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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文心雕龙》的艺术标准
  • 《文心雕龙》一书的艺术标准,就其大者而言,约有三点。一、执正驭奇。就是以儒家经典的雅正文风为基干,驾驭、运用楚辞以来奇变艳丽的文采。逐奇失正的文风,主要来自楚辞、汉赋和刘宋的山水文学,其艺术特点是文辞淫丽,追求夸张的描写与颠倒字句。为了纠正失正之病,必须宗法经书。在艺术上取法其风清、体约、文丽等优点,同时也酌情吸取楚辞以后作品的奇辞异采。二、文质彬彬。文质指文华与质朴,在文论中是指文章的风貌以及作家的总体风貌特征。刘勰认为文章应如经书那样,有文有质,文质彬彬。他对注意吸取经书营养的东汉文章,评价很高。三、遵循各体文章的基本规格。各种体裁文章,各有其正常的体制规格,必须遵守。对某些违反常规的作品和议论,刘勰举例加以批评。
  • 佛教对中古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
  •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入中原后,即对中国中古文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时空观、人生观、死亡观方面给中古文人以全新的观念、思想和境界,促进了中古文人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和探求,同时拓展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文学发展的方向。
  • “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
  • “四声”的发明,历来颇多争议。但将“四声”的发明归之于齐永明沈约、周颐诸人,既存在混淆创立四声与使用四声的失误;以佛教之梵呗转读作为四声理论的源头,亦有将音乐之事与文字声韵之事等同的嫌疑,且不符合史实。从现有文献来看,“四声之目”应始于刘宋之末,由王斌首创。
  • 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天真
  • 李白的人格和艺术个性被现代学者用浪漫、豪放、飘逸、自我意识等来概括。本文认为“天真”更能准确揭示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李白的天真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突出表现是自我仙化、任侠使气、交友真诚、重然诺。他崇尚的政治理想缺乏现实性,显得十分天真,他的从政行为和政治表现也极天真幼稚。他的文艺观的本质也是天真。他的天真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为天才、天然率真。
  • 新书架
  • 岑参诗与唐轮台
  • 轮台有汉轮台、唐轮台之分。汉以后,轮台演化为一个典故,成为西北边地的代称。唐轮台为庭州属县,设于贞观十四年,距庭州州治四百二十里。但出现在唐人诗文中的轮台,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指轮台县,而是沿用汉轮台的历史典故,以轮台代称西北边地,或用轮台指称西州、庭州一带地区;长安二年庭州改置北庭都护府,轮台更明确地成为北庭都护府辖区的代称。岑参第二次从军西域,在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中任职期间,写有多首“轮台诗”,这些诗中所称“轮台”,实指北庭都护府驻地,而非轮台县。
  • 张祜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 综合考虑张祜与元稹、白居易的交往,和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与元白诗派有离有合。就交往而言,离多于合。就诗歌创作而言,尽管可自成一家,但在浮艳与讽谏之篇并存、古题乐府和新乐府颇具元白新乐府精神、诗作中不乏浅近流丽的律绝(晚年尤多)这三点上,与元白诗派的合多于离。
  • 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
  • 从现代语言哲学的高度考察有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韩愈、柳宗元的“明道”追求二者的统一,而宋人的“载道”则强调其工具性质。“明道”与“载道”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三大差异:韩、柳内圣与外王并重,宋代政治家则以外王消解内圣;韩、柳坚持文道一元,宋代理学家则分离文道、重道轻文;韩、柳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代文学家则将这一超越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现代学术界往往将“明道”、“载道”混为一谈,很有必要认真地加以梳理辨析。
  • 别有《子虚赋》说不能成立
  •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在梁孝王处“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又载相如对汉武帝说,《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于是有疑今所传《文选》所录《子虚》、《上林》二赋即《天子游猎赋》,而别有《子虚赋》,今已佚,见近人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及所引吴汝纶之论。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说:“愚按《子虚》、《上林》,原是一时作。合则一,分则二。而‘楚使子虚使于齐’,‘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赋名之所由设也。相如使乡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见耳。”《子虚》、《上林》二赋合起来即《天子游猎赋》,此似已为大家接受;而是否别有《子虚赋》,则有不同看法。今细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这样一条材料:“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
  • 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
  • 北宋后期,文人的济世热情消退,遗世之情转笃,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当时的辞赋在平淡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但有的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山川赋、都邑赋呈复兴之势。由于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北宋后期赋还凝聚了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
  • 元代“礼乐户”考
  • 乐户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贱民,专门从事吹弹歌唱以及戏曲、舞蹈等表演,多来自犯人家属、战争俘虏或贫困卖身之人,无论其身份、社会地位及所从事的职业,在封建社会里均被认定为轻贱,因而饱受社会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这是乐户的一般情况。但是,在元代,出现了一类不属于贱民的庶民乐户,叫“礼乐户”。他们不仅享受着正常人的权利,可以应试、做官,甚至还有免去赋役的特权。
  • 更正
  • 王士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
  • 王士禛在扬州展开的词学活动,继承了他在济南以秋柳相唱和的策略,求得前辈揄扬,成为词坛中心,评点时流,建立经典,体现了鲜明的群体意识和领袖意识。他的词学思想中,更多继承了明代尊崇《花间》、《草堂》的传统,而和朱彝尊有很大区别。但这种词学资源本身也有豪放的路数,因此对后来阳羡词派是一个启发。
  • 古代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及其认识价值——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考察对象
