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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教体育 > 文化 > 《读书》 > 2003年第01期
  • 编辑手记
  • 在与朋友们一起到达墨西哥后 ,才发现我们原来对它的了解实在是太可怜了。东道主在不经意中向我们陆续谈到墨西哥对于人类的“几大贡献” ,它实际上还是可可 -巧克力、玉米、白薯等的原产地。在被扫盲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时与热情的主人开玩笑 :你知道中国从玉米、白薯中得到了什么吗 ?人口在短期内的飞速增长 !!惊得墨西哥朋友不禁愕然。是啊 ,中国的人口“从十四世纪后期的约六千五百万人增加到一六○○年的约一亿五千万” ,再“到十八世纪末 ,全国人口超过了三亿”。这是本期文章《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中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国情”。这一情况 ,正如作者陈亚平在阅读何炳棣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时所说 ,在很大程度上 ,是与玉米和甘薯输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相结合有关的。当然 ,如果没有“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充裕的土地资源 ,朝廷的撙节开支”等 ,一两种作物的引进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问题在于玉米等在人口增长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很长时间以来似乎被我们遗忘了 ,或者至少 ,不那么在意了。历史上 ,人口增长一直曾经是政通人和的标志之一 ,只是到了五十年代以来 ,我们才慢慢意识到人口增长并不是越快越好 ;七...
  • 萨义德撰写回忆录
  • 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 ,爱德华·萨义德最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题为《寻常道路不寻常》 ,涉及到巴勒斯坦问题 ,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他在书中呼吁和平 ,提醒世人警惕渗透到社会各个机构的犹太复国主义宣传。他认为这种宣传就像恐怖主义一样 ,正在致力于摧毁阿拉伯社会。萨义德回忆录的书名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巴勒斯坦事业的关注 ,揭示以色列政治是与争取和平谈判道路背道而驰的。作者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他的童年 :“巴勒斯坦儿童全部的生命中 ,内心一直伴随着被流放的感觉 ,纷飞的子弹穿爆了土地的神圣、母亲的希望和妻子的安全 ,所有人都变得没有立足之地 ,没有妻子儿女。由于辗转流放 ,在丧失了归属感之后 ,他们又丧失了母语。这种痛苦的景象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 ,莫过于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对此所做的分析 ,使我得到了一种感觉 ,那就是无可回归的恐惧感。因此 ,我开始制造旅行的机会。”在另一处 ,他又说道 :“我生活中的这种不和谐和矛盾冲突 ,使我更加愿意出门去旅行。”评论家指出 ,不止是萨义德如此 ,巴勒斯坦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在恐惧与旅行之间掘进生命的轨迹 ,留下生命的足印 ,每一支自由...
  • 法律信仰与民族国家
  • 法律信仰意味着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和文化归依 ,特别是对于民族国家及其人文类型落实和捍卫法律价值的意愿、能力与效果的坚信不移 ,以及由此而来对此所进行的监督和鞭策 ,包括动用舆论监督、社会批判、投票选举乃至“恶法非法”、“公民不服从”等等理念资源、道德原则与法制和社会措置。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需要首先引入两个范畴 ,即人世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人世生活方式是一种个性化、地域性的生存之道。小至每一个体及其社群、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南方或北方 ,大至人文类型、通常意义上跨文化的东方或西方 ,抑或现代都市型的市民生活与中世纪村社型乡民生活 ,均各有其个性化、地域性的谋生的样法 ,即生存之道 ,亦即不同的人世生活方式。与此相应 ,各种地域性的人间秩序中的公共生活的组织和运作 ,也各有其应对之道 ,不妨称之为社会组织方式。大到民主宪政或专制独裁 ,小至“村民自治”、街道居委会式的管制或家族长老统治 ,以至联邦制或单一制等等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 ,均为其适例。晚近以来 ,随着以现代性为幡的工商社会渐次成为席卷全球的生活形态 ,自西徂东 ,这两大方式均不得不进行了重大重组和调整 ,曾经出现并有可能还将出现多种应对方式...
  • 第一拨现代化思潮的背影
  • 广州的义记洋行于光绪二十七年 (一八九九 )到上海开设了一家分店 ,鉴于在广州十三行、浆栏街多年的行商经验 ,面对大上海激烈的市场竞争 ,该洋行一开张即印制了一幅相当于现在对开报纸这么大的广告 ,借以强调本行章程 ,以杜假冒。针对商行中最大宗的商品———布匹 ,广告要求客户认准以下商标 :双龙牌为市上最高之货 ,单龙牌乃市上通行之最者 ,弥陀佛稍次 ,双狮旗次之 ,鱼牌又次之 ,凤凰更次之……单是布匹多达几十种品牌 ,真可谓用心良苦。既为洋行 ,经营的当然都是泰西(当时对欧洲的通称 )各种五金杂货 ,一百年前 ,这家洋行向上海市民供应了什么呢 ?以下内容从广告上照录 :生铁、钉条、青铅、黄铜皮、紫铜皮、竹节钢、旧铁、白马口铁、瓦楞白铁皮、白铁皮、白钻板、新铁丝、铁丝钉、小铁钉、白钢皮、水门听、火石、毛巾、各色花巾、花布、绒毡、老虎绒毯、洋纱缘圈、洋纱线、玻璃洋烛、面盆、颜料、牛奶、洋绒绳、金纸、各色铜铁锁、葛条自来火、各色香水、香肥皂、各色条豆肥皂、后抽皮带、千斤皮带、各色地毯、米斗器、镶金磁壶、玻璃杯、船上机器、各色洋货、各色纸笔簿子、各色水器、各色金货、各色银货、各色大小自来火、各色花绒。以上商品除了毛巾...
