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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刑事推定与犯罪的认定
  • 刑事推定的实质,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方式的问题,是部分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难度,并将部分证明义务转移由被告人承担。因此,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应当对其无罪或者罪轻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运用刑事推定认定犯罪,与无罪推定原则并非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它们之间存在相当可能的相容性。
  • 我国洗钱犯罪探析
  • 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是对《联合国禁毒公约》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进行新增删和扬弃而设立的新罪,它在概念、主体、上游犯罪范围、行为方式等方面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刑法的规定有所区别。对于洗钱罪的认定,应正确把握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应尽一步完善我国反洗钱立法和相关措施。
  • 对安乐死的认识与立法思考
  • 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死亡状态,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国家已经或正在为安乐死立法。我国对该问题的多数观点认为,立法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但对于立法及其实施所必须解决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法律原则还存有争议,笔者就争议中的几个问题谈点认识,以期能促进其在国内的早日立法。
  • 醉酒状态下的几个刑法学问题
  • 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定罪量刑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把握,应依据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并充分考虑醉酒状态这一特殊性来进行,而不应简单地以行为人醉酒的形态来决定。
  • 让权威机构发挥权威作用——“检委会工作改革研讨会”综述
  •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的议事决策组织,1979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检察委员会在检察机构中的权威地位。多年来,检察机关对检察委员会工作也一直非常重视,高检院相继出台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检察委员会工作机制,使其在检察工作中的作用不断增强。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司法实践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作为检察机关重要组织机构的检察委员会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2000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检察委员会工作。为进一步了解目前检察委员会工作的具体情况,推动检察委员会工作不断发展,《人民检察》编辑部与检察日报社法律经济部于9月下旬在湖南省慈利县共同举办了“检委会工作改革研讨会”,来自各级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办公室等部门的30余名代表就检察委员会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高检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同志到会指导。立足现实正视问题对于检察委员会的作用,与会者列举了各地检察委员会讨论、决...
  • 《关于监所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
  • 在执行高检院检委会通过的《关于监所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时,应当正确处理重点工作和一般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监所检察部门和派出(驻)检察机构的关系,正确处理监所检察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初查与侦查的关系,切实解决好派出检察院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和派驻检察人员轮岗交流的具体实施问题。
  • 试论以事实推定贪污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 贪污罪在主观方面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既是贪污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也是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主要区别之一。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准确地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探讨通过事实推定的方法,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推定其主观非法占有目的。
  • 若干情形下脱逃罪主体的认定
  • 关于脱逃罪主体的认定,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刑法理论界,均存在争执。本文就留置盘问、收容审查、超期羁押和无罪羁押等四种情形下的脱逃者之脱逃罪主体认定进行了探讨。主张对于依法被关押之主体特征应作广义上的理解,并提出了立法修改和司法解释的建言。
  • 以改革的姿态应对入世
  • 2001年11月10日,一个令中国人难忘的日子。多哈一记棰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中国将由此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半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生产力的最佳途径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要加快发展的步伐,必须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为了与世界接轨,我们经过了15年的艰苦努力,多哈的棰声宣告了我们15年的努力终获成功,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今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开放的扩大将有利于中国的产品更多、更快地进入世界市场,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进入我国,有利于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入WTO使我们过去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经济管理方式及运作模式受到重大冲击,诸如行政干预、层层审批和地方保护等做法,将在WTO规则面前失去效力。政府部门必须尽快从“家长、“保姆的角色转换为“裁判员、“服务员,因而,加入WTO将全面推动我国改革的进程。加入WTO也将对司法工作...
