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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教体育 > 文化 > 《读书》 > 2004年第06期
  • 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
  • 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历史教授,多年研究当代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农村的发展史,有两部著作已经译成中文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国的村庄,社会主义的国家》,两书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三年出版。同时他还是《当代中国研究》、《二十世纪战争历史》等丛书的主编。近年来.从事战争史,尤其是日本现代战争历史的研究,新近完成的著作有《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革命,反抗与改革》等。二○○四年四月,赛尔登在《读书》编辑部与部分学者座谈,主题为:“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以二十世纪亚洲的战争历史为例”。
  • 品书录:反省人事件,复活小细节
  • 尽管“我与胡风”这一总题基本限定了一个切己的回忆角度,但书中的不少文章却超出了人们对一般回忆的预想和期待,很多文章似乎有意淡化展示伤口和苦难的痕迹,而尽可能对事件展开冷静理性的反思。由于这样的反思立足于作者本人数十年身历其境的切身经验,其达到的深刻和犀利的程度,就远不是一般的泛泛研究昕能够轻易企及。
  • “无边的典型”
  • 李衍柱先生是通过对“典型”范畴的研究走上文艺学研究之路的,因此,在《路与灯》中,我特别注意他对典型问题的最新看法。以前,在阅读他的那本《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时,我一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中的产物,但《路与灯》中所搜集的关于典型问题的文章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除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这一维度之外,典型问题其实还隐含着一个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维度。因为表面上看,他清理的是西方典型学说的流变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但实际上,典型问题又何尝不是对风行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回应呢?然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现实主义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挤压下渐渐变得风光不再,典型问题也几成过时的话语而不愿被人提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有必要抓住典型不放吗?典型问题还是不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中需要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
  • 文学史的难题
  • 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问世,则被看作是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但在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却因此而突出,在洪子诚最近主编的与其《中国当代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和《史料选》中,这些问题以更加具体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 关于“造反有理”
  • 三十多年前,发行上亿册的、用红色塑料书套装帧的《语录》中有“造反有理”一条。这条语录被谱为歌曲,身着军装,戴着红袖章的人,高唱着“造反有理”,冲进图书馆,清查“封资修”,把许许多多的图书付之一炬;还让许多“反动学术权威”挂着牌子跪在那里陪祭。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造反有理”的场面。
  • 构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
  •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是罗志田自己对“清代以及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梳理。这个梳理“不仅需要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探索.而且应该从思想史(有时甚至包括社会史)及思想与学术互动的角度考察分析”、“最后也涉及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学术怎样因应西方学术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国学’怎样为社会所认知以及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上引书,15页),本书大概也就是罗志田教授“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和“重写学术史”的尝试。
  • 寻找梁生宝
  • 去年冬天到西安,特意到长安县的皇甫村小住了几天。“关中自古帝王都”,八百里秦川,能傍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踪胜迹可谓是不胜枚举。皇甫村和它们不搭界,吸引我到这里来的,主要是小村庄漫长的岁月里和陕西著名作家柳青纠缠在一起的那一段历史。一九五三年,柳青合弃西安城里繁华舒适的生活,拖家带口到这里,在农民中一住就是十四年,和农民一起感受着时代的心跳。感谢他,给我们留下一部《创业史》。
  • 关于魁阁
  • 王铭铭先生《魁阁的过客》一文(载《读书》二○○四年二期)中说:云南呈贡县的“魁星阁是什么时候建的?经历了多少历史沧桑?史书中还没有详细的说明”。据我所知,魁阁与晚清癸卯年经济特科中式的“同状元”袁喜谷有关。早在一八九八年,贵州学政严修上书,请求设立经济特科考试。所谓经济特科,是朝廷在内忧外患交集之时,为了应付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复杂局势而出台的一项改革措施,即通过考试选拔经世济时的人才,是近代改革科举,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 作为发育不全的成长教育小说的《站台》
  • 电影一开始就异乎寻常:一群当年大寨农民打扮的人们济济一堂于某个陈旧的大厅里一幅理想化的风景壁画下面,等待着一场演出的开始;他们用一种难懂的方言大声聊着粗俗的话题,并伴有大声清痰的咳
  • 以恶致善还是以善致善?