  • 改革司法
  • 古来的公权者 ,不论国内、国际或区域的 ,也不论民主、专制或独裁的 ,都得确认规则 ,管理事务 ,裁断纠纷。这三项职能 ,便是现代所谓立法、行政和司法。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配置、载体乃至名称 ,因治国理念、政治体制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多有差异。作为公共权力 ,司法的责任在于裁决涉案纠纷 ,施与公力救济 ,以公正为要旨。然究竟何为公正 ,如何公正 ,又取决于不同时代和场景里的理解和条件。因此 ,就像古希腊哲人说的不能两次踏入的一条河流 ,大至政治原则、审判体制、法官制度 ,小至法庭布置、法官服饰、判决用语 ,司法总在不断变化 ,推陈出新。那么 ,怎样的变动才称得上“司法改革”呢 ?近世所言司法改革 ,着眼点有三 ,即司法权在政权结构里的位置 ,司法权的内部构造以及公民的权利。就趋势言 ,一是司法独立 ,审判不受立法、行政等其他权力的干涉 ,司法机关还可以通过案件审查立法、行政等是否合宪合法 ,从而形成分权制衡、尊崇法律的宪政体制 ;二是建立井然有序的管辖与审级体系 ,统一实施法律 ,并通过严格法官任免 ,提高法官待遇 ,确保法官具备公平审判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生活条件 ;三是朝着“有权利就有救济”的方向改革诉讼...
  • 风情艺术的时代变迁
  • 表现现实生活风情内容的绘画样式是建国以来艺术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重新回眸这一段历史时 ,会看到曾一度被艺术家充满自信和热情讴歌的多彩风情 ,正在时空的星移斗转中悄然隐去。那些唤起过人们理想和生活激情的作品已渐渐变为一种令人感怀的记忆。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中 ,主题性创作是建国初期艺术主要的 ,也是最为可行的展现方式 ,但一些艺术家也未曾忽略对生活中风情美的赞颂。如董希文、朱乃正、黄胄等艺术家以质朴的情感描绘了一些非主题内容的情节 ,董希文画自青藏高原的写生作品巧妙地拉近和模糊了创作与习作的关系 ,校正了当时人们对创作与习作的概念化认识。风情艺术作品与那个时代一大批宏大叙事的作品相映成趣 ,为新中国美术增添了一丝生动的鲜活气息。在此之后的“文革”十年中 ,这种真情旨趣就只能偷偷摸摸地暗藏于关入牛棚的艺术家难得一画的几帧作品中 ,如吴冠中在七十年代颇具表现意味的写生画。在政治标准下设置的艺术范式 ,使得生活的风情只能存在于所谓“资产阶级小情调”里而被批判否定。直到八十年代初期 ,生活风情才又重新被作为一种有益的资源进入艺术创作。在“伤痕”美术对“生活流”的表现中 ,青年一代的艺术家选择了他们作为“知青”最...
  • 愤青来到新世纪
  • 毛病都是惯出来的。在八月中旬 ,云南丽江的雪山音乐节上 ,从各地赶来的有钱阶层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对“摇滚乐”的热爱———在崔健出场之前 ,对所有其他乐队起哄。他们甚至依靠头发的长短来判断乐队的好坏 ,甚至根据主唱活蹦乱跳的程度来决定欢呼还是闭嘴 ,每一支好乐队他们都起哄 ,每一支做秀乐队和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古董乐队他们都叫好。完事之后 ,他们还要对媒体抱怨 ,说摇滚乐跑得太快了 ,有点看不懂了 ,年轻乐队太怪了 ,崔健以后一切都没劲了。看在他们强劲的消费能力和坚挺的话语权力的分上 ,媒体也一起抱怨 ,说干嘛弄那么多地下乐队 ,干嘛不叫上“黑豹”、“零点”、臧天朔 ,嗯 ?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粮食 ,我们还需要———朋友 ,朋友啊朋友……这多么通俗、多么煽情 ,几十年如一日 ,十三亿人民同唱一首歌 ,摇滚乐不就普及了吗 ?事实上这些人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摇滚乐了。他们只知道崔健 ,或者说他们只关心被媒体神化了的崔健 ,最多再算上青春期崇拜过的长头发吉他英雄。在他们看来 ,花钱就应该被伺候。而他们的确一直在被伺候 ,从弱智电视剧到弱智流行歌 ,什么柿子软就给他们吃什么 ;现在摇滚乐突然从地下冒出来 ,他们当然不习惯。摇滚乐...