  • 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
  • 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从宏观角度制定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抗制犯罪的战略决策。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轻缓型的刑事政策逐渐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刑事政策所取代,“严打”政策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一种具体刑事政策,我国的“严打”政策应具有目的性、综合性、针对性、层次性等特征。
  • 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
  • 仅凭行、受贿双方的供述来认定贿赂案件并不违反补强证据规则。证明受贿罪“谋利”要件的口供不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 电子证据的法律认定
  • 一般认为,除非将储存在计算机硬盘或其他类似载体内的数据打印出来,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可以人为地或非人为地被销毁、改变而不留下任何痕迹。计算机储存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修正、更改或补充各种数据非常方便。各种加密技术都有解密的可能,即使是最新的光盘储存技术也有被解密的可能。这种事件发生的直接后果是:争议的一方或双方将原数据稍加改变,其后果是可能改变初始自动生成的原合同内容,也可能改变其他相关补充附加记录等,从而使得计算机的存储记录作为证据在法律上是否能被法院接受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挑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合同是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完成,没有第三者作证,因此,就可能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这与传统方式有独立的第三人作证有很大区别。第二,与书证相比,计算机存储数据一旦被更改或非人为地遭到损坏,很难再按原样复制一份。即使人们可以留下拷贝,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即这份拷贝是否被更改过。书证则不然,如果当事人能出示原件,其真实性很容易被证明。第三,即使书证原件丢失,法院对书面复印件真实性的确认远比对计算机储存数据的真实性确认容易得多。尽管计算机存储数据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加之其他许多管理上的防范措施,很多国家...
  • 为署名举报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 署名举报,因其举报人的“实名式”特点,而强化了举报线索的真实性、可查性和易发展性,因而一直得到检察机关等反腐败职能部门的重视、支持和提倡。是署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从表面上看,是举报人举报时自行选择的落款方式,其主动权似乎在举报人自己。然而,由于举报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对抗性、斗争性和正义性本质,决定了这种选择方式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定社会政治生活和环境影响的表现。除了举报人的一些主观因素之外,客观环境中令举报人不敢署名、不愿署名、不能署名和不便署名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重视为署名举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认同环境。对举报的正义性认识,应当首先成为反腐败职能部门的共识。这是署名举报人的精神支撑。对人民群众勇于举报,特别是敢于署名举报,积极参与和支持反腐败斗争的行为,反腐败职能部门应当以欢迎、鼓励、负责和保护的态度,自觉落实于行动中。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职能部门与人民群众的有效结合,才是反腐败斗争成功的根源和希望。群众举报是职能部门开展反腐败斗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共同的社会正义责任决定的。二、舆论环境。公众舆论对举报行为的公正评价,是影响署名举报的...
  • 忽视用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取证弊端多
  • 言词证据是司法实践中最常用的一种证据形式,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形成的言词证据在民族地区诉讼活动中不仅应用广泛,而且还有其独具的证明效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有的司法人员在办案中不注意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询问(讯问)、翻译、记录”同时进行的取证习惯,给后来的起诉、审判带来隐患。———忽视用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取证,不利于证据的稳定性。“询问、翻译、记录”同时进行的取证方式,直接造成了证据不稳定,成为证人翻证的借口。由于能够反映证人当初以本民族语言陈述事实的文字本来就未形成,庭上所举的只是经过侦查人员翻译而形成的他种文字证据,公诉人对证人的翻证无力反驳,因而控方陷入被动。———忽视用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取证,不利于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执法的基本准则,而案件事实是依靠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来确认的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供述)等证据必须具备“三性”,才能保证公正。侦查人员自行翻译而形成的证据,其真实性易受质疑。因为侦查人员调查取证时,有的无视被调查人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差的现实,不提醒亦不强调使用本民族语言任其使用汉语陈述;有的听其用本民族语言陈述而用汉语文字记录,形...
