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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先秦文学主流言说方式的生成
  • 先秦“文学”隐含于礼乐政治形态的“限定时空”言说中;礼乐政治形态的特定言说场合、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的特定身份及其构成的特定言说关系自然转换为“文学”的言说场合、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的特定身份及其构成的特定言说关系,从而在赋予“文学”言说“限定时空”言说特征的同时,将“文学”言说主体始终置之于特定场合、主体身份和言说对象关系的规定之下,使其丧失独立和自主性,而必然沿袭礼乐政治言说的伦理原则。于是,“文学”的“怎样言说”完全被置之于由伦理原则而确立的维护等级之间言说“和而不同”的价值制约之下。“六诗”、“六义”和先秦散文的“《春秋》笔法”、寓言、重言等言说方式,都不过是先秦礼乐政治形态“限定时空”言说伦理原则支配下维护等级之间“和而不同”的“讽喻”言说方式顺理成章的置换。
  • 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
  • 所谓《孔子诗论》(或简称《诗论》),是约公元前300年的一篇竹简文,现藏上海博物馆。这篇文本在论述《诗经》诗篇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修辞模式,包括反问、感叹句式,归诸孔子的直接引语,一连串独特的句法结构,不同寻常地突出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在进行阐述或做出结论之前分两步乃至三步提出简短命题的写法,等等。不过,《诗论》是否就诗歌提出了任何特殊观点,抑或是某些诗歌之外的东西?该文本是否意在讨论、说服?这些论断精简的深奥话语,是否只对那些抱持同样看法的读者才具有意义?该文本为何而作?《诗论》不是关于《诗经》的综论,也不能仅凭推测便将之系于古代中国的某位名入名下。相反,它是一篇特殊的学校文本,是一种教学手段,用来教导如何释诗、用诗。据此而言,文本的写作相当独特,因而也格外重要,它为我们理解周代楚国地区特殊语境中具体的释诗、教诗活动提供了洞见。而且,作为迄今所见的最早此类文本,它促使我们不仅就《毛诗传》提出质疑,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对我们所持的、自宋代以来的现代读法本身提出了质疑。
  • 六朝行记二体论
  • 六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体丛生的时代,这一时期诞生了两种专门纪行的著述体式,一为行传体,采用人物传记体来记载僧人游方巡礼求法的经历;一为行记体,采用随笔记录的笔记体来记述中国使臣出使交聘、文官从军征行的途中经见。这两体的作者队伍、创作目的不同,写法各异,价值各别,合而观之,则为六朝纪行之书的主要体式、六朝纪行文学的两个品种,与后起的山水游记有着本质的不同。
  • 河汾之学几个问题新探
  • 河汾之学成员研究,除王绩《游北山赋》及自注等材料外,还需关注《中说》本身的记述。河汾成员中,有些是王通门人弟子,有些是一般的访学垂询之人。王绩与王通思想情趣迥异,河汾作家基本上没有群体文学活动,在王通讲学河汾背景下,并未形成作家群。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思想,一空言明道,守旧复古;一切于实际,创新发展,河汾之学对初唐文学思想的影响极为有限。
  • 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
  • 李白乐府诗创作是其复古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他对初唐以来复古诗学的深化。在初盛唐之际拟乐府诗创作陷入困境、宫掖之风未尽、近体乐府独盛的诗坛局面中,李白奋起复古,欲以个人创作继承乃至覆盖汉魏来的乐府诗史,无疑为诗坛的奇迹。对“乐流”的回复与对“讽兴”之旨的追求,构成李白乐府诗创作的基本思想。他遍取汉魏以下的所有乐府诗体制,对魏晋拟调、晋宋拟篇、齐梁赋题等古乐府的创作方法进行融合,并作出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使他的创作成为文人乐府诗创作的高峰。
  • 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刍议
  • 唐人选唐诗所选录的李白诗歌,与通行版本相校,存在大量异文。过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这些异文的校勘价值,很少对其进行整体观照。本文即拟从异文的整体出发,探索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的特点,并对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加以讨论,进而对李白诗歌的流传、李白对诗稿的修改以及李白别集所收诗歌的来源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 唐传奇校读札记(四)
  • 《四库全书》误改、乱改古书的情况大量存在。本文列出四库馆臣妄改《太平广记》、《古今说海》等书的部分校例。妄改类型有四:不明史实典故妄改,不明词义妄改,以意妄改妄补,误读文意妄改。
  • 以战喻诗:略论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
  • 本文讨论了宋诗中“以战喻诗”的修辞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出现于唐代,而经宋人的阐释、仿效和演绎,蔚为一代大观。“诗战”之喻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诗人与诗人之间的战争,体现了宋人出奇争胜的竞技心态;诗人与语言之间的战争,体现了宋人对语言表现力的征服欲望;诗人争夺诗界话语权的战争,体现了维护诗界传统、建立诗界阵营的结盟意识。在宋王朝重文轻武的背景下,当沙场立功的愿望被科举出仕的现实利益所压抑之后,诗坛立奇勋便成为书生无法实现的英雄梦想的心理补偿,“诗战”之喻也由此而流行。