  • 解读二○○二年“春节联欢晚会”
  • 过去二十年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庆典中 ,春节联欢晚会扮演了无法忽略的重要角色。去年晚会前有一档直播谈话节目 :“一年又一年” ,以现在进行时方式插入中央台一号演播厅、深圳分会场和罗湖口岸的现场报道 ,并有“全球华人过春节”、“年俗”、历届春节晚会专题片穿插其间。它算好时间 ,一结束就是晚会的开始。其目的一是帮助营造一个以晚会为中心的大一统时空观 ,也就是以北京时间为标准的“天涯共此时” ,“全球华人”所具有的符号效应 ,在这个时刻与晚会象征性衔接 ;二在于把晚会与传统的“年俗”进行嫁接 ,把晚会作为新民俗来定义 ,使晚会从传统习俗中获得进入中国人世俗生活的合理性。所谓节日就是在共同的时空环境下由参与者共同举行的仪式行为 ,表现的是人类对时间、对自然界生命节律的敬畏和礼赞 ,而对共同时空感的神圣化构建正是节日的宗旨。民族最重要的节日庆典中总有超越死亡庆祝生命的意蕴。中国人在除夕夜的守岁和团圆 ,是这个庆典核心概念的仪式化 ,守岁是象征性地拒绝进入黑暗的休眠状态 ,拒绝死亡 ;团圆是个体归宿感的实现 ,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 ,这个归宿感就是家族 ,所以团圆是以家族为核心的仪式行为。同时 ,唱大戏看大戏的热闹也是春节仪...
  • 苏南人讲述的苏南故事
  •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苏南乡镇企业被全世界关心中国的人所关注。《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 ,就是由一位苏南人讲述的发生在苏南的故事。在中国 ,苏南有着历史最为悠久的工商业传统 ,人才荟萃。苏南人浸润义利并重 ,秀慧和智巧兼备的吴文化 ,天生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相契合。正是这些 ,成就了苏南从明清之际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商业辉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始以后 ,苏南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曾经是全国的典范。然而当市场经济的洪流滚滚向前 ,苏南经济在旧有的轨道上却曾经一度转不过弯来。不过 ,他们最终还是凤凰涅 ,乘风破浪地前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苏南人利用比邻上海的优势 ,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乡镇企业。它像燎原的星星之火 ,促使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首先在一九八三年所著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的特征是乡镇企业 ,它由政府主导 ,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在转轨初期 ,乡镇企业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 ,以及“船小好调头”等优势 ,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 ,...
  • 尽志不至可无悔矣
  • 自十九岁自学《资本论》始 ,研究经济学已三十有五年。数年前 ,朋友建议将多年来的论文和文章结集出版。然自知学术价值有限 ,未敢轻允。数月前被确诊身罹癌症 ,随萌生出版文集之念。既自视不高 ,如何还要浪费纸张 ?勉强找到的理由是 :文集时间跨度三十余年 ,对研究“我辈”思想历程 ,或有一定史料价值。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 ,一些乳臭未干的少年执拗地要去背负历史的十字架。他们崇拜拉赫美托夫、牛虻和保尔·柯察金 ;却又相信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说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古往今来 ,在无“罪感”的汪洋中 ,“平庸的邪恶”(徐贲 :《平庸的邪恶》 ,载《读书》 ,二○○二年八月 ) ,或毋宁说“邪恶的平庸” ,永远是胜者 ,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的结局必定悲惨。这些轻狂少年大都已随时间而湮灭 ,现在已无人知道他们,更无人想知道他们。最悲哀的是 :他们牺牲一生最美好时光所换来的 ,不过是恢复了“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但这又怪得了谁 ?金圣叹嘲笑得好 :“谁叫你赤膊 ?”写于一九七○年的《关于学习的几个问题》一文意在呼吁大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用全人类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为了这篇现在看来完...
  • 关野吉晴和他的大旅行
  • 根据古人类学考证 ,人类始祖约在四百万年前出现在东非大裂谷地区 ,即今日的肯尼亚一带。随着漫长岁月的流逝 ,他们通过北非中东逐渐分布到世界各地。古脊椎动物学家的考证大致也确认 ,过了中东 ,一支过小亚细亚入欧洲 ,一支进入中亚和东亚 ,另外一支走向南亚 ,经东南亚进入东亚 ,其中一部分从东南亚进入太平洋群岛和大洋洲。美洲是一万年前才开始有人类的。美洲的原住民 ,即南美和北美的印第安人 ,是蒙古利亚人种 ,就是说 ,他们来自东亚和东北亚 ,在距离今天大约一万年前的冰河时代末期过白令海峡到北美 ,然后一路追逐猎物而散布到南美。看了日本探险家关野吉晴博士 (SekinoYoshiharu)的旅行记录 ,很感慨居然有人想出这样的大旅行探险 :从南美到北美 ,再到欧亚大陆的东西伯利亚 ,经蒙古到中亚和青藏高原 ,到西亚和中东 ,继而从北非到东非 ,逆人类进入美洲的路线返回始祖地。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关野 ,精通西班牙文 ,在读大学法律系本科的时候 ,就组织了探险俱乐部 ,探索亚马孙河的全程 ,十年时间在南美作三十二次旅行。他曾出版《南美大陆》、《圭亚那高原》(朝日出版社 )和大旅行系列摄影集 ,也就大旅行撰写了一系列儿童读...