  • “安泰之死”的启示
  • 有这样一则希腊神话,讲的是安泰的故事。无敌英雄安泰是地神的儿子,每当他同敌人斗争遇到困难时,只要往地上一靠,便会力量无穷,所向无敌。后来,一个叫海格立斯的掌握了他的弱点,在空中把他掐死了。“安泰之死”留给人们的叹息应该是意味深长的。由此我不禁想到,在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如果没有人民群众这座靠山的坚实基础和力量源泉,反腐败斗争就没有生机和活力,也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是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的历史,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长期革命和斗争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依靠群众,是革命和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和力量源泉。脱离群众,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也办不好。腐败是侵蚀党和政府机体的“毒瘤”,是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主要因素。群众对此最关心,反映最强烈,也最深恶痛绝。人民群众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拥护者和监督者,他们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心里都有一杆公平秤,谁清正廉洁,谁奢侈腐化,他们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那些腐败者,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隐藏有多深,伪装有多巧妙,都最终逃脱不了人民群众布...
  • 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 一、引言证人出庭作证难是我国证据立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学界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的确,证人保护制度是证人作证的基础性保障体制,但我们的讨论却陷入了诸多的误区,最根本的错误是将证人保护制度“泛化”,即认为证人保护就是国家对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所有证人进行制度性保护。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我国证人保护制度陷入司法资源浪费的困境,却使真正最须保护的“污点证人”置身于生命危险当中。当前中国对证人基本没有保护可言,“污点证人”受到报复甚至被认为是报应,而社会关注的只限于对普通证人的报复。目前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证人保护制度都在建立和完善之中,英国早在1892年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美国1984年制定了《证人安全改革法案》;澳大利亚在1993年颁布《证人保护法》: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通过了《制定证人保护法》。其中投入最大、运作最严密的当属美国的联邦证人保护程序。上述各国都建立了负责证人保护的专门机构,由国家财政承担证人保护费用,而证人保护的实体标准是面临生命危险,而不是一般性危险,如恐吓、伤害等(对于这些一般性危险通过普通的治安或司法渠道解决)。基于这个标准,证人保护程序的适用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有组织...
  • 2001年本刊分类要目
  • ●卷首和着新世纪的钟声本刊编辑部(1.1)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反腐败的力度新世纪.新贡献.新风貌本刊评论员(3.1)为实施“十五”计划作出新贡献本刊编辑部(4.1)切实抓好集中教育整顿本刊特约评论员(5.1)深入开展“严打”斗争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本刊评论员(6.1)七月的誓言陈葳(7.1)检察机关要做“三个代表”的模范实践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8.1)积极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本刊评论员(9.1)与时俱进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本刊特约评论员(10.1)学习付玲玲本刊编辑部(11.1)以改革的姿态应对入世本刊评论员(12.1)●本刊专访开创监所检察工作新局面———访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厅长陈振东本刊记者李和仁(7.5)树立“两个维护”执法思想依法有效开展民行监督———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王鸿翼本刊记者柴春元(10.5)●前沿动态2000年检察理论研究综述张智辉(1.23)金融犯罪研究综述本刊记者马滔李玉花(2.19)证据制度:诉讼法学研究新热点本刊记者李和仁晏向华(3.35)量刑建议:摸索中的理论与实践———量刑建议制度研讨会综述本刊记者李和仁(11.24)让权威机构发挥权威作用———“检...
  • 公安机关认为不批捕决定有错误重新报捕的,应如何处理?
  • 编辑同志: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没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要求复议,而是就同一案件事实,重新侦查一部分新的证据,再次提请批准逮捕。对此,检察院应不应该重新审查此案?在法律程序上如何处理?王雪霞同志:有关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问题,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批准逮捕的,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不批准逮捕并说明理由;二是不批准逮捕并通知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列出补充侦查提纲。公安机关接到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后,也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根据刑诉法第七十条,认为不批准逮捕决定有错误,应当向同级检察院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请复核;二是按照检察院的要求进行补充侦查,或者公安机关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也可进行补充侦查。如果公安机关选择后一种方式,通过补充侦查,提供了新的事实、证据等材料后,重新向检察院提请逮捕的,检察院应当重新审...