  • 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
  • 中、外学者一致指出,糊名眷录制度的实行与完备,系宋代进士行卷之风消失的关键因素。但是,北宋仁宗朝以后,仍有一定数量的举子在大比之年前后,编辑文卷投献给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入,以期侥幸获解或及第,这种以科举为动机的行卷风尚在宋代的长期存在,对递嬗文学观念、网罗文坛人才等,有着一定的作用。
  • 新见《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残本文献价值初探
  • 新发现的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包括第八、九、十共三卷内容,其中引用了多种早期陶渊明年谱、早期苏轼年谱、宋人《东坡和陶诗》注文和宋人诗话,具有极为重要的辑佚作用。蔡正孙对陶、苏诗作的评论也是相当重要的文学批评资料。在文字方面,此本与现存陶集多有不同,在整理陶集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参考文献。
  • 虞集与《十花仙》杂剧
  • 明代嘉靖年间刊刻的《雍熙乐府》录有[中吕]套曲“虞伯生咏十花仙”,虞伯生即虞集,元代大德以后的朝中显宦,世称“元诗四大家”之首,又是著名文章家,也是理学人物。明末曲家孟称舜以为“虞伯生咏十花仙”是虞集所作杂剧的一折。晚近戏曲史研究者大抵不予重视,唯有孙楷第先生认同孟说。本文即为讨论这个问题而作。
  • 群体诗祭与诗人接受——从《怀贤录》考察刘过影响的另种形式
  • 明代中叶沈愚编辑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纪念南宋诗人刘过的诗文,名曰《怀贤录》。该书清晰地记载了刘过卒后至明代中叶发生的三次大型群体诗祭活动。这是刘过接受史中的重要事件,群体诗祭成为诗人接受比较特别的形式。通过考察,刘过接受经过了侧重于诗人向先贤形象的转变;这种接受形式依托于能凝定精神意义的祠墓;因为诗祭参与者多是昆山人,所以其影响范围从生前的广大区域到卒后逐渐聚集于昆山一地;群体诗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接受区域文化中具有刘过的精神气质。
  • 从“白云楼社”到“后七子”派——以嘉靖二三十年间京城文学话语之转移为中心
  • 明嘉靖中叶,刑部的“白云楼社”是京城文学唱和的中心,也是孕育“后七子”派的母体,其活动、性质及其与唐宋派、后七子派之关系是考察明文学思潮变迁的重要线索。但从白云楼社到后七子派并非一种连续的文学运动,而是嘉靖中叶反复古思潮与嘉靖后期复古派文学话语的对峙与转折。从本质上看,以吴维岳为代表的白云楼社与李攀龙等后七子的诗学冲突是吴中风尚与北方传统的碰撞,是受唐顺之影响的创作群体与复古派的思想冲突。
  • 刘向生卒年新考
  • 刘向之生卒年,史无明言,故千百年来一直争议甚大。约而言之,共有四说:一为生于元凤四年(前77年),卒于建平元年(前6年),叶德辉、吴修、王先谦持此说;二为生于元凤二年(前79年),卒子绥和元年(前8年),钱大昕、钱穆等人持此说;三为卒于绥和二年(前7年),
  • “美人赠我金错刀”之“金错刀”为书刀考
  • 东汉张衡《四愁诗》有“美人赠我金错刀”句,其中“金错刀”具体何指尚无人细致考察,词典与注释类书籍语及此词时往往解说不确,使人多有误解,故实有澄清之必要。
  • “王斌首创四声说”辨误
  • “王斌首创四声说”是高华平近年提出的新说,他认为南朝有两王斌,一为宋齐时人,一为齐梁时人,皆著有《四声论》,宋齐时王斌约于刘宋末年提出四声理论,为中国音韵“四声之目”的发明者或创始人(《“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 “双拟”句式及其在中晚唐佛禅语境中的运用
  • 拟体是古诗修辞方法之一,也适合表现佛教思维。中晚唐文人参与禅庭对接,在其偈颂模式的影响下使用双拟,增加了唐诗的情趣。当前学界这一问题并无专述,笔者以自居易、郑谷、杜苟鹤三位诗人诗什为例,
  • 文天祥与邓剡及刘辰翁交游论略
  • 《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曾刊发尹波先生《文天祥与江万里兄弟交游考》一文,值得一读。文天祥不仅和江氏兄弟交,与邓剡、刘辰翁亦往来殊多。不过相较江氏兄弟是文天祥抗元事业的引路者和支持者,邓剡、刘辰翁二人则是一度参与过文天祥幕府勤王的实践者和文学交往的共鸣者。因此,从文学唱酬的角度探析,文天祥与邓剡、刘辰翁二人的交游尤为深厚。他们不仅是同里同乡和同学,还曾是文天祥勤王幕府中人的同道者。
  • 《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生平家世考实
  • 清代长篇白话小说《绿野仙踪》近来益受学界瞩目,研究成果日丰,然困扰研究者近百年的难点,即作者李百川的生平家世问题,并无突破。其乡贯是南是北,山左山右,迄无定论。笔者近检光绪《蔚州志》(庆之金、杨笃纂修,光绪三年刻本),觅得李百川家世的重要线索,顺藤摸瓜,大有斩获,缀文以餍同好。前辈、时贤相关研究文字颇多,限于篇幅,不能备举。
  • 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思考
  •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侧重于唐代文学,而且主要是从事实证研究的。随着材料的逐渐丰富,获得材料的渠道日益多元化,感受到新世纪以来实证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断有新的学术生长点出现,故我将近来思考的一些问题略作阐发。
  • 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
