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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
  • 人们怎样创造历史,一般来说,人们就会怎样叙述和研究历史。因此.历史学的变迁与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历来同步,当代中国也同样如此:六十年来的历史学与六十年来的共和国可以说共命运。六十年来共和国的中心问题是“现代化”问题,而这一“现代化”的路径是“计划”与“市场”的选择之争。而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均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题。“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诠释问题遂自然而然地成为此一时期意识形态部门的敏感问题。正是奠基于此,六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变迁的中心线索。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即“史观派”的命运及其起伏。大体说来,从1949年到1958年,从1959年到1989年,从1990年到2000年,从2001年至今,可以看作是六十年来中国史学所走过的四个段落。尽管这四个段落脉络各有不同,起支配作用的力量相异。且各有其中心话题.但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到近二十年来这个中心地位遭到本土“国学”和西方“中国学”的双重挑战,则构成了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学演变的总体图景。
  • 冀西北与黄帝传说
  • 提起黄帝,许多人想到的是陕西或河南,实际上,以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市的涿鹿县为中心,包括山西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河北省张家口市所辖各县以及北京相邻各县一带.才应是黄帝最初的活动区域,这一区域统称为冀西北。虽然现在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但无论从民风习俗上看,还是从考古文化上看,这一地域的风格都很接近,应该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区域。可能有人会问,这一地域远离黄河中下游,生态环境差.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还被视为经济落后地区,黄帝怎么会在这里居留过呢?其实.冀西北地区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 汉晋土族的发展历程
  • 士族阶层是两汉魏晋时代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势力。然而,哪些士人属于士族阶层?哪些士人不属于士族阶层?哪些朝代属于门阀制度时代?士族阶层是否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阶段有什么样的特征?凡此.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拟在分析各家见解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看法。
  • 等待中的岁月——读曹子建《七哀》
  •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 “宛转相生,逢原皆给”——析庾信的《燕歌行》
  • 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寒雁咆哐渡辽水,桑叶纷纷落蓟门。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中乏水源。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疏。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渡辽本自有将军,寒风萧萧生水纹。妾惊甘泉足烽火,君讶渔阳多阵云。自从将军出细柳,荡子空床难独守。盘龙明镜饷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春分燕来能几日,二月蚕眠不复久。洛阳游丝百丈连,黄河春冰千片穿。桃花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 长安的明月——读庾信《哀江南赋》
  • 月华如水,映照着庾信静静的庭院。只是,北国凄清、冰冷的寒气早已袭来。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不无悲苦的、孤寂的庾信如一片黄叶,飘落在北国寒气袭人的空中。“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去了,可谁又知晓庾信暮年心底潜藏的寂寞和悲怆呢?!
  • 谈谈“串珠诗”
  • 串珠诗,与联珠体诗、辘轳体诗不同,它既不一定在一篇之内,使上一句句尾的词语与下一句首句顶真衔接.也不一定是上一篇章的句尾之词语与下一篇章的开头的词语相衔接.而是使一些词语或句子反复出现在诗中,似衔接,又不直接衔接,通过其他词语贯穿衔接,犹如串珠,故称串珠诗。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的人,是宋代的敖陶孙,他在《腥翁续话》中提出:“古人《春江花月诗》,以春、江、花、月、夜反复成章。今人浩然词,则以上章末句引下章上句,无以名之,盖辘轳不似辘轳。衔接不似衔接,若贯珠然,故云。”台湾的陈香在《异体诗举隅》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在唐以前,很少有诗人写作此种串珠诗。南朝梁何逊有《拟古三首联句》:“家本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匣中一明镜,好鉴明镜光。明镜不可鉴,一鉴一情伤。少知雅琴曲,雅琴不可听,一听一沾缨。”像何逊的这首诗,算是凤毛麟角,很少见。到了唐代,才较多出现。初盛唐时期,出现了两种类型:一是串句成珠式,二是串词语而成珠式。