  • 今日南景
  • 南景村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缘 ,隶属于广州市海珠区管辖 ,其本名为鹭江村。五十年前它是广州近郊一个普通的乡村聚落 ,但却因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一九一一———一九九九)先生的著作《早期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中国村庄》(AChineseVillageinEarlyCommu nistTransition.1959)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 ,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杨先生是广东南海人 ,一九三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九三四年获该校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 ,一九三九年获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间曾担任私立岭南大学副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 ,嗣后任教于匹兹堡大学至退休。杨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三十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系统的调查 ,四五十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 ,以及六十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 ,至今仍然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之作 ,八十年代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真正的幕后英雄”。在杨先生的著作中 ,对南景村的微观研究在与中国大陆断绝联系长达三十年的西方世界里 ,一直享有较高的声望。在此之前 ,费孝通、林耀华和杨懋春先生对江村、金翼黄村和...
  • 小税票上的“革命”
  • 《读书》二○○二年九期一三九页的《黄帝纪了一回年》 ,说那张小税票上加盖“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是偶然间小县主为办税收而打的主意 ,好让老百姓看黄帝是农家老祖的面子上“交点税就交吧”。其实历史教科书上辛亥革命一节中 ,讲到湖北军政府成立即采黄帝纪年 ,用十八星旗。按《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二○○○年三月版 ,2639页) ,“黄帝纪年”条的说法是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使用的纪年法。”光绪二十九年 (一九○三 )《国民日报》刊发无畏 (刘师培 )的《黄帝纪年论》 ,反对使用君主年号 ,亦不同意康有为以保教为宗旨用孔子纪年 ;主张以保种为宗旨 ,用中华民族之鼻祖黄帝降生为纪年之始。并以当年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其他革命刊物亦有以此纪年者 ,《江苏》等报刊则以一九○三年为黄帝纪年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因黄帝系传说中人物 ,古籍所载生卒年代各有不同 ,致生歧义。宋教仁以新创纪年各说之不当 ,主张以黄帝即位之年癸亥为纪年之始 ,并推定光绪三十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 ,且署于日记中。《民报》和其他革命刊物多采宋说。武昌起义时亦用此纪年发刊文告和印行《中华民国公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 ...
  • 来自传统世界的资源
  • 眼下 ,非政府组织(NGO)受到了国人的关注 ,走出国门的人们最先感受到国外形形色色的NGO的存在 ,那里 ,NGO涉及文化、教育、慈善、环保、卫生、宗教、就业、商业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国外的各种行业协会、基金会、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志愿团体、环保组织等等 ,都属于NGO。NGO的特色有三 ,一是非政府 ,二是非赢利 ,三是在政府之外 ,为各自特定的人群提供着公共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类似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浮出水面 ,比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艾滋病防治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等。也有某些从基层冒出来的民间的自发组织 ,如山东荣城的渔业协会、四川仪陇的乡村发展协会、北京南口的烟酒专业协会、河北易县的扶贫经济合作社等等。这些组织一出世 ,就以它们的高效率、高信度起到政府组织根本无法企及的作用。那么 ,NGO是否纯然是舶来品 ,中国要想发展NGO ,只能着眼于引进呢 ?否。实际上 ,类似NGO这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 ,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本来就有 ,中间虽经社会主义改造 ,但孑余还在 ,改革开放以后 ,多少有些死灰复燃 ,在某些偏僻的山区 ,甚至已经小有气候。我所要提到的湖南平江的庙会与路会组...
  • 不变的是信念
  • 记起来已经是我第三次拜访哈佛了。与八年前第一次走进爱默逊楼时相比 ,心境竟有天壤之别。没有了第一次慕名而来时的兴奋 ,也不再有两年前重访时的急切。七月初的哈佛正在享受她暑期的宁静和悠闲 ,而此刻的爱默逊楼却人去楼空 ,让我产生几许莫名的惆怅和难言的伤感。八年前来哈佛哲学系访学时结识的许多哲学名家先后都离开了爱默逊楼 :罗尔斯教授因中风而长时间住院(并于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去世———编者注) ;森教授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便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另谋高就 ;帕特南教授和卡威尔教授都已退休 ;而我曾经与之交谈最多、获赠最厚的诺齐克教授甚至永远地离开了爱默逊楼和楼里的哲学所守望的这个世界。未进爱默逊楼门 ,我已然又一次听到了他那充满智慧启迪的哲言———(我们 )不可能洞观一个孩子的将来 ,了解他将会成为怎样的成人 ,然而我们却能洞观一个成人的过去 ,了解他是如何从我们所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个孩子成长为今天这样的成人的。所以 ,即使我们无法描绘未来的哲学家 ,也仍然可以对他们将由何种品质生成、他们将继承何种存在、他们将会发现什么、又会提出怎样的新问题、他们将在怎样复杂的相互联系中改变他们意识和认知的种种眼界与境界 ,寄予我...
