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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泡沫产生的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
  • 野口悠纪雄教授长期从事财经问题的研究,在财经领域享有盛誉。他在《泡沫经济学》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的泡沫问题,体现了作者对日本经济多年的悉心观察和扎实的研究功底。历史上出现的狂热事件,如荷兰的郁金香、二十年代美国空前的股票热,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泡沫问题。尽管泡沫问题一直伴随着近二百多年人类经济的发展过程,但正如作者所说的,至今为止经济学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为防止和治愈泡沫问题开出完整的药方。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经济学家对泡沫产生的原因存在不同的解释。一个研究的思路是侧重于从人类贪婪的欲望所导致的投机行为本身来理解泡沫的产生,即经济中存在非理性的泡沫。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持此观点。如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指出,多次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史表明人们并没有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因此,理性预期理论是没有根据的。换言之,正是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席勒(RobertJ.Shiller)更是直接指出了美国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强调投资的非理性行为对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破坏。这类观点强调从人类行为角度来阐述泡沫的存在,如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导致的泡沫...
  • “模仿”策略背后的多重目光
  • “后现代主义”加上“辞典”决定了这本辞书的“不薄之身”,它共八百二十六页,八十八万七千字,一百来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共收录词条四百八十余条,分为人物、概念、流派、著作四大类。《后现代主义辞典》的特点之一,是在每个词条旁边都加注了相应英文单词,并在附录中列出词条英文索引。同时,附录中还收录了一九八五年到二○○二年国内发表的有关探究后现代问题的论文题目、作者、出处等,让读者能快速掌握相关具体问题研究的发展进度与涉猎范围。辞典给读者带来的是全面的知识、精确的知识,使读者对某个事物形成概念性、定义性的思想。编写辞典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工作,就像叶秀山先生在“序言”中所提及的“辞书最重要的是‘准确性’,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后现代主义辞典》这一辞书的编纂由最初的策划到今天的最终出版大约历经十年,在编写过程中,编者们不停地增添、删除、调整内容,目的正是力图在精雕细刻中追求每个词条的精确论述。《后现代主义辞典》内容很全面,读者不仅能在《后现代主义辞典》中看到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精神、后现代政治学、后现代音乐和后现代哲学等词条,还能体会到吸纳、舞踏、内爆、分延等词汇如何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被中国人看作是从西方...
  • 学贯两汉 思成三馀
  • 这是一本以探讨汉代文学为主的学术论文集,作者徐宗文先生命之以《三馀论草》,变古人“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之说,取“审稿编稿之馀,开会出差之馀,吃饭饮茶之馀”之意,颇有意味。在“傅序”中,傅璇琮先生提到“编辑学者化”问题时,认为编辑“真正投入(学术)者,会有高校、研究机构所不易具备的求实、广学、敏思、高效这几项兼备的机能”。智者之言,一语破的。然学术虽为公器,而学者必具个性,虽然宗文先生的书“跋”自称研究古典文学是“业馀”,甚至是偶然的“历史的误会”或“历史的机遇”,但偶然中存在必然,所以读《三馀论草》除了“傅序”讲的“重增编辑学者化”的信念,当于古典文学研究自身亦不无启迪。启迪之一:文学情怀,是宗文先生研究古典文学的内在修养,这也许正是论者不取“研究”之名而得“三馀”之意的趣味所在。读《三馀论草》,可以说没有一篇不是“有为而发”,究其因,就是“情”之所至,不能自已。这又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宗文先生好“文”,尤好古典之文,每见诸笔端,古雅典则,清丽可诵。他治学好“赋”,亦尝写赋,且颇有汉魏之风。他曾为吴汝煜先生编辑整理并出版《全唐诗人名考》,在其用文言写...
