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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第七届“文学遗产论坛”
  • 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
  • 况周颐与王国维是清末民初两位最重要的词论家,《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分别被界定为终结过去与导示未来的词论著作。王氏“境界”说颇参新学,随着我国学术现代化进程而评价越来越高,对其论“境界”的九则词论,不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而况氏的词论尚有广阔的开掘空间,其“重拙大”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词学流派,姑名之曰“金陵-临桂词派”。它与“境界”说是两种不同的对宋词的审美观照,代表不同的词学宗旨。
  • 《苏长公小品》版本补考
  • 明代小品文的兴起,与王圣俞编选的《苏长公小品》一书有很大的关系,以至于有人认为是后者导致了前者的勃兴。如欧明俊《明清小品概说》云:“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纳谏编成《苏长公小品》,最早将‘小品’概念移植到文学中。此后以‘小品’名集者渐多。”(《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 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
  • 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具有迁都与反迁都的观点对峙,这与东汉前期三代帝王的治国方略密切相关。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颂述功德”的政治导向,是班固《两都赋》为代表的京都赋产生的政治背景。将东汉前期京都赋作与两大外戚马、窦之争联系起来,一方面因扩大了马、窦之争而不当地牵扯了京都赋作与马、窦之争政治背景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东汉前期帝王政治导向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汉代大赋的政治文化功能。
  • 略论支遁的佛理玄言诗
  • 支遁的诗歌作为东晋佛理玄谈的诗化产物,以抒发怀抱、述说佛理为宗旨。他继承了古诗“言志”的传统,开创了融佛理与山水入诗之新声。诗中包含的“即色本无”、兼忘以及融合大小乘禅法的顿悟禅观,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支遁的佛学思想,是东晋玄言诗中富有独创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创作。
  • 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臆考
  • 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是与李善注、五臣注均不尽相同的注本,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是研究唐初《文选》学的重要文本。此写卷在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许多问题仍值得继续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的校勘整理,重新考订写卷的抄写年代以及撰者等问题,较全面地揭示其文本面貌,并深入探讨写卷与李善注、五臣注、颜师古注以及孔颖达疏之间的关系。
  • 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
  • 本文尝试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历代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和当代唐诗研究论文等三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权计算,排列出唐诗百首名篇的排行榜,以寻找历代读者所认定的经典名篇。统计结果显示,位居唐诗百首名篇第一首的是崔颢的《黄鹤楼》,创造名篇最多的十大诗人是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杜牧、王昌龄、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和岑参。产生名篇与名家最多的时期是盛唐。在各种诗体中,又以律诗和绝句的名篇为最多。分析发现,名篇的多少与作家地位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具有一定的正比关系。名篇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认定、积累和淘汰的历史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作品的影响力又具有即时性和延后性等特点。
  • 唐传奇校读札记(一)
  • 何延之《兰亭记》“(齐善行)以用吾曾门庐江节公及隋黄门侍郎裴矩之策”中的“曾门”,一作“曾祖”、“黄门”。“曾门”即曾祖,作“黄门”误。“吾曾门庐江节公”乃隋少府令何稠,本西城人,家于郫县,仕夏王窦建德为工部尚书,封舒国公,降唐官将作少匠。《莺莺传》中《会真诗》“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二句,“洛城”又作“李城”。作“李城”是,本梁简文帝萧纲《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虽居李城北,住在宋家东”。李城指携李城,又称语儿乡,暗喻西施。
  • “崇宁党禁”下的文学创作趋向