  • 拯救开放的精神
  • 今天 ,我想谈谈“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这个词在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中的种种遭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通约性少得可怜的时代 ,不夸张地说 ,哈佛商学院的哲学就是统治当今世界的哲学 ,不过我们不要轻易地怪罪它。根据这种哲学 ,世间万物都是通约的 ,或者说都可以用美元这一标准来衡量 ,而美元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可测量的 ,它们被归为彼此间不可通约的民族的种种特征。学术界则反复地强调“他性”(Otherness) ,以至于它被视为一条基本原则 ,得像英文中上帝一词一样大写。那么 ,为什么人们如此推崇不可通约性呢 ?艾伦·布鲁姆(AllanBloom)———昔日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曾经大肆攻击六七十年代的学者 ,把“走向封闭的美国学术精神”归咎于调制德国经院哲学和摇滚音乐这杯毒酒的一群学者身上 ,而他自己却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锁住 ,然后丢掉钥匙。难怪这位哲学家会深受一群痛恨精神开放之人的爱戴了。但是 ,我认为托马斯·库恩(ThomasKhun)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这一概念才是罪魁祸首。“不可通约性”是个学术用语 ,一个学究味很浓的词 ,一个专业行话 ,但你没必要非得是个学者 ,才能了解...
  •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探讨了世界经济关系变化背后的政治动因 ,从国际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本书的作者罗伯特·吉尔平持开放经济的观点 ,认为政府应当保持对本国经济的控制 ,但不能对贸易过分干预。“开放且稳定的国际经济取决于三个政治前提 :一是有一个或几个国家担任领袖国 ,起到政治和经济的领导作用 ,这种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确立稳定公平的游戏规则 ;二是主要经济大国要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合作 ;三是各国人民信奉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并遵守规则。书中主要分析了国际贸易、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区域化、全球化以及管理全球经济等等。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有两条主线 ,这两条主线此消彼长 ,始终共存。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 ,全球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 ,经济合作与贸易自由化程度也在逐步加深。“一战”前和“二战”后 ,达到了两个顶峰。“二战”后在GATT推定下成功降低了正式关税壁垒 ,发达国家关税税率下降百分之九十以上 ,发展中国家关税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今天 ,贸易、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 ,使全球经济更加相互依存。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也从未平息过。即使在自由化顶...
  • 一门鲜活的学问
  •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随着改革开放、中西交流 ,民俗学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绝学”变为“显学” ,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热情关注。民俗志资料更注重微观的和科学的采录 ,民俗学理论著作兼及中西 ,好书日渐涌现 ,董晓萍博士新著《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便是其中之一。说话的文化 ,指基本不依赖于文字传承的口头行为文化 ,即一般所说的民俗文化。作者从一个崭新的角度 ,阐释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形态与内涵 ,包括文化结构、民俗底蕴、日常形式、表演形态、通讯空间、民族心理、政治意识、旅游接触、影视传播、外来压力和中西研究成果 ,借助通俗易懂的语言 ,把这些思想生动地表达出来 ,引导人们走近研究它的新兴学问———民俗学 ,使之贴近现代社会生活的知识系统 ,让人读来深思和感奋。此书隐含着民俗学的重大命题。首先 ,将一再讨论的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概括为“说话的文化” ,便出新意。关于这一范畴的界定 ,向有争议。现在从“说话文化”的视角讨论 ,就变得具体和宽广 ,大家都有话说 ,而且容易在中国文化中找到民俗文化的位置。这是作者对民俗文化本质的理论思考的结果。民俗主要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 ,其中的行为部分可能是无言的形...
  • 中国历史神话的二度终结
  • 梁启超一九二○年二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 ,猛烈抨击中国旧史学 ,指出中国史书虽素称发达 ,但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在旧史书中 ,史家只知有英雄个人而不知有民众群体 ,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因而旧史书只是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已。于是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叙述的政治化倾向进行了批判 ,并呼吁 :“史界革命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新史学》的发表距今刚好一百周年 ,颇为巧合的是 ,在这一百周年之际 ,葛剑雄、周筱两位先生出版了合著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该书是在梁氏的基础上对政治化倾向的再度批判 ,尤其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学政治化神话的批判。针对长期以来史学的政治化倾向 ,《历史学是什么》一书的精华在于 ,它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的论断 ,这一论断的提出具有极为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两位作者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断 ,在于区分了一对核心概念 ,即区分历史研究和历史运用。历史研究作为科学研究 ,其学术生命是自主的 ,即必须遵循科学的自身逻辑 ,科学本身是普遍适用没有阶级性的。而历史运用则属于实际的应用层面 ,在这一层面上 ,则离不开使用者的政...
  • 对地图的再认识
  • 《地图的力量》像钻石一样 ,让从不同角度观察的人都能看到耀眼的光芒。《大地评论》说它“为地图的使用者提供了一种从制作者的角度观察地图的有力武器”。而《lsis月刊》要“向所有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学家极力推荐这本与众不同的书”。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 ,《地图的力量》一书对发展历史地理学和建构地图历史学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中国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一直是图书 ,这其中又以书为主。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 ,也长期存在着重书轻图的怪现象。即便是在老一辈学者投入巨大的精力财力编写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 ,这种现象也没有根本改变。长期以来 ,我们普遍关注的是“文字地图” ,例如《山海经》、《淮南子》 ,关于政区沿革的论文更像是读书后感 ,而非读图后感。读完《地图的力量》 ,我们应该意识到 ,其实 ,地图更需要关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者们也已经意识到对地图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通俗一点讲 ,沧海桑田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地图的力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会使我们对地图的认识更加全面 :车子颠簸前行 ,梵乐莉抓着扶手说 :“可是 ,我们应该早在这里就左转了啊 !”这名干瘦的黑人男子说 :“你的地图没有标示出...