  • 儒学在近代日本
  • 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效应问题是任何一个日本儒学研究者都无法规避的问题。作为生力军的第三代日本儒学研究者刘岳兵以服部宇之吉门下的高田真治和狩野直喜门下的小岛马为案例,探讨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存在形态。《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以下简称《儒学》)一书结构上的第二章“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和第三章“小岛祐马论”相互对照、相互映衬,勾勒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其一,是儒学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相勾结,军国主义分子恶用儒学,成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存在形态。其二,与之相反,儒学的博大精深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及具有儒者风范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诸如幸德秋水、河上肇、小岛祐马等。这是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在论述军国主义思想时,他认为其特点有三:以“国家主义为思想基础”;“缺乏逻辑的一致性,是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对日本传统思想资源的畸形利用与发展”。这是刘岳兵的新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岳兵在《儒学》中,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对儒学与日本军国主义关系做了归并和整理。他认为,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包括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与儒学。虽然各资源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恩怨难断,但是,在与军国主...
  • 陈迹飘零读故宫
  • 《清代野记》一书,不知何人所撰,多记咸、同、光、宣四朝轶事。如果不是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我大概是不会看它的。但是开篇有益。灯下阅读,掩卷支枕,却也有许多启发和心得。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常事。但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同化,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其后果又都并不相同。汉文化的影响使满人变得文弱了,但同时却又加强了满人对汉人的统治,使清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并不常有。多尔衮之平定中原,实得力于汉族文人如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所贡献的政策和策略。入关之初,他们大力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严明军纪,申明“三勿”(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百姓“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又无流亡,劝农桑,鼓励垦荒,发展生产。除接受吴三桂等人投降外,对故明罢谪请臣和各地“隐迹贤良”也一并征擢,149为其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以及取代明王朝以后敲骨吸髓地盘剥、掠夺和大兴文字之狱,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力和进行镇压的坚决性与残酷性,而明末中国的地区性和集团性反抗力量...
  • 流言的胜利
  • 关于清代文字狱的文字不知读过多少,对之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认知,那就是专制者为巩固自身的权力,以暴力手段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乃至产生。读过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后,我的态度有了改变。虽然史氏景仰司马迁的史观和才情,在美国学界,他也是大名鼎鼎,不过初读此书是郁闷的,几不能卒读。这本书力图呈现出一七二○至一七三○年间某种生活的片段,而不是为表达一种特殊观念或阐释某一理念,这使我最初的阅读期待落空。可能理论问题并非史氏所好,史氏为了增加阅读的效果也使用了不少小说笔法,但太多灰色而令人气闷的现象,读来心情十分沉重。我之所以能够读完它是因为书中描写的生活似乎是我个人思想困境的一个镜像或者说解脱,在“前言”中史氏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对于我们而言,曾静案又带上了某种现代光环,激发起人们有关后世中国及其他形形式式政权的回忆。”国内学者有关文字狱的论述,多是围绕着权力与个人自由或正义的冲突来展开的。这固然是一种事实,但同时又是一种遮蔽,立场过于鲜明的批判本身就是我们被压抑的权利意志的一种病态表现。而作为汉学家的史景迁行文虽也难于超脱个人的情感和立场,但他是置身事外的,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只有透过“异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
  • 清华八斋
  • 清华园内有八座比较有名的斋子,其中,明斋、新斋、善斋、静斋、平斋,建于解放前;强斋、诚斋和立斋,建于解放后。前五斋都是当时的学生宿舍。其中,明斋建于一九三○年,当时叫做四院;新斋建于一九三四年,当时叫做六院;善斋建于一九三二年,当时叫做五院;平斋建于一九三四年,当时叫做七院。以上四斋都是男生宿舍。静斋建于一九三二年,是当时的女生宿舍。最初建成的时候,这几座斋子并没有这么典雅的名字,和今日清华的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等一样,都是叫做几院几院诸如此类番号式的名称。大概当时的校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便有了一九三五年学校第九十六次校评议会决案。决案中决定:“……4.四院改称明斋;5.五院改称善斋;6.六院改称新斋;7.七院改称平斋;8.女生宿舍改称静斋。”显而易见的是,这几座斋子的名称都源自于《大学》中的“三纲八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斋,“在新民”——新斋;“在止于至善”——善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平斋。总之,“清华八斋”的名字都有深刻隽永的文化资源作为背景。而现在清华的学生宿舍...