  • 自崇宁元年始,宋廷从组织人事到意识形态都实施了严酷的党禁,直至徽宗退位。在长时间、大规模的党禁中,参政主体与创作主体均遭致严重摧残,终于走向了沉沦。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一方面响应粉饰太平、掩饰党禁的“丰亨豫大”之说,炮制了大量谄诗谀文,使文学首次大面积地沦落成为朋党政治的“侍妾”;一方面从先前的“救时行道”转向了个体的内省,专注于抒写自我的内心修为,全面孕育了内倾化的创作趋向。后者虽然改变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来创作精神的走向,但在宋代文学史上却不乏承接与转折意义。
  • 钞本《贞定先生遗文》述略
  • 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一字杰夫,号寿民,贵州独山人。嘉定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得纪昀、洪亮吉赏识,后长期任遵义府学教授,卒后门人私谥为贞定先生。莫与俦是晚清大儒莫友芝的父亲,精小学,擅诗文,然所著诗文杂稿多散失,莫友芝整理为《贞定先生遗集》四卷,后由莫绳孙刊刻出版。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还保存着莫友芝整理的精钞本《贞定先生遗文》一册,凡四卷。该本共七十九页,乌丝栏,版心上方印有“乾隆四年校刊”之字样,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
  • 南宋格律词派和浙派古琴的渊源——以杨缵吟社为中心的考察
  • 词和古琴在中国古代关系密切,南宋格律词派和浙派古琴两大艺术流派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袂关系。以杨缵为领袖的吟社由于注重填词协律,从而成为两大流派之间的纽带。词的音乐文学特性,古琴的雅士文化内涵,是两者互生影响的渊源所在。
  • 何逊与陶诗
  • 何逊(约480—520)的诗轻柔婉转,华美流丽,与陶渊明(3657—427)的诗风迥然不同。然而何逊却常常袭用陶诗之语,化用陶诗之意,如《何逊集》卷一《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作》:“日夕聊望远,山川空信美。归飞天际没,云雾江边起。”(据中华书局1980年标点本)“日夕”四句,语本《饮酒》二十首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
  • “大晟曲谱”南宋流传考
  • 由于史料记载的混淆以及词学耆宿的渲染,“大晟曲谱”失传说影响深远。其实。“大晟曲谱”并没有失传;在南宋很长一段时期内,“大晟曲谱”尚存留于深宫内院或达官贵人家,并在多种雅俗乐场面得到流传。不仅如此,“大晟曲谱”的流传还与南宋雅词派的诞生关系密切。但“大晟曲谱”毕竟流传面有限,除“燕乐十七调”外,多数曲谱仍无法成为市井传播的时新曲调。加上南宋孝、光、宁、理四朝的多次“校谱”、“订谱”,“大晟曲谱”已远失前朝旧貌,渐至隐晦湮没,遂为别谱所掩盖。“大晟曲谱”在南宋已经“失传”的说法之所以能根深蒂固地存留于人们的脑海中,其实也与它的这种传播情况有关。
  • “颜虎”抑或“颜彪”
  •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他年轻时器量狭窄,性格褊激,率意直言,言语刻薄,有时让别人当众难堪甚至受到羞辱,因此时人给他起了个绰号“颜虎”(《建康实录》卷十二)。而《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传》载其绰号“颜彪”,唐以后典籍直至今人的论著中,都认为颜延之的绰号是“颜彪”。
  • 明清徽商的壮大与文学的变化
  • 明清两代商人阶层的壮大,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因素,改变了以往的文学生态:他们与文人士大夫们频繁交往,也带来了文人士大夫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因为与文人交往密切,商人成为文人的描写对象,文学题材得以丰富,商人作为新的读者群,其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也促进了文学体裁的变化;商人出于“好儒”或牟利的动机,大量刊刻文学作品,促进了文学传播,也促进了文学创作;还有一部分商人加入了文学创作队伍,使明清作家的成分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创作也有一定的价值。商人阶层的壮大实在是明清文学面貌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
  • 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
  • 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一个热门话题,在此背景中,王士祯诗风经历了由唐入宋以及由宋返唐的转变。本文认为王士祯诗风由宋返唐的时间大约在康熙十八年。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除文学发展的因素外,主要在于清代翰林院的职能、上层对翰苑诗风的干涉以及王士祯所处的地位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其“一代正宗”的地位与进入翰林院以及宗唐诗风的关系。
  • 独孤及未任郑县尉补说
  • 唐代文学家独孤及曾作有《自东都还濠州奉酬王八谏议见赠》一诗(《毗陵集》卷三),诗云:“关西仕时俱稚容,彪彪之鬓始相逢。天地变化县城改,独有故人交态在。……青袍白面昔携手,冉冉府趋君记否?云分雨散十五年,始得一笑樽酒前。……二华旧游如梦想,他时再会何由缘?赖君赠我郢中曲,别后相思被管弦。”
  • 关于升平署档案
  • 本文是对清代的宫廷音乐、戏曲管理机构和皇家剧团的构成、制度的介绍和研究,也是对今存升平署档案类目、内容和20世纪30年代对升平署档案的初步梳理。
  • 方苞的古文“义法”与科举世风
  • 方苞的古文“义法”理论主要来自史传评点,形成于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五十六年之间。方苞的古文义法以“简”为宗旨,古文义法中的“言有物”强调“学”的修养,茫现实意义在于以古文提升时文,在经义上回归时文的文体,“言有序”属意于文章的对称格局,体现出八股思维训练的深刻影响。方苞的古文义法理论迎合康熙朝设立的“稽古右文”的政策,在乾隆朝大力推行经史之学之时成为衡文取士的重要标准。
  • 顾嗣立卒年补考
