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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教体育 > 文化 > 《读书》 > 2001年第08期
  • 怎样的全球化?
  • 温铁军:我们最近去了印度喀拉拉邦。在那里的村庄似乎没有看到无地的赤贫的人。印度土地改革之后允许买卖、出租,但是控制个人拥有量,没有形成大地主。换句话说现在喀拉拉农村基本上是小农经济。无地的农民也有,不过很少。有些人是自己放弃了土地。法律没有禁止把土地全部卖掉。
  • 关注底层
  • 葛兰西在印度的影响。一九八二年,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首次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底层史观”即来源于此。“底层”这个词是这些历史学家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借来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为编纂“底层阶级的历史”勾勒了方法论的轮廓。在这些札记中,葛兰西至少在两重意义上使用“底层”这个词。其一,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
  • 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
  • 谁是上面这首打油诗的作者阿龙?如果让读者猜,十有八九人们会认为他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当代中国民间诗人,这首诗是以夸张的手法抨击怨声载道的农村三乱。其实阿龙的原名为Anon,是十八世纪英国诗人,这首诗作于一七八四年。我们引用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点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农村目前的种种乱象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贪污腐败肆虐横行决不是当代中国农村独有的现象。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要解决这些问题,出路在于制度创新。美国在“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1880-1920)的财政制度建设就是一个例子。
  • 历史需要蒋介石?
  • 黄仁宇先生是我比较敬佩的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更是爱不释手,但对黄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有些不同看法。现在,黄先生已经作古,只好写出来求教于读者了。
  • “唤醒中国”的政治文化史
  • 人们经常说,中国在二十世纪“觉醒过来了”,但这句话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中国的觉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对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以及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而言,“觉醒过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人们久已熟视无睹,但却非常值得进行认真的探讨。一九九六年,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出版了长达四百六十一页的大部头著作《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 “白头的新人物”
  • 胡适在《不老》一文中引用了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 三联书店发行部邮购新书目录
  • 记忆与历史
  • 有关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的争端,特别是作为战争加害方的日本的政界、学界的一些人所作出的令战争受害方民众难以容忍的姿态,长期以来一直似顽疾般不断刺激着受害者的创痛记忆,并在事实上延续并再造着敌对状态。由此联想到由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的《战争的记忆》及孙歌先生的文章《实话如何实说?》所引起的漪涟,深感如何就“记忆”、“历史”这样的话题在中日之间尤其是一般民众和学术界拓展新的话语空间,是一个需要大家去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 道德的记忆
  • 当一个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受到限制,世事不堪人目,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道德的起源和历史,既期望从中寻找症结,又试图从历史中寻求教化的支持。
  • 高墙内外的妻子们
  • 黄宗英在《故我依然》一文中,回顾了一九四○年她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二十一岁开始拍电影,一九四七年碰上赵丹,次年与赵丹结婚。她说,赵丹的“敏锐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可是“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归隐书林》,4-5页)。
  • 承平日久 莫忘灾荒
  • 我国是灾荒多发国,历史悠久,受灾的深度、广度和频率都是十分惊人的。可是,关于灾荒研究方面的著作却少得可怜。我孤陋寡闻,只读过邓拓的《中国救灾史》、孟昭华编著的《中国灾荒史记》和袁林的《西北灾荒史》等。至今还未见一本“灾荒学”方面的理论专著:单项灾荒的专门研究也几乎是空白。我们的正史、野史和浩如烟海的方志、笔记,以及足以汗牛充栋的诗文词赋等等,关于灾荒的记载多的是。史实不可谓不翔实,资料不可谓不完备。可就是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让人琢磨不透。
  • 感言革命