  • 两个六十年与日中关系
  • 二○○五年,是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如果从一九○五年算起,就有一百年了,而一九○五年乃是日俄战争结束的年份。日俄战争作为日本和俄国之间争夺满洲权益和朝鲜统治权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最初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两国的背后有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存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由此展开了以各自的权益为前提的复杂的外交周旋。一般认为,世界于一八八○年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即这些国家间帝国主义的争霸和对立,以及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进行统治与殖民地化的时代。日本经过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的政变确立起了萨长藩阀的权力统治,并明确选择了普鲁士式君主立宪的天皇制国家道路,由此开启了日本帝国的征程。从明治十四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正是一个甲子,我将此称为帝国日本的六十年。这样,对于日本来说出现了两个六十年,即帝国日本的六十年和战后日本的六十年,这中间夹着太平洋战争。在此,我设定出这两个六十年并试图在此框架下来思考日本的现状以及日本与中国及东亚的关系。一旦做出这两个时段的设定就会使人注意到,帝国日本从形成到遭遇挫折实际上走过的是一段过于急促奔忙的发展历程。这在我对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作“精读”(译者注:指...
  • 阅读司马懿
  • 司马懿,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但也不很熟悉,他似乎是与曹操齐名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们两人事迹有相同之处,虽未篡位自立,但已牢牢掌握权势,为子孙的窃取大位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大家可能记得羯人石勒那句雄爽豪迈的话:“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把他二人置于一处。但是,司马懿终究是比不上曹操的,面对的问题不如曹操之难,建立的功业不如曹操之大,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不是司马懿所能比拟。不过,司马懿也不是一个不值一谈的等闲之辈,我们多少应该有点认识。我们如何借由阅读史书来认识司马懿呢?读《晋书》的第一篇《宣帝纪》,固然可以得知司马懿的一生,只是读些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并不能与当时的情势结合起来,不大能够了解他所做所为的意义为何;再者,从体例上说,这些记载总会有些不实的好话,是不能免于溢美之嫌的。那么,看《三国志》和《晋书》有关部分如何?当然很好,只是分量可观之外,要想厘清情势发展的脉络,看到事件演变的关键,更需要花一番功夫,我们有这些时间精力吗?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打开编年体的《资治通鉴》,阅读从司马懿出场到去世的篇章。怎么读?一页一页地...
  • 礼仪中的美术
  • 二○○五年七月,借《礼仪中的美术》一书面世之机,作者巫鸿与郑岩、李军三位学者,就中国古代美术研究领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巫鸿曾追随张光直教授专攻人类学,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他对于如何在当代学术中展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 京剧与性别
  • 大陆京剧团来台演唱《锁麟囊》,女主角一开口,台下传来这样的声音:“是个男的,这叫乾旦。”乾旦,是吗?听听“他”的嗓音,低咽幽沉,真像个男人。其实,不折不扣年轻姑娘。美丽旦角何以被误为男性?只因她唱的是程派。程砚秋十三四岁变声倒嗓后,无法唱出女子的娇美,转而以呜咽深沉、低回婉转之声取胜,因其咬字行腔精致讲究,风韵独特,乃能自成一格,开宗立派。这是男性塑造女声的特异方式,然而后来立雪程门的年轻女子,也都舍天然音声不用,转而压低嗓音学习“男性塑造的女性”。乾旦与坤伶,宗师与后学,这条途径是迂回还是直接?其间脉络,使得性别在京剧表演艺术领域中,成为既单纯又复杂的议题。京剧形成初期,演员多为男性,剧中的女性人物也都由男性饰演,称之为“乾旦”,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演员和观众都习以为常,因此男性演员在京剧行业里学习旦角饰演女性时,并没有任何性别转换的心理准备问题。阅读名角的舞台生涯回顾纪录资料,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不适,一心想的,只是如何精准扎实地学习旦角的功夫,包括唱做念打。这里牵涉到的是戏曲的扮演层次。在写实的戏剧里,演员直接体验人物、饰演剧中人,而戏曲的表演却多一道程序,演员要通过角色的扮饰来饰演剧中人。在演员和剧中人之...