  • 诗话三则
  • 陈与义《寄若拙弟兼呈二十家叔》:“退之送穷穷不去,乐天待富富不来。”
  • 密迩于鲁,击柝相闻——邾国
  • 两周时期,列国林立,仅仅山东境内就有大大小小数十个邦国。在这些邦国中,邾国是仅次于齐、鲁的中等诸侯国家,大约与莒国相当。可是,邾国与莒国又有不同,两国虽然都与鲁国接壤,但邾与鲁之间国都更近、联系更多。邾国的历史发展主线几乎也都不离鲁国,他们互相争斗,互相攻伐,也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到战国时期,邾国在文化上几乎与鲁国融为一体。
  • 渐行渐远的文房清玩——笺纸
  • 1929年5月15日夜间,在北京(时称北平)探望母亲的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别致,首先是对许广平的称呼.既不是过去开玩笑的“害马”、“H.M”,也不是习惯上的“广平兄”,而是“乖姑!小刺猬!”与过去更为不同的是,这封信所用的是两张带有彩色图案的笺纸。上面分别画着枇杷和莲蓬,枇杷有三枚,两大一小,莲蓬有两只。其中的一只饱含着莲子。
  • 满文的历史与特征
  • 满族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先人建州女真在明末统一女真各部后进而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清朝,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是以满族上层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的上层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政权。满族上层阶级在建立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实行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在清代称作“清文”或“国书”。
  • 古代图书出版业的广告欺骗
  • “广告”的本义只是广而告之,但在商业中,广而告之的最终目的往往还是为了盈利。于是,广告不仅要将产品信息传达给目标消费者,更要通过信息的有效传达,促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进而让广告主实现盈利目的。为了更加有效地诱惑、刺激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的广告从最初干巴巴、实实在在的信息(刊刻者、刊刻时间、售卖地点等),很快发展到用各种美好的、富于蛊惑力的语言组成令人怦然心动的吁求。这些广告文案,其措辞之巧妙,心思之宛转,即使在时光流转的数百年之后看上去.依然让人叹服其广告艺术真有如漫步山阴道上,佳处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过犹不及,正如孔子早就批评过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不少广告的好言语未能和产品的实际相吻合,不少消费者受广告的诱惑去购买了产品,结果发现名与实并不相符,这就涉嫌广告欺骗了。
  • 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 在中原文化濡染之下.元朝蒙古统治者和色目贵族很快就开始了汉化的历史进程。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浮粱磁局在景德镇设立。据史书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蒙古统治者并非简单地接受中原文化,而是加以改造,于是,蒙古色目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元青花在景德镇浮梁磁局应运而生。在目前所见元代瓷器中,1964年保定出土的元代窖藏最为精美,包括卵白釉、钴蓝戗金和青花三种。我们最近发现,这批元代高档瓷器可能是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蛙的宫廷酒器,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1312)和延韦占六年(1319)。这个发现说明元青花源于元朝皇家艺术.蒙古统治者将蒙古和色目文化与汉地制磁技术相结合.主导了元青花的创烧。元朝御窑厂浮梁磁局停烧之后,汉地工匠才主导元青花艺术的创作,明清时期这门艺术逐渐融入汉文化。
  •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
  •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书画艺术十分发达,派系纷呈。明中期以来.书画界渐渐将书画商品化,将书画艺术推向市场,出现了许多职业书画家和兼职书画家。他们将书画之作变为一种商品出售,以获得酬资,出现了许多依靠出售书画作品治生的文人。明代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唐寅、朱昂之、陈元素等人的书画和清代的徐枋、金俊明、王学浩、王武等人之作更是人们争相购买的对象。如明代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沈周,长洲人,一生不应科举,以卖画为生,其画深受买家的垂青,以致有人冒其名作赝品售之以获厚利;其弟子文徵明,苏州人,工书画.在沈周之后领袖吴门画派长达五十年之久。
  • 日本当代的《长恨歌》研究
  • 《南开学报》2009年第3期刊登了日本学者下定雅弘的《解读(长恨歌)》,作者认为,《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其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爱情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特点。文章还对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作了介绍。