  • 本文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对象,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做了初步考察,兼论民间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征,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 苏轼、黄庭坚与唐琴九霄环珮
  • “蔼蔼春风细,琅琅环珮音。垂廉新燕语,苍海老龙吟。”这是著名的唐代雷琴中的极品——九霄环珮琴背上的一首题诗,传世的文献均无著录。该琴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见刘东升等编著《中国乐器图志》,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等书皆有记载。这首题诗位居琴背的下方,从右向左纵向书写,末尾署“苏轼记”三字。雷琴为古时的一种名琴,以蜀中雷氏制造而得名(见明乌斯道《三世雷记》,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八)。东坡素好雷琴,家中亦有收藏,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志林》卷七称“唐雷氏琴自开元至开成间,世有人”,“予家有一琴,其中铭云‘开元十年造……'”云云。
  • 清末民初日本的中国戏曲爱好者
  • 中国戏曲史研究是20世纪兴起的新学科,而按照现代学术轨范建立起这一学科,不能不注意到具有开山之功的日本人过听花的剧评、波多野乾一的戏曲史著作,以及晚清在华日人所组织的“支那剧研究会”对中国戏曲评论和研究的介入。
  •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
  • 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学者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计算机当作一个检索工具。人类如何适应并利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古籍数字化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是广大文学研究者和IT业者共同面对的挑战。计算机人工智能首先在古籍整理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有其契合点。文章同时对版本意识淡薄、字库设计不规范以及缺乏合适的程序设计语言等古籍电子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了探讨。
  • 张衡《西京赋》与《思玄赋》中的小说因素
  • 赋在汉代非常繁荣,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参焦循《易余箭录》卷十七、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而小说在汉代也十分繁荣,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录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班固生活于东汉前期,其《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是此前的情况,而东汉时代的小说则缺乏充分的文献资料来考察。不过从后来魏晋时期小说的繁荣情况来看,东汉时代的小说也应该相当发达。作为同一时代都非常繁荣的两种文体,赋与小说之间有没有发生联系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东汉中期文学家张衡的赋与小说情节多有暗合之处,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 试论李德裕的平泉诗
  • 唐文宗、武宗时期的洛阳已失去了前期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政治氛围较之长安温馨怡人得多,再加以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又设有留守、分司这样的闲职,就成为当时失势官僚权贵被闲置或厌倦官场的人逃避党争的地方,老年官僚也选择这里退闲养老。私家园林十分兴盛。在洛阳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能否归居自家园林,实际上就是能否从政治中心抽身的问题。在洛阳任职或退居洛阳者,能真正成为园林的主人,如闲居洛阳十七年的自居易;羁身官场无法脱身者,只能在梦中回到精心营造的园林,这些人中尤其以李德裕这一中晚唐政治斗争中具有非常意义的人物的处境、心态最为典型。
  • 论王珪的“至宝丹”体诗
  • 钱锺书《谈艺录》“长吉字法”条云:“戈蒂埃(Gautier)作诗文,好镂金刻玉。其谈艺篇(L’Art)亦谓诗如宝石精鏐,坚不受刃(le bloc resistant)乃佳,故当时人有至宝丹之讥(le materialisme du style)。近人论赫贝儿(F.Hebbel)之歌词、爱伦坡(E.A.Poe)之文、波德莱尔(Baudelaire)之诗,各谓三子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窃以为求之吾国古作者,则长吉或其伦乎。”这段论述颇具启发性,揭示出镶金嵌玉式的富丽华艳文学乃是中西文学史上都存在的一种创作倾向。
  • 南宋词人王质、沈瀛、李洪生卒年小考
  • 南宋词人王质、沈瀛、李洪的生卒年或不详,或存异说。本文钩稽史料,予以考辨。
  • 疑《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试从小说中的货币信息加以推断
  • 今本《水浒传》很可能是在一个水平不高但尚称完整的早期版本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对此,笔者曾撰文予以讨论(参见拙著《水浒源流新证》第49节,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拙文还推测,《水浒传》最精彩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华横溢又愤世嫉俗的下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思想艺术成就,也是由这前半部书奠定的。至于小说后半部的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流接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于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天才作家创作小说前半部的具体时间;所选择的切人点,是小说中透露出的货币信息。
  • 陈子龙《宋子九秋词稿序》“宋子”考
  • 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十六有《宋子九秋词稿序》,日:“宋子屏居大海之蠕、春浦之阴,坐拥图史,家擅丝竹,遗落世务,放意山泽。于是少睥司令,青女届期,咏明月于竺风,诵秋水于庄叟。招髡孟之谐客,馆威间之佚女,授简抽毫,引官刻徵,所著词三百篇,题日,《九秋稿》夫四时代谢,秋之不能为秋也。犹大三时也。使秋不安其摇落,而煦煦然燠其气,哗哗然振其英,以与春夏争妍也,则史氏必以灾眚书矣。然则秋何与于人哉!而楚大夫犹然悲之。当是时也,襄王歌舞于兰台之上;椒兰之徒,婵媛周容于郢都渚宫之间,虽凄风起子萍末,严霜凌于荣树,岂复能动其心哉!大夫即工于词乎?犹大一人之私悲,而不能以悲天下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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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s
  • 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数字化成果概述
  • 使用计算机处理语料文献,与港台地区及欧美相比,北京大学中文系起步比较晚,这主要是因为限于计算机操作系统对国标码字符系统的支持。国标扩充字符系统普及后,20902个汉字在处理古籍文献语料方面,已优于港台地区的大五码。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大面积、高起点、高效率地整理古籍文献资料。
  • 《文学遗产》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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