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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早期中国佛法与文学里的“真实”观念
  • 先秦以来基于朴素反映论的文学观念,要求写作重“实录”、“征实”、“诚实”,反对“增益实事”、“造生空文”,从而形成中国文学“重视非虚构素材”的“特长”(吉川幸次郎)。大乘佛教主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对于“真”与“俗”、“体”与“用”、“理”与“事”等关系作出新的、具有辩证内涵的理解,这对文学创作中区别“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给予重要的启发和指引,进而对于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及文人开拓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新境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周秦时代秦国儒学的生存空间——兼论《诗》在秦国的传播
  • 本文着重考察了周秦时代儒学在秦地的传播状况。文章认为,尽管从商鞅变法时代开始秦国就确立了以法治国的统治方向,但法家思想的盛行并未完全挤占儒者的生存空间。只是由于儒者一直未能跻身秦国的统治阶层,未能对秦国的政治统治发生影响,所以苟子才以“无儒”来概括入秦所见。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的确影响了齐鲁儒生的心理,但仍有一批功名利禄之儒继续担任着秦博士之职,一直到秦二世时叔孙通出亡,才宣告了儒者与秦政权的决裂。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通过分析《吕氏春秋》引诗中的以“谚”为“诗”,指出在秦王朝建立之前,《诗》的权威性在非儒士人的心目中已经建立起来,《诗》的传播也具有十分广阔的社会基础与传播空间。这为经秦火之后《诗》能够完整保存下来奠定了基础。
  • 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 分析司马迁与屈原、贾谊在思想学术诸方面的歧义,重新思考今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始作俑者,认为此传曾经刘德、刘向等人篡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尤其所谓“忠”的概念,屈原因忠而自沉的行为,与司马迁无涉。从司马迁到刘向,存在着战国自由精神到大一统专制的转变,应在此大背景下,来探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扬雄等人的屈原论,昭示着新一轮的战国精神的回归,士入精神道统发生企图挣脱朝廷政统、以求相对独立之倾向。
  • 王水照推荐:《苏轼全集校注》
  •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由宋迄今,历代评说不已,相关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其中笺注之体,乃最传统又最见功力的一种著述体裁,出现了许多经典力作,涉及苏轼创作的诗、词、文各体,成为后人研究苏轼的重要材料。由四川大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即是这一领域的集成性著作。
  • 张九龄“为土著姓”发微
  • 张九龄一系为岭南“土著姓”而无“门籍”,在张说未与张九龄通谱系前,张九龄上书无果、科举无成。考之张九龄所撰张说碑、徐浩所撰张九龄碑和萧昕所撰张九皋碑,二张所通谱系并不可信。二张通谱系帮助张九龄解决了身份和地域卑微的困扰,为其科举成功和仕途发展铺平了道路。
  • 对杜甫变体七绝的再认识——兼论与初唐七绝之关系
  • 杜甫绝大部分七绝都作于入蜀之后,且一开始就是变体,似乎缺少由常入变的发展过程。前人认为这是杜甫学习蜀地民歌的成果,部分地说明了杜甫七绝之变的外在契机,但欲了解其变化的内在动因,需要将杜甫变体七绝放在从晋宋到初盛唐绝旬的发展流变中来加以考察。杜甫变体七绝的渊源是发端于晋宋的徒诗体七绝,而非盛唐乐府体七绝,因而其七绝在艺术上主要取法于初唐七绝乃至晋宋以来广阔的徒诗体绝旬传统,而与盛唐诸家异径,由此形成了和盛唐七绝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并且在主风神、以自然高妙为美的盛唐七绝之外,创造出新的以逼真再现自然和社会生活为主的审美类型。
  • 论唐宋牡丹诗词的政治文化意蕴及其表现艺术
  • 唐宋牡丹诗词是唐宋咏物的突出代表。牡丹于唐代成为宠冠一代的花中至尊,其花王地位一直延续至南宋初期。唐宋在牡丹诗词的表现艺术上形成了四种范式:一、花王至尊的国色之美;二、暮春吐芳的高贵之美;三、兴亡之叹的社会反思:四、人花相怜的身世之感。在这四种范式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牡丹在唐代与最高政治中心结缘,令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成为象征时代精神的“国花”,受到举国上下的追捧。但与此同时牡丹的奢华身价和其与杨贵妃的互比,也令其遭到了败坏世风和佳色误国的诟病,成为白居易等人讽谕现实的重要题材。牡丹作为唐宋开创的重要审美意象以及唐宋文人卓越的表现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 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
  • 宋绍圣四年(1097),苏轼由惠州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1100),获赦内迁量移廉州,两次经过雷州半岛。其在雷州的行迹与诗文创作,历来歧义纷纷,扑朔迷离。经过实地考察,结合苏轼诗文集、年谱、史书、方志、笔记等文献资料,厘清了诸多事实,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
  • 刘克庄的文化性格与其文学精神的塑造
  • 刘克庄是晚宋文坛的领袖型人物,他的文化性格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的面貌,主要表现为疏狂、旷达、自适、真率四方面。这四种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又与郁结、焦虑、失意、颓唐四种消极因素相糅合,塑造出刘克庄独具面貌的人格精神,并借以将文学作品中笔法的雄奇、心境的开放、性情的闲逸与书写的日常化糅为一体,由此成为把握其作品情感内核的关键因素。
  • 宋代书会与词体的发展
  • 宋代书会是“社会”的一种类型,主要由下层文人和艺人组成,专门从事伎艺(如鼓子词、唱赚、诸官调、小说、讲史、戏文等)底本创作和表演。书会的创作和表演有助于词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鼓子词、唱赚和戏文的创作,导致了词体演变——联章体词走向成熟,套曲体词开始定型。
  • 唐顺之与明代“毗陵诗派”考论