  • “六经糟粕”论与明代儒学的转向
  • 明代理学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由“述朱”到“诤朱”的痛苦历程,学风的转变始自陈献章的江门心学,至王阳明而后形成蔚为大观的时代思潮。然而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其内在的思想脉络是什么?学术界大都模糊地认为白沙倡导“自得之学”,主张“静中养出端倪”.将明代学术导入精微,开创“江门心学”。白沙提出的“六经糟粕”论,作为明代心学的中心话题之一,内在地预设了对经书、对理学的革命和创新。“六经糟粕”论一反明初功利、守旧的学风,坦言“文辞秕糠”、“六经糟粕”,打破圣人、六经的权威和迷信,对程朱理学展开猛烈批判,提出“左右六经”、“六经在心中”、“六经虚无”等心学命题,有力地促进了明代学术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明代学术的新风尚。
  • “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
  •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发。使学院派学者真正地关注起平民文学、民间文学来。1918年2月.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亲自发出启事,征集近世歌谣,以期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横空出世,进入他们极力提倡的大众文化的学术视野。1920年.由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教授发起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随后又成立风俗调查会。他们在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上郑重指出:“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起源,即可从此算起。然而,在这一时期内,民俗学的招牌还未正式打出来。1926—1927年间,由于北京政局动荡,北大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容肇祖等南下广州,他们与中山大学的老师钟敬文、杨成志、何思敬等在中山大学组织了民俗学会,1928年创办了《民俗周刊》。当时适逢中山大学初办,又处在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因此颇具鲜活的朝气.民俗学运动进入了“耕耘播种时代”。
  •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儒家历、历家历之争
  • 唐宋变革既是一个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文化转型的过程。从宋代儒家和历家关于历法争论这一具体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两者在关于历理和历数、上古历元和近世历元、左旋和右旋等问题上发生过分歧争论。宋儒普遍认为,汉唐以来历法参杂“夷法”.雅正精义遗失,导致历差.他们在内心建构出一个完美精确的三代“古历”.以恢复雅正传统为己任.把探寻古历中的精髓“历理”作为终极理想,着重进行历法的理论探索,并希望据此制出完美无差的历法。作为他们复兴儒学和开创治世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形成所谓“儒家之历”。宋儒以这一想象的完美标准来评判后代历法的差误,将汉唐以来伎术官把持的专业司天机构制作的历法当作暗用“夷法”、夹杂“俗例”的代表.轻蔑地称之为“历家之历”。两者间的争论贯穿有宋一代。这一争论背后折射出唐代夷夏之辨到宋代雅俗之争的转换.从中反映了宋代新儒家异于前代的独特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 在道学与艺术之间穿行的《歧路灯》
  •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只看到伦理的人、政治的人。孔孟的道理,千言万语,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如何做人。道德的谴责是最可怕的谴责,政治的罪名是最严重的罪名。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政治史,一部以儒家伦理褒贬人物的历史。政治家考虑的是政治的需要,但也必定要打起伦理的旗号。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是伦理,“得天下”是政治,二者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秦始皇不懂这个道理,以为马上得的天下,可以马上治之,结果秦王朝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皇朝。
  • 缅怀孙楷第先生
  • 孙楷第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学者。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携箧申江,求读于复旦大学时,就已拜读孙先生的著作。那时上海杂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元曲家考略》和《傀儡戏考源》三种著作.第一种著作中涉及的脉望馆、绛云楼、也是园和旧山楼,它们的主人都是我的乡前贤,所以倍感亲切。我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所领导曾命我去当孙先生的助手,协助他编著《曲录新编》。由于种种原因,我只做了少量的工作,历时很短,但得到孙先生的教导却很多。回忆往事,历历在目,镜春园恳谈,永安里赏饭,纵论山水画,臧否曲学家.真可说是有幸亦有缘!