  • 暴民的说法,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以后特别流行。从大洋彼岸的学者到这边的弟子,望着美国使馆的玻璃碴子无不痛心疾首,咒骂起“义和团”和其他各类痞子。那边的学者住在人均GDP高高在上的地方,自然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而这边的一些学者,据一位先生坦白,连冒充乞丐的念头都有过,乡勇民团似地紧急集合到富人区外围昼夜巡逻。
  • 心平气和说“暴民”
  • 近几十年来,我们说惯了“人民”这个词儿(五十多年前是说“国民”),近几年来,又有倡导用“公民”这个概念来表述老百姓在“法治社会”中位置的建议。这的确体现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而“暴民”这个词儿却很少在我们的文字和口头里出现,大家头脑深处也缺少“暴民”这个概念。我曾在《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一文中写道:头脑里充斥着“清官意识”和“暴民意识”的人们“或是匍匐在清官脚下,希望得到他们的垂怜;或是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 辫子王朝的闲话
  • 己经有好些时间了,一打开电视,换台不过三,就会出现梳着大辫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据主角位置的多半是爱新觉罗氏的孙男孙女们,以及他们身边被割掉了命根子却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监,眼下又加上了扣着红顶花翎的清官大老爷。如果民初的人能活过来看看这场景,说不定以为当年的宗社党甚至张勋的辫子军又回来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变化就是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叶,至少对于那些时髦的学生来说,
  • 《沙乡年鉴》与《沙郡年记》
  • 《读书》二○○一第六期刊载了我的《雨雪霏霏看杨柳》一文,文中发表时的一处改动,使我有点遗憾。在第十页第一段,有着这样几句话:“阿尔多·李奥帕德,……《沙郡年记》……”;实际上,我的原文是“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沙乡年鉴》就是我翻译的。它最早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书名为《沙乡的沉思》;一九九七年该书被收入绿色经典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吴国盛主编)。
  •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
  • 就我所知,中国学术界接触到康德哲学迄今为止恰好整整一个世纪。最早是二十世纪之初,梁启超在日本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学说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论述“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学说的。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正在日夕浸沉于康德的著作之中,他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收入在他早期的《静安文集》中。他是中国最早正式攻研并绍述康德哲学的人。但后来王先生转治文学、史学而放弃了哲学研究。
  • 《无个性的男人》与《没有个性的人》
  • 见《读书》二○○一年六期上倪梁康先生大作《“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谈论现代德语文学大师穆齐尔及其未完成的代表作《无个性的男人》,读后颇受启迪颇多感悟。倪先生文后特补记云:“在即将发表这篇随感而发的文字之际,我始终还没有亲眼看到有关《无个性的男人》中译本的任何预告或消息。”倪先生这一补记写于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 讨论的与实际讨论的
  • “古代中国有无民法”问题,学界缠讼已久。相关讨论可一直上溯至杨鸿烈、梅仲协、陈顾远、王伯琦、戴炎辉等老一辈法学家,即大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而分歧之线索尚在二十世纪初。
  • 叛逆的《挽歌》
  • 日本文学史上不乏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但集中在一个时期群芳争妍,佳作迭出,也只有十一世纪的平安王朝和“二战”以后。前者以世界上最早长篇写实小说《源氏物语》名高万古的紫式部为代表的女作家群,形成日本文学古典的高峰;后者新秀迭出,形成名副其实的文坛“半边天”。但另一方面也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感叹的那样:“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直到最近还是男性所创造的。”
  • 从《拾穗者》到《拾落者》
  •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五)创作了一幅名为《拾穗者》(Les Glaneuses,1857)的绘画作品,这幅作品如同米勒的其他作品一样直到画家晚年才引起人们关注。二十世纪末期,年过七旬的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受这幅作品启发拍摄的一部名为《拾落者》(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2000)的纪录片在西方国家则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 MoMA传奇
  • “Mom,look,MoM!”(“妈妈,看,‘妈妈’!”)小孩牵着妈妈的手,一转过纽约第五大道和五十三街的街角,便看见迎风飘拂的垂幡上斗大的“MoM”字样。顺着孩子的手指,做妈妈的这才发现,平日里早已熟视无睹的招牌上,隐去了末尾的A字:MoMA转眼之间变成了MoM。
  • 解构:另一个发明
  • “解构”是继“解读”后又一个频繁见诸国内报刊媒体的新鲜词。它也是一个舶来品,发明者是目前法国最走红的哲学家德里达。关于它的含义,专家学者,见仁见智。这里,也想谈谈我的看法。
  • 这出戏要演到哪年哪月才算完结?!