  • 民事检察中证据的冲突与取舍
  • 民事抗诉实践中书证、言词证据、录音证据、复印资料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往往出现矛盾,科学合理地进行分析、审查判断,正确地适用选择,才能切实实现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最大化。
  • 前次犯罪已过追诉期,又犯同种罪的,能否认定为连续犯?
  • 编辑同志:王某先后于1995年3月盗窃财物1000元,2000年4月盗窃财物4000元。对王某的两次盗窃行为是否处于连续状态,有不同意见。按照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的,追诉时效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如果不认为其盗窃行为处于连续状态,那么,王某1995年3月的盗窃行为已过追诉时效,不再追诉,只能认定其后一次盗窃4000元的行为,属数额较大,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若认为王某的两次盗窃行为处于连续状态,那么,其追诉期限应从2000年4月开始计算,应当认定王某的盗窃数额为5000元,达到“数额巨大”(5000-20000元)的起点标准,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请问:对间断时间达五年之久的王某两次盗窃行为能否确定为处于连续状态?叶辉同志:我国刑法第八十九第一款所指的“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在学理上称为连续犯。所谓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次犯罪行为,每次犯罪行为都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况。连续犯问题是与追诉时效紧密相联的。所谓追诉时效,是指一定的犯罪行为,超过法定的期限未予追诉,追诉权归于消灭,司法机关不得再对犯罪人进行追诉。对连续犯而言,犯...
  • 刍议赃款去向与贪污受贿犯罪的构成
  •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因赃款去向问题而导致贪污、受贿犯罪得不到法律制裁,这与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是不符的。在主观上,这一错误做法混淆了犯罪目的与动机的概念,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义;客观上,又无限扩大了侦察机关的举证范围与责任。
  • 如何认定基于无效合同的债权转让
  • 基本案情1993年3月10日,A建行支行受B工行支行委托,与C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贷款种类为甲类委托贷款(即B工行支行将该行500万元计划外资金交由A建行支行贷给C公司),贷款数额500万元,贷款期限为13个月,月息7.2‰,用途为C公司在海南的房地产开发经营。D化工厂在借款合同书的担保单位栏处签字并加盖了公章。同日,D化工厂向A建行支行提交了一份《不可撤销担保合同书》,明确表示保证C公司按期还本付息,贷款到期后,C公司若不能如期偿还500万元贷款时,在接到A建行支行书面通知后3个月内代为偿还所欠借款本息。上述《借款合同》和《不可撤销担保合同书》签订之后,A建行支行依约向C公司发放了500万元贷款。贷款到期后,至1997年7月止,C公司分别向A建行支行支付了利息70万元,向B工行支行支付利息20万元和利息补偿费50万元,另外,在诉讼期间还支付本金10万元,共计已支付本息150万元。1996年1月8日,A建行支行、B工行支行、C公司三方经共同协商,意见一致,签订了一份《债权转交协议书》,主要内容:一是A建行支行于1993年3月10日贷给C公司的500万元人民币,是接受B工行的委托并由其指定债务...
  • 以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勒索钱财应如何定性
  • 案情简介1999年,戴某在某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2幢商住楼工程中分包部分附属施工任务,2000年元月上旬工程结束后,戴某称发现了主体工程上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该公司在工价款之外另外给付8万元,理由是该公司承建的工程中有问题掌握在他手上,同时还威胁说:“不给钱我就举报”。公司法人代表袁某认为施工质量不存在问题而予以拒绝,戴某遂于次日向该市质量监督站、中房设计院等建筑工程管理部门同时发出同一内容的打印举报信,称发现该工程5号楼的过街洞大梁断裂。市建筑工程管理局、质量监督站等部门接报后立即共同组织现场检查,结论为施工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既无裂缝更无断裂,符合国家验收标准。但此事已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购房户纷纷要求退房,袁某公司遭受直接经济损失16万余元。而且,原定由袁某公司继续承建的办公楼、车库等工程合同被废除,市招投标办公室也取消了该公司的投标资格,给该公司造成的间接损失十分严重。戴某仍不罢休,又于2000年3月上旬向袁某要钱,声称不给就向更高层次继续举报。袁某公司无奈,只得付1.9万元,戴某才表示不再举报。分析意见本案在处理时产生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戴某在以要挟、威胁手段敲诈勒索未果的情况下,出于要把袁某...