  • 一瞥劫后灿烂——记校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几位老先生
  • 上个世纪50年代末,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华书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学者开始了校点“二十四史”的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60年代中期.“校点”被迫暂停,直至1971年,这一浩大工程才又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重新启动。岁月悠悠,白云苍狗,当年参加“校点”的众家今日大多凋零,思之令人叹惋!这篇文章乃当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黄克先生的亲历亲闻.令我们在朴实生动的文字阅读中,走近一位又一位史学名宿:唐长孺、张政琅、阴法鲁、翁独健、孙毓棠、启功、赵守俨……
  •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夏承焘(四)
  • A君:胡兰成《今生今世》录存瞿禅先生词二首。其一《好事近》:
  • 老北京名吃——全聚德
  • 吃烤鸭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但起初并不叫“烤鸭”,而称“炙鸭”、“烧鸭”。南北朝(420—583)时《食珍录》中已有“炙鸭”的记载。清朝以前,烤鸭通常为宫廷与民间的日常食品。进入清朝后,历代帝妃都爱吃烤鸭,据《华夏饮食文化》载,清廷“许多鲜嫩名贵的菜,其味美之至……如刚出炉的烤鸭,外焦里嫩,又酥又脆,光泽照人……”(中华书局,1993,234—235页)。故宫《五台照常膳底档》:“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五日至十七日十三天中,乾隆皇帝吃烤鸭八次。”由于皇室青睐,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纷纷效仿,每宴非烤鸭莫办,烤鸭从一般食品一跃而为宴席主菜。此风尚很快流传到民间,街市上随处可见烤鸭店,起初最负盛名的是便宜坊烤鸭店。便宜坊创立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老便宜坊达到鼎盛。晚清时,八旗子弟宴请成风.“讲排场、比阔气更成为时尚”(《北京历史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4页)。老便宜坊店前经常停满达官显贵乘坐的大轿,《都琐记》记载,“席中必以全鸭(指烤鸭)为主菜,著名为便宜坊”。其实,在后来成为京城烤鸭代表的是全聚德。
  • “玩”出来的文化与“玩”的文化——李渔的另类文化建构
  • 清初杰出的文学家、美学家李渔,是一位被社会视作另类的人物。他鄙弃了举业,却不肯安分地隐居;他既不追求显达,却要过达官显贵们那样享乐的生活;他否定了“君子固穷”这被先儒们倡导了千百年的生活模式,不仅主张“诗意”地栖居,还要进行总结,并形诸文字,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组织了戏班,集编、导于一身,不独自己快乐,更巡游各地,游荡江湖,出入权贵之门,行其秋风之实。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说:“非工非商,不宦不农,家无恒产而需要和士大夫一样的享受。一身而外,所有费用皆取之于人。”(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序》,《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他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 退士闲谈:屈原和贾谊
  • 《史记》为几个人写合传,常常是连类而及,如“老子韩非列传”是从学术源流上着眼,把不同时代的人编制在一起,后人讥议“老子与韩非合传”,那是不太了解太史公的学术观点。“仲尼弟子列传”则是一个学派的以第二代传人为主要对象的合传,大家就没有意见了。“刺客列传”、“滑稽列传”都是古今人合传。汉代人的合传更多。大体上说。这都是为了容纳更多的人物,写入更全面的历史。同时,按类别纳入,也使得脉络清楚,读者一目了然。
  • 牛女故事与文学翻案
  • 近年来,西洋的一些节日在中国盛行,于是国人中也有要开发原有资源,以与之抗衡者。比如,西洋有2月14日的情人节,国人就有提出农历七月七日牛郎织女天河会.是中国的情人节者。这个看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却也有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认为,牛郎织女是已经结婚的人,以二人的故事比附情人节.稍有不伦。是否一定要定出中国的情人节,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是,中国古代传统一向是先结婚,后恋爱,就事论事,将牛郎织女看作“情人”.也并无不可。
  • 唐代方外女性之诗
  • 唐代的妓女以卖艺为主,卖身虽亦或在所不免,却是次要的。“娼”、“妓”这两个字,本作“倡”、“伎”,指有歌舞技巧的人,古代倡优不分,男女兼有,后来才集中到女性身上。曾经有人怀疑,在纳妾属于合法的古代,为什么还需要妓女的存在。一位外国性学家说得好:“道德意识浓厚的中国丈夫仍然经常出入妓院.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去妓院的重要目的并非为了性交,而是为了获得松弛和宁静,享受美酒佳肴,音乐歌舞.如果需要的话才在那里‘过夜’。”(蕾伊·唐娜希尔《人类性爱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96—97页)唐朝的情形大抵正是如此。
  • 略谈明清传奇小说——兼评《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