  • 语言学家的责任和使命
  •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语言与责任》(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一书,是基于此前(一九七六)他与法国语言学家罗娜(Mitsou Ronat)的对话整理修改而成的。时至今日,回顾生成语法四十多年来发展历程的同时,细读这本《语言与责任》,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名语言学家所应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 阿Q是农民?
  • 细读了贺仲明先生的文章(阿Q为什么是农民?》《读书》二○○一年第一期),知道贺先生要说的是中国启蒙史上知识分子由自我启蒙到对他人启蒙的转型。贺先生以这一转型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终止.其见解是深刻而尖锐的。但是,读贺文的时候,却总感觉有些怪怪的。想来想去,发现贺文论述的前提——“阿Q是农民”本身有些可疑。
  • 学科之外的论述
  • 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被认为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在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与他的同时代理论家相比,他给人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但人们又不能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西美尔的魅力也许在于他把所谓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了一种写作,一种随着生命的细微感觉而涓涓流淌的叙述。我们现有的学科分类在西美尔的写作面前遇到挑战,社会学还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文化批评?
  • 从卡拉OK与人体写真想到的
  • 哈佛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社团准备春节过后联合举办“亚洲商务年会”,组织者来电话,邀请到会谈谈知识产权在中国的保护。问他具体有什么节目,他说新世纪头一届,保证精彩,开幕式由世贸组织候任主席亲临致辞,论坛嘉宾的鸡尾酒会安排在大学(福格)美术馆,之后还有晚宴、舞会;“只是不提供卡拉OK”。原来他在上海工作过,晓得国人在此类场合的招待规格和娱乐爱好。
  • 王涛的变迁
  • 李振亚(《读书》二○○一年第五期《那个叫李振亚的人》)去职的华中水泥厂,是抗日战争初期由湖北大冶内迁湖南辰溪的,曾是后方惟一的水泥厂。为李签署证明书的王涛(一九○五至一九八五),称得上中国水泥工业史上的大人物。他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留学德国攻读水泥专业。抗战爆发,受留德同学、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之命,赴鄂搬迁水泥厂。工厂遭敌机轰炸。
  • 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
  • 人们大都知道“科斯定理”。科斯的这种思考风格尤其体现在娓娓道来的故事叙事中。科斯定理就蕴含在科斯所叙述的一个关于山洞的故事中。
  • 一九五一年的一起官司
  • 被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列为一九五一年刑字第776号案的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该县莲花巷区贫农陈汉清将住屋门外一棵樟木树砍下熬油,因此被“捉送县府”。该卷的案由是“砍伐森林”。
  • 文事近录:二战胜负的转折点
  • 美国史学界和知识界部分人士在诺曼底登陆(D—Day)五十七周年之际,对美国近六十年来抬高自己的战时功劳和过度淡化苏俄的巨大牺牲,已公开表示不满。对二战战史颇有研究的《大西洋月刊》资深主编班哲明·史华兹在六月号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指责当今美国最红的通俗史家、纽奥良大学退休教授史蒂夫·安伯劳斯(Stephen E.Ambrose)蓄意神化美国二战战史和美国二战军人,使读者无法了解真正的二战战史。
  • 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
  • 《清华经济学评论》发表丁学良的文章《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文章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中,在法律和秩序方面,有两个大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 市场社会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二○○一年第三期发表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的文章《市场社会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摘自《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争论》,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文章指出,阿罗·德布鲁(新古典)模型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首先,它们对价格作用的看法是错误的,价格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只起有限的作用,而非价格机制的作用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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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笑话的效果
  • 同样的笑话,对历练深浅不同的人,效果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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