  • 检察机关对此案当事人批捕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 一、案情介绍1997年8月,官某与杨某合伙承包A公司所属开心游乐场。合同规定,由A公司提供办公用品和娱乐设备,官、杨每月支付承包费和设备折旧费各5000元。其中,娱乐设备中游戏机一项,系A公司此前经营协作单位B公司提供给A公司的,所有权归属B公司。承包合同履行约一周,官、杨因游戏机娱乐项目经营不佳,向A公司提出中止该项目,并让A公司通知B公司将游戏机搬走,A公司表示同意。同年9月,B公司将大部分游戏机搬走,但尚有10余台仍留在开心游乐场机房内。当年11月初,官因经营状况不佳,遂采用自制出门证,谎称游戏机需修理等手段,骗取A公司及开心游乐场经营地保安部门的信任,将8台游戏机运出卖与他人,得款5000元。B公司发现开心游乐场内的游戏机缺少而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分局于1998年4月22日以涉嫌侵占罪对官某刑事拘留,同年5月29日,检察院以涉嫌侵占罪对官某批准逮捕。2000年6月8日,公安分局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决定。当月13日,B公司向法院提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法院判决官某赔偿B公司经济损失3万元。11月6日,官某以涉嫌侵占犯罪系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属侵权为由,提出刑事赔偿请求。二、分歧意见对于本案检...
  • 把住四关诉疑案
  • 2000年初,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在审理平谷县陈某某等人强奸上诉案期间,发现陈某某的一审辩护律师宋福义有妨害作证嫌疑。依据该线索,公安机关进行了侦查,并依法逮捕了宋福义等人。7月,此案由二分院交由我院审理。宋福义等四人妨害作证一案,对我们基层院来讲,无疑具有极大挑战性:第一,案情复杂疑难。本案证据不很充分,直接证据仅限于被害少女的陈述,到底宋福义等人是否实施了妨害作证的行为,仅凭一个17岁少女的证言无法达到证据充分的程度。而且由于时间较长,间接证据相互之间矛盾点很多。第二,被告人处处设障。四被告人均不作有罪供述,而且编造假供,为证据的相互印证以及案件突破设置障碍。第三,取证难度大。主犯宋福义、于占飞在当地知名度高、关系网复杂,加之其亲属不断运作,使得找证人难,让证人做证更难。第四,出庭难度大。两名主犯具有较强的反侦查和自辩能力。第一被告人宋福义号称“京东大律师”,从业多年,刑事案件辩护经验丰富,本人是法学硕士,正在读博士。第二被告人于占飞,也系十多年的法律工作者。本案宋福义的两名辩护人均是专家型律师。而我作为基层院的主诉检察官,无论在学历还是经验上与被告人及辩护人相比要逊色很多。第五,社会压力大。在审理此案过程...
  • “压力渐加”在审讯中的运用
  • 时下有一种论调,似乎口供已变得无足重轻。但大凡司法实践部门尤其从事反贪侦查的同仁,都能深刻体会到口供对于侦查破案和定罪量刑所具有的意义。口供的获取离不开审讯压力。没压力就没口供。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开口供述均是压力使然。即便投案自首的嫌疑人,事实上也是获得了某些信息,风声鹤唳,或鉴于司法机关强大的侦查攻势,惶惶不可终日,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经权衡利弊而走此从轻从宽之路。所以,审讯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巧妙地使用和把握压力的过程。笔者认为,审讯尤其是第一次与嫌疑人短兵相接,我们一般应遵循“压力渐加”的原则。具体地讲,我们要通过宣传政策法律,讲事实,举例子,综合运用语言和身体语言,包括声调、节奏、表情、手势、神态等等,让受审者清晰地感觉到审讯压力在缓慢而坚决地上升,层层叠加,直指其躲在侥幸心理的盾牌之后的慌乱的心。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决心和侦查力度在步步增强,如不认清形势端正态度交代问题则必受严惩。此时最忌讳的是,我们的压力不是逐渐增强,而是越来越弱,让受审者以为我们底气不足;或者压力忽高忽低,毫无章法和计划可言。为何要遵循“压力渐加”原则?首先这是由受审者的受审心理决定的。受审者从一开始被传讯时的内心惊慌失措,到渐渐平静...