  • 一 所谓“文学”的历史,还是文学的“历史”?这一提问和思考,是基于哲学研究领域哲学与哲学史关系讨论而产生的类比联想。它涉及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理性重构与历史重构,以及背后折射的对待古代文学的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等问题。在此,结合近年来北京地区中古文学研究状况,做一粗略的分析和梳理,意在呼唤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
  • “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意识建立
  • 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写作背景、写作语境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与现今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存在不小的距离。还有,即使在古代,文学也始终未能获得与经史相抗衡的地位,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所以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史一直占据中国学术的主流,而远离学术中心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只是作为学术主流的附庸而存在,基本谈不上有属于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形成自己的学术品格。
  • 注意古代文学知识的转化
  • 能否享受文学生活是衡量人生活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小到个人,大到民族,都是如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懂得享受文学生活的民族,文学承载着民族文化,传达着民族的心声,是国人的精神家园,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为建设好这个家园出力。这一道理古代文学研究者都懂。但是如何出力,很多人可能没有思考过。我想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国人提供新鲜而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用理工科学者的话就是“注意知识的转化”。
  • 黄侃先生补《隐秀》篇蠡测
  • 《文心雕龙·隐秀》篇,元至正刻本以及诸多明代刻本均有大段阙文,而曹学俭批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等则补入所阙文字,据说是依据阮华山藏宋本补的。自纪昀以来,许多人认为补文是伪撰,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还自作补文一篇,申说对于隐、秀的理解。但也有学者认为据阮氏藏本补的文字是刘勰原来的手笔。笔者赞同伪撰之说,并曾作《刘勰论“隐秀”和钟嵘释“兴”》一文窥测刘勰所谓隐、秀的原意。近日重读黄侃先生的补篇,觉得先生对于刘勰的原意体会颇为真确,大有助于我们揣摩刘勰的原意。
  • 先秦文学主流言说方式的生成(赵辉)
    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柯马丁[Martin Kern][美][1] 刘倩[译][2] 杨治宜[校][3])
    六朝行记二体论(李德辉)
    河汾之学几个问题新探(郭丽)
    论李白乐府诗的创作思想、体制与方法(钱志熙)
    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异文刍议(房本文)
    唐传奇校读札记(四)(李剑国)
    以战喻诗:略论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周裕锴)
    糊名誊录制度下的宋代进士行卷(钱建状)
    新见《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残本文献价值初探(杨煮)
    虞集与《十花仙》杂剧(邓绍基)
    群体诗祭与诗人接受——从《怀贤录》考察刘过影响的另种形式(余意)
    从“白云楼社”到“后七子”派——以嘉靖二三十年间京城文学话语之转移为中心(杨遇青)
    刘向生卒年新考(柏俊才)
    “美人赠我金错刀”之“金错刀”为书刀考(黄威)
    “王斌首创四声说”辨误(杜晓勤)
    “双拟”句式及其在中晚唐佛禅语境中的运用(段双喜)
    文天祥与邓剡及刘辰翁交游论略(顾宝林)
    《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生平家世考实(许隽超)
    [新世纪十年论坛]
    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思考(胡可先)
    古代文学研究中理性史观和语境史观的平衡与对话(马自力)
    “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意识建立(王长华)
    注意古代文学知识的转化(吴相洲)
    [学者研究]
    黄侃先生补《隐秀》篇蠡测(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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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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