  • 读了今年第四期上盛洪的文章《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读完后还有一二困惑,写出来向作者讨教。
  •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 族群与族群关系是当代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不同的人群聚合在一起,或者使不同群体的接触更为频繁,族群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在这种格局下,族群内部成员的适应,族群之间的协调不仅影响局部地区,甚至波及到全球。从持续半世纪的中东冲突到近来南斯拉夫危机,都说明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当代的首要问题。
  • 寻找回来的世界
  • 仪式是从午夜开始的。大川孔家的族老带领着全族的男子,组成了一支浩大的队伍,行进在村子的主街上。所有的人庄严并且凝重。大殿中一切准备停当,祖先的灵牌,孔圣、圣门七十二贤人的牌位齐整地安
  • 三生事,费思量
  • 聂华苓的近作《三生三世》,是一本自传,但也可以作小说读,因为内中的人物皆是真人真事,作者却用一种小说的叙述手法,把他(她)们描写得十分生动。对我而言,这也是一部小小的民国史,特别是该书的第一部《故园春秋》(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就是从作者母亲的身世来衬托出民国初年(从军阀割据到国民政府)及抗战流亡的动荡局势。我认为仅此一部(约一百二十页)就足已奠定此书不朽的地位。
  • 日本经济学名著译丛
  • 文化认同和创作语言
  • 读了周质平先生在《读书》今年二期上发表的《台湾语文发展的歧路:是“母语化”,还是“孤岛化”?》,我想从一个台湾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探讨闽南语文学在日据时代的短暂实验,做个对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闽南语文学的实验,学界一般称为台湾话文运动,许多当年主流的作家都曾参与。所谓台湾话文,是与北京话文相对的。究竟只有北京话文才是白话文吗?白话文是否能以台湾话文写作?台湾话文适合写作吗?这些问题的提出,起因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相继在台湾文坛争取主导权,牵涉到台湾意识的崛起、台湾文学争取主体性的问题。所有争议应从台湾的新文学运动谈起。
  • “满洲记忆”与历史认识
  • 将这本书寄赠给我的是沟胁千年女士——位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参加解放军、因相恋的中国军人病逝而终身未嫁的日本共产党老党员。那是二○○二年五月的事。沟胁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被侵略的中国,被殖民地化的朝鲜,加害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青年学生对祖国的忧思,理想,以及相互间的友情、现实中的苦恼。永远祈求和平!”她还告诉我:她和本书著者水口春喜先生以及水口夫人是“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水口先生已经去世,生前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晚年在患脑溢血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本书。这成为我阅读并翻译该书的契机,也为我的阅读提供了一个思想前提——反省侵略战争的日共意识形态。
  • 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
  • “人民”的含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综合几种不同语言的辞书对人民的解释,共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人民是表示群体的集合名词,在整个国家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二、人民在一国内处于被统治地位,不属于社会上层,不直接决定国家政策。
  • 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
  •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总理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取消农业税。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如果按照总理所说的农业税率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三年后农业税率就减少到了5%以下。当农业税率减少到5%以下时,就没有必要再收农业税了——因为征收的成本会大于征收的税额。如此大的力度解决三农问题,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农业税取消的意义,不仅在于每年减少农民人均五十元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由此会引发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 小岗村的悖论
  • 研究中国农村的人很少不知道安徽小岗村的故事,全村的十多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包产到户,最后村里的干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决定包产到户。同时村里人商定,一旦干部因为包产到户被捕,那么他们负责将其子女养到十八岁。正是这样一个事件引发了全国的农村改革.
  • 第一位关注环保的经济学家
  • 《读书》二○○四年第一期、第二期分别刊登雷启立先生《坚持一种可能》和王诺先生《“生态整体主义”辩》的文章。两文介绍的均是从生态、环保角度反思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著作。雷文介绍的书的作者是一位中国学者;王文则在自己书中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关注生态的学者的观点做了简介。可见,从一九六二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生态、人类生存环境逐渐成为东西方的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东西方学者终于走到一起。不过,两文均没有提及一位最早反思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西方学者,其他类似的著述也常常忽略这位倡导环保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他就是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 三只眼睛看英语
  • 众所周知,英国的殖民扩张从十六世纪开始,英语也随之附丽而出。前三百年,其影响所及主要限于殖民地,欧洲大陆不在意,亚非拉文明社会也不恐慌。第一次大战助英语成虎,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虎添翼,致使其近几十年有横扫六合,净吞天下语言之势,于是有人凯歌高奏,有人警钟长鸣,有人目瞪口呆。五个主要的母语国面向海外的语言政策措施和相关组织构成了凯旋曲中的一个个音符。喜在天下毕竟有仗义者,从英国杀出来的菲利普森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义士。积数十年奔走各国教学和研究之经验,他禁不住不断地惊呼:“谨防上当!”其《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真佩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这种暧昧时代居然敢于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放出来;也佩服何南林先生,在人家迫不及待地向英语示爱时,敢于站出来说:“她不是处女!”最后还佩服《读书》杂志,当英语的光辉使别人晕眩,甚至聋哑时,敢于当众指出:“它背面是黑的!”