  •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
  • 一九九三年的上半年 ,我去美国华盛顿整理楚帛书 ,上班在赛克勒美术馆 ,住处在马里兰州一个叫Friendship High的地方 ,坐地铁往西北走 ,路很远。我记得 ,从我住的公寓楼往左拐 ,有家好客的美国人———汤普森夫妇。男的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 ,父亲在南京大学教过书 ,本人在中国当过兵(四十年代的美国兵)。他和一帮传教士子弟编过一个纪录片 ,叫《龙与鹰》 ,“龙”是中国 ,“鹰”是美国 ,对中国非常怀念。女的是作家 ,写过不少儿童读物 ,对中国也饶有兴趣。她爱狗 ,像很多美国人 ,每天都牵着条大狗在街上。狗东闻西嗅 ,抻着她 ,步子赶步子 ,一跌一撞往前走。有一年 ,她去长沙住过一阵儿 ,回来写本书 ,书中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郊外养狗 ,市里不让养 ,我跟她解释不清。现在随着改革开放 ,狗不但进了城 ,而且有了身份证 ,比人的都漂亮 ,我想 ,她要知道了 ,肯定高兴。隔三差五 ,汤普森夫妇会特意从农场采购 ,做些很有营养但没有味道的菜 ,清水煮萝卜、土豆之类 ,约亲朋好友在家聚会。像所有的美国party,大家东拉西扯 ,没有主题。然而有一天 ,怪了 ,所有人都谈狗 ,一个小时过去了 ,大家狗长狗短 ...
  • 儒家殁了,儒学何如?
  • “新传统主义丛书”第一批推出九种 ,颇能够映现出当代儒学发展的大致轮廓 :内容上都是环绕儒学而展开 ,地域上涵盖大陆、台湾与海外 ,作者都是当代儒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或知名学者 ,学术背景与方法训练上以哲学、历史(思想史)、宗教为主 ,问题意识集中于“儒学与现代性”或曰“现代性视域中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 ,这套丛书本身就可以成为思想史处理的对象。不过与当前国内学术界以社会史、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研究为主导的区域、民间、大众(世俗化)取向不同 ,这套丛书似乎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精英取向。丛书中诸位作者对于儒学当代境遇及其问题的理解与估量颇为不同 ,这反映出所谓“新传统主义”营垒的复杂面向。杜维明对于儒学参与文明对话充满信心 ,并认为这预示着儒学的前景所在 ;成中英是比较彻底地把儒学纳入到“现代性”的视域下加以处理 ;而在郑家栋看来 ,在所谓“儒学与现代性”之间还存在许多难以排解的曲折与缠绕 ,“现代转化”一类的提法 ,也还远不够成为我们立论方面一个自明的前提。世纪之交的儒学研究领域似乎是歌舞升平 ,且靠近和加入“主旋律”变奏的趋向亦甚为显明。作为儒学特别是新儒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
  • 古史、故事、瞽史
  •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城 ,有许多戏园子 ,那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走卒贩夫们消遣找乐的共同去处 ,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也经常混迹其中。戏园子中大多数看客自然只是看看热闹 ,而顾颉刚却瞧出了门道 ,眼见着 ,戏台上 ,生旦净末 ,逢场作戏 ,千古兴废演成一段段传奇 ,英雄豪杰全化作一个个名角 ,年轻的史学家心头灵光乍现 :史书中 ,尧舜汤武 ,五霸七雄 ,又焉非一幕幕绝妙好戏?正是因为看戏 ,“触了这一个机 ,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 ,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这种眼光就是“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历史”。惟因“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 ,才会发现历史的“层累地造成”的奥秘。学术史研究者甚至顾氏本人在事后固然可以从学术史上追溯这一学说的传承谱系 ,但不可否认 ,这一学说诞生的机缘 ,确实只是北京戏园子中那灵机一动 ,原非来自大师高人的心法真传。正是这一点灵机 ,一出手就点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死穴” ,震撼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古史辨”学派也就缘此异军突起、横空出世。“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意义几乎可以与“用白话写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相提并论 ,一九二八年顾颉刚先生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
  • 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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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 这两年我为研究生开一门讨论课 ,叫做“思想史经典著作选读与研究” ,为了让研究生们熟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史 ,选了从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到任继愈关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来讨论。事后 ,一个学生和我谈他的心得 ,他觉得过去的思想史也好 ,哲学史也好 ,确实像常常使用的名称那样是一个“发展史”。他问我 :真的有那么多“新”思想么?思想史真的是一个新思想的“发展史”么?思想如果真的能总是“推陈出新” ,那么 ,那些“陈”的思想原来又是什么 ,它们为什么被“推”而消失呢?他的感觉和追问很有趣 ,因为 ,过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通常只关心追踪和叙述那些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和新思想家 ,对“新”的崇尚 ,构成一种历史写作的观念 ,觉得历史就是应当书写这些在时间序列中不断增添的新东西 ,所以 ,撰者总是希望在历史中叙述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思想发明和知识发现 ,在以往的历史观念中 ,仿佛思想和知识一样依从着进化的规律 ,越靠后就越进步。就以儒学的历史为例罢 ,从孔子以后 ,被哲学史和思想史叙述过的每个思想家 ,似乎都有他们被选中、被叙述的理由 ,孟子多了“性善”的论据 ,而荀子多了“性恶”的思想 ,于是开出两种儒家的进路 ,董仲舒提倡...
