和欣赏。
  • 长锋软毫第一人
  • 一代书风之变迁,除了社会风尚的原因之外,还决定于书写物质条件的改变。比如家具桌椅、毛笔形制等均有可能影响到书法风格的形成。书法史上,晋唐、宋元各自相对独立成体系,其中毛笔的因素实起了重要作用。大致而言,唐代以前,多以兔毫为笔,锋短而毫硬;两宋以来,锋长而散的软毫受到人们的喜爱,纵横挥洒的新书风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 20世纪嘉道诗歌研究综述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综论清代学术时偶及诗歌,如“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云云。张荫麟1932年发表的《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在谈到龚自珍《己亥杂诗》时说,“欲攫取嘉、道间之‘时代精神’者,尤不可不于此中求之”。关于“嘉、道间”,他补充道:“近世我国史上之一关键时代,鸦片战争之前夜。”可见无论就历史还是诗歌而言,“嘉、道间”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的确,嘉庆、道光年间是清代衰世的开始,此间诗歌亦由时代的熏染,具有特殊性。
  • 先秦巴蜀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回顾
  • 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古代巴蜀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近东地区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使得巴蜀文明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文化因素交融的特征。
  • 浅谈《刘知远诸宫调》发现的时间与地点
  • 读了于天池、李书的《又说又唱诸宫调》一文(《文史知识》2006年第7期)颇受启发,但其中说:“《刘知远诸宫调》是1907-1908年间俄国Л.K.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发掘古代西域张掖黑水古城(在甘肃黑水西岸)时发现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 卷首语
    杜甫草堂
    庆祝中华书局成立95周年
    [特别关注]
    陆费逵的优秀品质与历史地位——纪念陆费逵诞辰120周年、中华书局成立95周年(周其厚)
    [文史百题]
    上古史研究的一点新见(李学勤)
    嫘祖文化流变(周书灿)
    辽代契丹文文学发微(周惠泉)
    从写情到思理——词史演进的一个角度(张宏生)
    [信息与资料]
    守俨先生对我的恩情
    中华书局与我的学术生命(张立文)
    我与中华书局的人和事(来新夏)
    《严迪昌先生纪念文集》出版(寄赠启事)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科文史类图书
    金灿然与中华书局(李侃)
    我与中华书局的深情厚谊(吴小如)
    齐燕铭与中华书局
    杜丽娘习《诗》的反理学意义(刘冬颖)
    [诗文欣赏]
    《登高》:难言的悲哀(杨佳莉)
    穿越现实和历史的悲凉——读杜牧《早雁》诗(过常宝)
    [小说丛谈]
    不平等的偷情——古典小说艺术漫笔(周先慎)
    [文化史知识]
    说“桃”(王艳梅)
    汉画像石中的女娲(汪小洋)
    说说黄土窑洞
    《金瓶梅》风俗谈(白维国)
    [“红楼聊斋一脉承”(之三)]
    假疯癫 真睿智 妙意蕴(马瑞芳)
    [人物春秋]
    刘歆的悲剧(曲利丽)
    诗圣杜甫终老之夕(康震)
    事国一心勤以瘁——欧阳修的官德(张福勋)
    [人文游踪]
    跟我到草堂看望杜甫(丁启阵)
    [学林漫话]
    郭沫若与翦伯赞的学术友谊(张传玺)
    [随笔·札记]
    司马迁剪裁史料的匠心(田居俭)
    十二生肖和袁宏的生卒年
    汪琬《月下演东坡语》所演何语(朱则杰)
    唐宋文人茶的自然之趣
    [书画欣赏]
    长锋软毫第一人(陈志平)
    [研究综述]
    20世纪嘉道诗歌研究综述(于慧)
    先秦巴蜀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回顾(邹一清)
    [读者·作者·编者]
    浅谈《刘知远诸宫调》发现的时间与地点(谢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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