  • 清初诗人顾嗣立的生卒年,清末已有歧说(钱椒《补疑年录》卷四据顾嗣立行状谓生于康熙八年,年五十四)。据《闾丘先生自订年谱》,康熙四年夏五月二十九日巳时生于苏州郡城史家巷之雅园,自无疑义。而卒年目前学界有康熙六十一年与雍正二年两种说法。因年谱止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后人多以此断其卒年,如钱椒《补疑年录》卷四。
  • 论析《春秋》的巫史性质及其文学影响
  • 近几年来,从跨学科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尤其是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来探讨先秦文学成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先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石,追溯其源,与其敬祀天神宗社的信仰、礼仪等密不可分。而先秦时期的诸多文艺现象,与上古信仰、巫风、祭祀等宗教因素有直接的联系。《春秋》作为一种具有巫史性质的典籍,对古代“文史不分”的文化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 《齐诗》的亡佚时间纠谬
  •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的传授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鲁、韩三家《诗》或亡佚,或不传。《齐诗》、《鲁诗》相继亡佚,《韩诗》虽在,无有传者。关于《齐诗》、《鲁诗》的亡佚时间,陆德明《经典释文·注解传述人》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 从书籍编纂看中古文学的兴盛
  •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最分裂时期,但书籍编纂却取得了巨大进展,表现为书籍形态丰富,书籍形制得到了重大变革,书籍编纂数量大大的增多,书籍编纂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尤其是总集和别集的出现。一方面,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推动了书籍编纂的兴盛;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流传,文学价值得到重视,文学地位的提升,文学的自觉,又依赖于书籍的大量编纂。
  • “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
  • 唐代高适的《燕歌行》是边塞诗中的探骊之作,全诗铿锵激越,韵味深长,尤其是结尾“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两句,把全诗悲壮苍凉的气氛渲染到了极至,读来令人感慨唏嘘,热血沸腾。
  • 陆游《钗头凤》韵读的音义考析
  • 给古典文学研究生讲音韵学课至“诗词格律”时,有一位问:“陆游《钗头凤》有‘东风恶,欢情薄’句,明明真情浓厚,怎么反说‘薄’呢?押韵也好像不怎么对,为什么?还有‘错错错’究竟是谁错了?”略想一想,明白他是在韵读上有模糊处,以今音读古韵,导致在词义的解释和全词的鉴赏上出了偏差。于是回答,如果把这首词一半押入声韵的韵读问题弄明白了,就会知道:情并不“薄”,押韵也对,不是说谁有“错”。
  • 宋代理学家“记”类短文的理趣
  • 宋代理学家“记”类短文的理趣体现在作者因事而发议论,触物而生义理。与那些保存在书信和语录中的透辟精深的理论、谨严缜密的论辩相比,“记”类短文往往来得更加轻松,它常常表现为说理性与文学性的有机结合,记事写景与议论说理的融和为一。一方面,作者在简短的篇幅内不乏对物事本身的精彩叙写,另一方面,又多能将理与事巧妙结合,这就与理学家语录中惯常采用的事因理生、借物喻理的结构模式拉开距离。
  • 闽斋堂本《西游记》渊源初探
  • 较之他种明刊百回本《西游记》,久藏日本的闽斋堂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以下简称闽斋堂本)在中土名声并不显赫,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失载,朱一玄先生《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也仅选录一条署名“秃老”的序。倒是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矶部彰等先后撰文加以介绍、研讨,他们的结论基本相同,
  • 征稿启事
  • 西北大学
  • 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是与本校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献学及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同步发展起来的,自1902年陕西大学堂设“中学门”以来,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本学科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积淀深厚,人才济济,已逐渐形成一个老中青结合、年龄结构合理、研究方向与研究特色鲜明,且拥有一批高学历人才的学科队伍。现有教学科研人员十八人,其中教授十一人,副教授五人,具有博士学位者八人,
  • 第七届文学遗产论坛会议综述
  • “第七届文学遗产论坛”于2007年11月8—9日在湘潭大学举行,会议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湘潭大学主办,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会议议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状况的思考,湖南古代文学研究,等等。与会代表六十余人,来自三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提交论文四十余篇。
  • 《文学遗产》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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