  • 运用证据规则 防止发生错诉
  • 自1981年以来,我院起诉部门连续20年无一错案发生,所审查的4000余起案件,起诉、不起诉、建议撤案的准确率均为百分之百,无罪判决率为零。特别是从1997年实施修改后的“两法”以来,我院起诉科不仅在案件质量上经受住了刑事诉讼制度变革带来的严峻考验,所审查的各类刑事案件1400件2300余人中,从未出现过一起错案,无罪判决率一直保持零;而且连续6年在本地区起诉部门的目标管理考核评比中居第一位;连续5年荣获娄底市人民检察院“先进集体”称号;1999年度被娄底市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二等功”。我们体会,防止错诉的关键在于正确掌握和运用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与灵魂,是刑事案件的生命线。在“控辩式”的庭审中,公诉人员负举证义务,对犯罪的指控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据以认定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取决于公诉人对案件证据的审查把关是否过硬,取决于公诉人在判断、收集、运用证据时是否遵循了有关刑事证据规则。根据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我们在审查案件中主要遵循如下证据规则和方法:1.全面、客观地分析、判断和收集证据,力求证据内容客观真实,确保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如:我院审查...
  • 侦查员要练好“五见”功
  • 近年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且犯罪手段多样化、智能化和隐形化,使侦查与反侦查的对抗日趋复杂、尖锐和激烈,对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办案素质和侦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侦查员在钻研本职业务和现代技侦手段的同时,还应精修“五见”之功。一是要学会见缝插针。所谓“见缝插针”,是指在侦查过程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空间、证据等条件,不失时机地揭穿犯罪分子的谎言及骗术。此功“见缝”是前提,“插针”乃关键。要出击神速,善插快“针”。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犯罪证据一般都在犯罪分子的掌握和控制之中,制假毁证比较容易。因此,侦查员受领任务后,要立即施行信息封锁,抓住有利时机,迅速果断出击,力求速战速决,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给犯罪分子以转移赃款、赃物和毁灭证据之机,体现侦查行动的突然性。要查微析疑,善插细“针”。尽管当前自侦案件犯罪手段呈现多样化、隐形化之势,但“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尾巴”。侦查员无论是询问、讯问,还是查账、搜查,都要精侦细查,善于从一字一句、一丝一痕等细微之处发现蛛丝马迹。要讲究谋略,善插巧“针”。侦查行动既是侦查员与犯罪分子侦查与反侦查手段的对抗,也是智力与心理的较量。所以,...
  • 推行补查建议制度 探索引导侦查新路
  • 批捕工作不仅承担着审查批准和审查决定逮捕的任务,而且肩负着配合侦查机关并监督其侦查活动以及保障起诉顺利进行的重任。为此,中山市人民检察院着眼于加强协调配合,从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和为审查起诉服务出发,进一步完善并全面推行批捕补查建议制度,探索出一条侦查监督新路子,收到了明显成效。据统计,今年4至8月份,中山市检察机关共办结审查逮捕案件913宗1370人,经审查,批准逮捕852宗1270人,随案发出补查建议768份3797条。根据补查建议,侦查机关进一步调查取证,共书面报告补查情况739次,补充、完善证据1028份(件),纠正侦查违法活动27次,追捕犯罪嫌疑人13人。—、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对于作出逮捕决定且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的案件,检察机关是否应同时向侦查机关提出补充侦查意见,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批捕办案人员对此认识不一。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提意见有干预侦查权之嫌,而且一旦将来出现难以起诉的问题,检察机关将难辞其咎,因而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主张即使要提出补查意见也应等到审查起诉时通过退回补充侦查来实现。中山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把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的证据问题和形成的建设性意见及时...