  • 心里的琴弦是怎样拨响的
  • 语文教学实非小节,它事关民族的精神素质,所以不可小看。《读书》去年十期诸君的座谈,今年一期蔡可先生的《“语文”、“文学”宜分科》,为日益边缘化的文学在学校中吁请安身立命之地.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实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开阔点,看看左邻右舍如何在中小学教文学.可以为改革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佐证。
  • 经典印象·库切小说文库
  • 由人而圣而希天
  • “薄伽梵”(Bhagavat)--名,出自Bhaga,本义为“太阳”,引申为“光荣”、“尊贵”、对上之尊称等义。《薄伽梵歌》(以下时有简称(《歌》者)为婆罗门教和今之印度教经典,其地位犹如基督教之新、旧约《圣经》和伊斯兰教之《古兰经》。《歌》之首部汉译本,是由徐梵澄先生于一九五。年在印度贝纳尼斯译出的,一九五七年出版于南印度棒地合里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与最早卫金斯(Charles Wilkins,17497-1836)的英译,相去近一百七十年。据笔者所知,还有一部汉译本,为张宝胜先生所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两本汉译风格不同,徐译取骚体,古雅;张译采白话诗,晓畅。两者参读,可加玩味,如《歌》之第二章第三节,徐译:“毋自陷于孱弱兮,此于尔非洽适!去尔心卑下之愁积兮,起!起!克敌!”;张译:“不要屈服于软弱,帕尔特!这对你的身份很不适合,敌人的惩罚者!站起来吧!快抛弃你心中的卑微怯懦。”
  • 舞蛇者说
  • 亚里士多德曾经议论道,由于诗歌能够描述普遍的事,而历史却只在描述个别的事,所以作为艺术的诗歌,就高过了作为生活的历史。然而我想,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正因为历史是描写个别和偶然,所以借助于生活自身的万千造化,它的出人意表的“想像力”往往又超越了艺术作品的编造,特别是当那编造太过遵循“普遍必然”法则、教人看罢开篇便知结局的时候。
  • 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
  • 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
  • “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 二○○四年一月中旬我去印度旅行,访问了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孟买和首都新德里。去孟买的直接原因是观察于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那里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
  • 《中国学术》第十六辑目录
  • 凯恩斯革命的真与假
  • 一九三六年,凯恩斯的《通论》刚一发表,“凯恩斯革命”的提法便不胫而走,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有论者指出,凯恩斯革命实至名归,最不需要加引号。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凯恩斯以前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或全部言论都为虚妄,凯恩斯经济学一出,面貌根本性改观,自此后,经济学走上了康庄大道。
  • 钱锺书的两首佚诗
  • 钱币流动的网络
  • 《钱币的社会意义》一开篇,就对功利主义研究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功利主义研究的基本假设为:一、钱币的界定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二、所有的钱都是一样的;三、钱和无价之物的区别是清晰的;四、钱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腐蚀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五、忽略了互惠的力量,只看到了金钱的力量。进而,作者对当下关于钱币的一般观念提出了批评,指出,对经济学家而言,钱币是完全可互换的交易媒介和计算标准,经济史学家把钱币的过去看成是国际通货(单一货币)扩张和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对社会学家而言,例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卢曼(Niklas Luhmann),钱币被视为现代社会体系中交换的一般性符号媒介。对功利主义倾向的批判,从人文主义者到后现代主义者,都把生活的完全金钱化和商品化看成当代主要的病症之一。尽管齐美尔认识到了钱币解放和异化的两面,看到了早期社会中地方化的钱币交换,但是却认为它们后来变成了统一的现代通货。
  • 一个考古读者的希望
  • 我是个“考古门外汉”,考古、古文字、古文献都学过一点,兴趣广泛而浓厚,但我和每个行当都保持一点距离(“距离产生美感”),基本上是从“门外”看问题。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学习过七年,从此和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我对考古学是有感情的。但我知道,一个从未参加过田野发掘的人,或者像我,曾经干过又离开了田野发掘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考古学家的。充其量,我只是一个考古学的忠实读者。今天,我想从“读者”的角度讲话,从这个角度,讲一下我对“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的想法。我理解,考古学的“作者”一定是专业从事田野发掘的人,但它的“读者”却并不限于这些人,它还包括许多“友邻学科”的学者,包括许多热心此道的公众,甚至是盗墓贼和古董贩子。我们不应忘记公众,忘记读者。你忘记他们,他们也会忘记你。那样,考古的书就卖不出去了。当然,干这一行的,如果地位不高,关系不深,没人赠送,咬牙跺脚,书总还是要买;“贼”也会惦记着你们,我们没钱,他们有的是钱。其他人只好敬而远之。
  • 订正
  • 高科技与手铲
  • 一九九九年,有几本考古考察报告《舞阳贾湖》、《龙虬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出版了。这几本报告与过去的同类书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没有了“附录”部分。这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对考古界意味着什么呢?
  • 编辑手记
  • 大象出版社书简文丛
  • 外行与内行
  • 从来都是外行领导内行。这话乍听也对,因为即使是某个领域的专门家,相对其他领域,也是外行。要求一个领导人(不管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单位)对所辖范围的所有业务都是内行,国家领导人岂非必须全知全能?可惜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圣人”。以此推论,外行领导内行似乎真个成了普遍规律。
  • 《读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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