  •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死
  • 《读书》二○○二年第十一期上的文章《自由的真义》在谈到古希腊自由的缺陷和绝对民主制的弊端时写道 :“这种绝对民主制不仅不公正地处死了柏拉图 ,而且把好端端的城邦文明搞得乌烟瘴气、七零八落。”其实 ,被雅典民主制处死的是苏格拉底而不是柏拉图。根据众多哲学史书的记载 ,苏格拉底(前四六九———前三九九)因为被诬告为不信神和腐蚀青年被雅典陪审法庭(那时的雅典陪审法庭有六千人 ,被分成十个陪审团 ,每团不少于五百人 ,每次开庭时不少于二百人)判处死刑 ,于公元前三九九年饮鸩而死。定罪之后 ,朋友们为苏格拉底安排了一个逃跑计划 ,但被他拒绝了。他说 ,他一生都享受了法律的利益 ,他不能在晚年不忠于法律。柏拉图(前四二七———前三四七)在二十岁时拜苏格拉底为师。柏拉图本来就对雅典民主制的软弱无力和派系斗争感到不满 ,在他的老师被判处死刑后更是对民主制度深恶痛绝。公元前三八六年前后 ,柏拉图在雅典城外的阿加德米开办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学园 ,此即“academy”的渊源。柏拉图在学园中从事讲学和著述 ,直到去世。柏拉图之死系自然死亡。柏拉图与苏格[email protected]
  • 敦煌四题
  • 小时候听父亲说敦煌文物 ,不甚了了。但知道我画菩萨的蓝本 ,是那壁画摹本的印刷品。也因此上学以后 ,爱翻翻有关敦煌的书。记得有本《敦煌莫高窟艺术》 ,说这个大沙漠中的小小绿点 ,在外面根本就看不见 ,真要到跟前才突然发现 ,一下子从“平沙莽莽黄入天” ,变成“别有天地非人间”。虽想像不出是个什么样子 ,也觉得有趣。对那个地方 ,可说是心仪已久 ,淡淡地。来到敦煌莫高窟 ,才知道这话不假。在经历过漫长的沙漠行程 ,被单调的景色和灼热的风沙折磨得很苦 ,皮肤干枯紧绷 ,唇焦眼燥口渴难忍之际 ,突然一阵寒气迎面扑来 ,面对一片老树参天 ,浓荫覆地 ,百草丰茂 ,清泉冷冽的天地 ,不禁精神一振 ,真有如入仙境之感。敦煌莫高窟要到莫高窟 ,先到敦煌城。据说现在的敦煌 ,已成了国际旅游城市。高楼林立 ,夜市通宵达旦。还筑了飞机场 ,客运繁忙。可三十五年前的那时 ,只有横七竖八一簇簇灰黄色的土屋。一般是平房 ,顶多两层楼。街上坑坑洼洼 ,行人稀少 ,满地畜粪 ,车过处黄尘滚滚。一丁点儿也看不出 ,它曾经是古代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上总管中西交通的重镇。想当年异国商贾云集 ,周边羌胡来归 ,毡庐千帐 ,土屋万家 ,鸣驼啸马...
  • 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
  • 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炳棣先生在他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一三六八———一九五三》这部名著中提出 ,要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 ,就“必须将所有重大的经济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 ,这些因素对人口运动有重要作用 ,而且在各个阶段都不相同。因此 ,在各个阶段独特的事实和因素得到考证之前 ,不能随意运用人口学的理论”。 (第303页 )这实际上成为他在进行人口历史研究时“毫不含糊地回避了定量分析”(费正清序 )的思想根源。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从整体上研究明清以来中国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社会史经典著作。今天 ,重新阅读这部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著作 ,其学术思想乃至一些具体观点 ,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何炳棣先生在中国人口历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 ,有的结论已经对今天的人口历史研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但是 ,他的那种从整体上思考中国社会历史的思想在国内仍然缺乏有效的回应。这里仅举何先生研究玉米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管中窥豹 ,看看何先生如何展开他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思考。众所周知 ,十六世纪 ,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品种玉米和甘薯输入中国 ,这些作...