  • “传奇”是唐代小说的一体。按宋代人的说法,“传奇体”是从裴铡的小说集《传奇》而得名的(见陈师道《后山诗话》)。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关于传奇小说的特点,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据陈师道的记述,主要是“用对语说时景”这一条,就是说多用骈偶的词句来描写场景和叙事拟言。这一点确是《传奇》的特色。但并非所有唐人小说都具有这种特色。另一位宋代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8中讲到,唐代举人用《幽怪录》、《传奇》作温卷,因为这种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他并没有称之为“传奇”)。这话虽不全面,但有一定的道理。“史才”和“议论”是从《左传》、《史记》以来的史传都具备的,只有“诗笔”才是唐代小说添加的新东西,最足以体现唐人“一代之所胜”。唐代小说主要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具备了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诗的韵味。当然,也并非所有唐人小说都是用到“诗笔”的。
  • 唐传奇中的“木鬼”——“鬼话连篇”之八
  • 中唐时代,扬州有一位游侠之士,名叫淳于棼。他本来有一个小官职,因为“嗜酒使气,不守细行”,酒后得罪了长官,被开除回家。好在家底殷实,他虽然官场落魄。却不愁衣食,整天在住宅南面的一棵大古槐下“纵诞饮酒为事”。他万万没有想到.数十年来形成的性格习惯,甚至根深蒂固的人生观.却会因酒后的一场自日梦而彻底改变。
  • 藏族的宗教文化与戏剧艺术
  • 藏族主要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另在青海的玉树、海南、黄南、海北、果洛五个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也有分布。
  •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解读(二)
  • 以上是宋代理学对“学而时习之”句的解释,下面看“有朋自远方来”句。朱熹《论语集注》:
  • 经典是这样铸成的(八)——《论语》编辑、流传小史
  • (四)经学的复兴、《论语》学的繁荣 清代的学者积累知识是明人不可企及的,许多传统的学问、文化(如经学、史学、文字学甚至诗词创作)在清代复兴了、发展了,甚至形成繁荣的局面,但这种文化的繁荣恰恰是以文化限制、压迫和文字狱严酷为前提的。清代是文字狱最频繁的时代,片言只语就有可能招致大狱.使许多人头落地。清代历朝禁焚之书达数千种之多。少数民族对多数人的统治压迫总是不自信的,因此就更加大暴力压迫的力度,制造恐怖氛围.弄得文人士大夫人人自危,动辄得咎,他们只好躲进离现实最远的文字训诂和考据当中去。而这些只是工具性的知识,如何应用这个工具,他们的第一个选择就是经学。
  • [特别关注]
    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王学典)
    [文史百题]
    冀西北与黄帝传说(王玉亮)
    汉晋土族的发展历程(孙明君)
    [诗文欣赏]
    等待中的岁月——读曹子建《七哀》(曾彩华 王玫)
    “宛转相生,逢原皆给”——析庾信的《燕歌行》(李鹏飞)
    长安的明月——读庾信《哀江南赋》(丁红旗)
    谈谈“串珠诗”(于东新)
    诗话三则(曹旭)
    [文化史知识]
    密迩于鲁,击柝相闻——邾国(杨朝明)
    渐行渐远的文房清玩——笺纸(刘运峰)
    满文的历史与特征(顾松洁)
    古代图书出版业的广告欺骗(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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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林梅村)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徐永斌)
    日本当代的《长恨歌》研究
    “六经糟粕”论与明代儒学的转向(朱人求)
    “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肖向明)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儒家历、历家历之争(韦兵)
    [小说丛谈]
    在道学与艺术之间穿行的《歧路灯》(张国风)
    [学林漫话]
    缅怀孙楷第先生(邓绍基)
    一瞥劫后灿烂——记校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几位老先生(黄克)
    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夏承焘(四)(施议对)
    [民俗志]
    老北京名吃——全聚德(马丽雅)
    [人物春秋]
    “玩”出来的文化与“玩”的文化——李渔的另类文化建构(冯保善)
    [随笔·札记]
    退士闲谈:屈原和贾谊(白化文)
    牛女故事与文学翻案(张宏生)
    唐代方外女性之诗(顾农)
    略谈明清传奇小说——兼评《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程毅中)
    唐传奇中的“木鬼”——“鬼话连篇”之八(程章灿)
    [戏曲苑]
    藏族的宗教文化与戏剧艺术(李悦)
    [教学相长]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解读(二)(许嘉璐)
    经典是这样铸成的(八)——《论语》编辑、流传小史(王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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