  • 建议对未成年犯以“社会服务”替代罚金刑
  • 根据刑法规定,对侵犯财产罪的罪犯除判处主刑外,还可以附加判处罚金,对未成年犯也不例外。在审判实践中,常常因未成年犯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难以实际执行,即使执行也多为未成年犯的监护人代为缴纳,实际上没有达到设置罚金刑所预期的“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的效果,弊端很多。首先,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由于未成年犯无独立财产和经济收入,对其判处的罚金刑实际上往往由其家人承负而株连无辜。其次,违背刑罚的公正性。依照刑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犯罪情节是判处罚金的惟一依据,不考虑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对犯罪情节相同,无论其本人有无经济承受能力一般都处以相同的罚金。但这样做对经济能力不同的未成年犯所造成的实际效果显然不同,形成罚金刑适用上的不平等。再次,难以实际执行。由于大多数未成年犯本人不具有独立财产和经济收入,很多案件罚金刑的实际执行结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境贫困的未成年犯更是如此。这不仅影响了罚金刑的刑罚效果,还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鉴于此,笔者认为,对未成年犯应取消罚金刑,而以“社会服务”代之。所谓“社会服务”即指对未成年犯在判处一定主刑的同时,附加判处一定时数的社会服务,要求未成年犯在一定时限内,由专职人员指导和监...
  • 法制月报
  • 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法制讲座《检察日报》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工会法的决定10月29日《检察日报》刊载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检察日报》刊载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0月31日《检察日报》报道,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正发生重大变化《检察日报》刊载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法制日报》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11月1日《检察日报》刊载《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11月2日《检察日报》报道,全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在江苏无锡召开11月6日《检察日报》刊登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候选人简介11月7日《法制日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11月8日《检察日报》刊载《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11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出版11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11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世贸组织第四...
  • 刑事推定与犯罪的认定
    我国洗钱犯罪探析
    对安乐死的认识与立法思考(王军)
    醉酒状态下的几个刑法学问题(梁志勇)
    让权威机构发挥权威作用——“检委会工作改革研讨会”综述(张建升)
    《关于监所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和适用(李忠诚)
    试论以事实推定贪污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许为安)
    若干情形下脱逃罪主体的认定(杨细保 胡杨成)
    以改革的姿态应对入世
    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杨春洗 余诤)
    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吴明磊)
    电子证据的法律认定(杨晓晶 荣伟生)
    为署名举报营造良好社会环境(何素素)
    忽视用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取证弊端多(包英兰)
    “安泰之死”的启示(谭新民)
    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唐亮 朱利江)
    2001年本刊分类要目
    公安机关认为不批捕决定有错误重新报捕的,应如何处理?(王雪霞)
    民事检察中证据的冲突与取舍(傅国云)
    前次犯罪已过追诉期,又犯同种罪的,能否认定为连续犯?(叶辉)
    刍议赃款去向与贪污受贿犯罪的构成(柳振兴)
    如何认定基于无效合同的债权转让
    以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勒索钱财应如何定性(花克明 刘蓉)
    检察机关对此案当事人批捕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陶唯萍 郭宗才)
    把住四关诉疑案(田向红)
    “压力渐加”在审讯中的运用(周建林)
    运用证据规则 防止发生错诉(邓子文 谢国胜)
    侦查员要练好“五见”功
    推行补查建议制度 探索引导侦查新路(王超刚)
    建议对未成年犯以“社会服务”替代罚金刑(杨光 裴维奇 于书峰)
    法制月报
    《人民检察》封面

    主管单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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