  • 为何称“第雄论文”
  •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谓“第雄论文”指的是什么论文 ?何兆武先生认为即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见《读书》二○○二年第九期 ) ,极是。只是为什么称之谓“第雄论文” ?还有补充说明的必要。陈老先生所说的“第雄” ,即Di jon的另一种译法 ,现在通常译作“第戎”。第戎是法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七四九年第戎学院就“科学与文艺是否能敦风化俗”问题发起征文。卢梭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应征 ,写出了这篇论文 ,获头等奖 ,由此而一举成名。一七五三年第戎学院又以“什么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人类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则所允许 ?”为题再次征文。卢梭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应征。此文虽没有中奖 ,但一经发表 ,即引起轰动 ,并且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何称“第雄论[email protected]
  • 地域、制度与李约瑟之谜
  • 杰瑞德·戴尔蒙德(Jared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 :人类诸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 ,远远超过了书的题目范围。他试图解释人类文明的地域差异 :为什么人类文明起源于欧亚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为什么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至今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而欧亚大陆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戴尔蒙德对此的回答既传统又新颖 :所有这些差异都来自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它之所以传统 ,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十九世纪就产生了。戴尔蒙德在书中并没有提供新的史实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以新的视角把人类过去一万年的历史重新梳理了一遍。他的贡献得到了应有的承认 ,此书获得了普利策奖。戴尔蒙德的本行是生物学 ,他对人类社会的兴趣起源于他在新几内亚的长期的田野工作。在和当地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 ,他发现 ,当地的许多人其实非常聪明 ,而新几内亚人口的整体智力水平绝不低于欧洲人。但是 ,正如一位当地政治领袖亚力在三十年前问戴尔蒙德的 :“为什么我们就是不如你们白人?”正是为了解答亚力的问题 ,戴尔蒙德才把注意力转向了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而言 ,历史只从人类建立了社会组织开始 ;而戴尔蒙德的自然科...
  • 我们将走向何方?
  • 《读书》编辑 :丹尼斯·史密斯(DennisSmith)先生主要做社会史、社会理论的研究 ,他写了大量著作 ,包括《冲突与妥协:一八三○至一九一四年间英国社会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民主的挑战》、《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此书已被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十年代以来他写过《谁的欧洲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性的先声》、《罗伯特·艾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 ,即将出版的一本著作是《我们即将走向何方》。他曾任欧洲社会学会的副主席并兼任《欧洲社会学家》的主编 ,目前为国际社会学协会会刊《当代社会学》的主编。现在 ,请他就“我们将走向何方 ?”问题先谈 ,再讨论。丹尼斯·史密斯 (以下简称史 ) :我今天谈话的题目是“我们将走向何方 ?”这是一个跨学科、跨国族的题目。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种极度受惊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那种卡通片中的情节 ,片中的动画角色要从一边悬崖跳到对面的悬崖上去 ,可是 ,开跳之后 ,在半空中向下看 ,才发现自己的下面是万丈深渊 ,其实是跳不过去的。我们今天的状况就像处于跳在两个悬崖中间的时候 ,有可能不是跳过去而是掉下去。我认为 ,我们处在过去五百年以来两个大转变中的第二个...
  • 何者为先?
  • 一个社会 ,在奔跑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 ,教育问题便会进入视野。十九世纪末叶 ,是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年代 ,改良主义者不仅注意到了都市贫民严酷的生存条件、各地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 ,同时注意到公立学校的迟钝呆板。一八九二年一家不起眼的纽约《论坛》月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开始触及学校问题。有位儿科医师 ,访问了三十六个城市的一千二百个教室 ,用第一手资料谴责了这些学校和教师“使儿童失去人性 ,使儿童停滞不前 ,使儿童流于无意识行动”。医师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没有教育变革 ,社会发展肯定是迟缓的。弗里曼·巴茨把美国从一八七○年到一九七○年称为民主教育的一百年 ,致力于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这无疑也向我们证实 ,教育从来不能独立变革和发展 ,是与当时社会的体制、结构相一致的 ,只有社会发生跃变之后 ,教育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 ?》一文里明确地说 ,要想改革社会 ,非从一般制度着想不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我国出现了不少崇尚“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 ,但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教育的路向和功力并不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 ,起根本作用的是制度。国民的文化水平、学识修养说穿了只是制度的一种体现...
  • 从世界历史看全球化
  • 当今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期是简单地以一千五百年为界 ,分为“一千五百年之前”和“一千五百年以后”两个大的阶段。在他看来 ,“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类社会历史 ,只是“区域历史” ,而不是“世界历史” ,人类社会在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区域虽然也有交流 ,但基本上是在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各自独立发展 ,有的地区如美洲和大洋洲 ,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区域甚至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他说的“一千五百年以后” ,是个约数 ,精确一点应当是一四九二年 ,以哥伦布远航大西洋到达“新大陆”为标志。从此 ,整个世界开始了联为一体的进程 ,原来基本上各自独立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 ,通过商业、宗教、探险、战争、征服等媒介 ,发生联系、交流、接触、碰撞、冲突、影响和融合。“全球化”的进程 ,开始是涓涓细流 ,逐渐涌成大潮 ,成为不可逆转与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从这时起 ,人类社会历史才进入“世界历史”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全球化” ,截止到今天 ,这个过程已经有五百年了。王斯德主编的《世界通史》 ,采用同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相同的历史分期 ,不同的是把一千五百年以后的五百年分成两段 ,将二十世纪...
  • 《读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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