  • 从清人吴应奎的“毗陵诗派早知归”一句诗出发,提出并考察了两个问题:一是吴维岳师法的对象是毗陵唐顺之,二是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个以唐顺之为领袖的“毗陵诗派”。明代毗陵诗派的成员一是弟子雁行而追随毗陵者,二是联镳并驱而羽翼毗陵者,三是地域结缘而认同毗陵者,而“写胸臆”、“新变”等毗陵地域文化与文学是这个流派的凝聚力之一。明代毗陵诗派的理论与创作的特色一是诗宗初唐,风格流丽中有精华;二是取法邵雍,追求“法与理俱妙”;三是提倡“本色”,直抒胸臆,质朴自然。认定明代毗陵诗派,更有利于人们认清明代嘉靖前后诗歌演变的历史,也更有利于人们看到唐顺之在嘉靖诗坛引领“毗陵诗派”而以群体的力量对冲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派“诗必盛唐”、复古模拟诗风,并大力倡导“直写胸臆”、“本色”等诗学思想,因而在对晚明文学解放思想发挥影响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王夫之对诗歌本质特征的独特诠释
  • 经过明代诗坛多元观念的纷争和解释,传统的“诗言志”、“诗道性情”命题已被注入太多新异的元素,使得诗歌本质的界定变得模糊起来。王夫之以哲学家的思辨致力于对诗歌本质的思考,运用传统哲学的一般原理,从诗歌的抒情本质、“现量”的直觉表现、声律的本体意义等不同方面重新阐释了诗歌的本质特征。他的学说既有空前的理论深度,又不免带有某种狭隘性,显示出强烈的个人色彩。
  • 论词之“哀感顽艳”说
  • 三国繁钦在《与魏文帝笺》中提出了“哀感顽艳”之说,用以形容悲音的深透及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魏晋文学偏尚哀艳之风与其时音乐上的这一特点彼此呼应。中晚唐时期哀怨而幽约的诗风催生了词体的最终形成,并使悲音悲情沉淀为词体的基本情感内质。清代词学中的哀感顽艳之说至况周颐而集其大成,况周颐将其与重拙大说紧密结合,将悲情往深广博大方向发展,并以此作为词体的基本体性。就艺术表现而言,无论是音乐上的悲音,还是词体上的悲情,都需要借助潜气内转的方法,以达成婉妙、要眇的审美效果。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体,其情感内质与表现技艺都体现出与音乐内涵和艺术的彼此相通的特色。
  • 近代英文期刊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
  • 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中,西人所办的以中国和亚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英文期刊成为西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媒介和窗口。其中,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构成了这些英文期刊的一个重要主题和栏目,而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从而使近代英文期刊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译的重要载体,并赋予其传播快捷、受众面广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又进一步促成了小说翻译和评论研究的互动,使翻译上升到研究的层面,成为国际汉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 祢衡俳优饶言“云等道”、“锻锡公”语意考析
  • 祢衡是三国时期的名士,此人秉性刚烈,恃才傲物,孔融曾把他推荐给曹操,他居然能在曹营门叫骂曹操,为曹操所不容,后送与刘表,刘表也无法容忍其狂妄傲慢,将他转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后竟因一句“俳优饶言”而断送了性命。
  • 曹植家庭变故考论
  • 曹植的政治遭遇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对于其家庭变故则较少关注,本文尝试作一考察,庶几更真切地了解曹植的生活及创作。
  • 论晋宋之际文笔之辨的社会背景
  • 《宋书·傅亮传》载: 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为刘毅抚军记室参军,又补领军司马。七年,迁散骑侍郎,复代演直西省。仍转中书黄门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劳,欲以为东阳郡,先以语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驰见高祖曰:“伏闻恩旨,赐拟东阳,家贫忝禄,
  • 周颙卒年研究
  • 周颐为宋齐时著名文人,也是精通佛理的大居士,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应有。一席之地。关于其卒年,前人论之已多,而近年刘跃进先生更发新论,使这一问题初步解决。今欲在此基础之上,再加考察。
  • 庾信《哀江南赋》“胡书”新证
  • 庾信(513—581)字子山,父庾肩吾,祖籍南阳新野。庾信在诗歌、辞赋和骈文各个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被倪瑶誉为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亦兼善草书(张怀罐《书断》云:“亦工草书”)。以四十二岁出使西魏并人北不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其后期作品大量地抒发了乡关之思,反映的生活面比前期更加广阔,艺术技巧更趋成熟。
  • 蔡邕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 在东汉后期文坛上,蔡邕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而且,蔡邕是汉魏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然而,近百年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蔡邕一直被边缘化,研究相当沉寂。直到近三十年,他才逐步迈入学界视野,成为当今研究热点之一。实际上,与蔡甑研究一样,大多数东汉文学家研究在20世纪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蔡邕研究正是东汉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 “陈毓罴先生追思会”举行
  • 2011年3月15日,已故荣誉学部委员陈毓罴先生追思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行。与会者有陈毓罴先生的生前同事、好友、学生、家人,也有文学所的一些科研人员。会议由古代室副主任蒋寅主持,文学所党委书记刘跃进出席了追思会。
  • “跨文化视野下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召开
  • 2011年3月26日至28日,“跨文化视野下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国家“211工程”重点项目——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办,广州大学等协办。大会开幕式由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主任程国赋主持。
  • 《文学遗产》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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