  • 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 我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台湾。到了世界冷战高峰的朝鲜战争,我正等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朝鲜战争引来美国大舰队封断了海峡,台北的国民党政权在对内残酷肃清“共党奸匪”和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后,正式成为了美国在东亚冷战的战略前线。在当局和美国遍布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U.S.InformationService,USIS)的宣传下,世界的构造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代表富足、国力强大、民主、自由、人权、对他国没有领土野心、科学倡明,而且又到处给穷国小国各种慷慨的援助;世界的另一个部分是“共产世界”或“铁幕”、“竹幕”,指涉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代表独裁、特务统治、贫穷、发展军事力量,是“自由世界”邪恶的威胁……因此,中国在冷战宣传中也分成了“共产中国”或“赤色中国”,以区别于“自由中国”台湾。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还在混乱的局面中挣扎的台湾,也成了意识形态上“自由”、“民主”、“民生富足”的社会,而大陆则“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六十年代以后,台湾因冷战体系的地缘政治、美国的“援助”和以美、日、台“三角贸易”架构上的加工出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台湾的官僚和满脑子西方“现代化”论的...
  • 母女同在爱荷华
  • 一九八三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在那之前,我读到过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一九七八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那几年来的作家,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一九八...
  • 贫富的机会
  • 均贫富的梦,是打老祖宗时就做起了,办法无非是劫富济贫。但是,梦做了几千年,贫富未能均,只见富的一拨儿一拨儿换,穷的大抵依然是穷。后来改了章程,“均”倒有点意思了,但不见均富,只见均贫,干脆大家穷到一堆儿去了。均贫,谁也不乐意。这就有了改革,办法还是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使大家都富裕。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有了新的富人,而且愈来愈富,因为他们机会越来越多。社会的种种资源,都在向富人倾斜,因为他们有钱——学校、医院、住宅、交通,甚至法律、媒体、某些政府官员,都傍上了大款。要上好学校,有钱吗?要进好医院,有钱吗?要打官司,有钱吗?媒体也在拼命适应有钱人的口味,以扩大销路……这不用人教,也不必下什么命令或文件,有钱则灵,犹如水之就下。至于大家一起富起来,好像也在说,不过,在社会公正的代表者也在蜕化为富人“追星族”的时候,社会资源短缺的穷人究竟能否共同富裕起来,只怕是比一部分人富起来难得多的课题,穷人究竟有多少机会,还得走着瞧。诗曰:贫富由来不得均,这边富裕那边贫。已经有的愈加有,[email protected]
  • 妇女、和平与女性主义
  • 一听到“和平”,你的脑海是否马上出现“战争”?还有男人?的确,对很多人来说,“和平”是一个相对“战争”的概念,因为我们在传媒看到的“和平”事件,大多是一些国家元首签署和平协议和握手,或者是联合国某大使在发生冲突的民族或国家之间斡旋,而这些元首和大使,大多是男人,好像男人在缔造战争的同时也缔造和平。因此,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肯尼亚的妇女运动与环保运动推动者马塔伊(WangariMaathai)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不是因为马塔伊是个女人,而是认为“环保”与“和平”风马牛不相及。就此,马塔伊回应道:“很多战争都为争夺资源:中东战争为了争夺石油、水源和土地,非洲战争为了争夺矿产、木材。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眼光已超越了战争本身,到达如何防止战争发生的层次上。”她还精辟地说:“善用资源,我们便播下和平种子。”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更为马塔伊对于和平的理解,加上一层性别色彩,说马塔伊是“用神圣的方式让可持续发展与民主人权,特别是女性权利,拥抱在一起”和“把科学、社会责任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她的策略远不止于保护环境,而是确保并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马塔伊不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而是一百多年历史上...
  • 编辑手记
  • 好几个月之前,当我第一次听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时候,并没有特别留心。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许许多多的情结,无不与一个民族的自我期待和自我理解密切相关。从对鲁迅的自谦的反复叙述,到对老舍、沈从文未得奖的种种遗憾,从杨振宁、李正道得奖引起的震撼,到高行健得奖后引发的争议,诺贝尔奖在中国不是被关注太少,而是已经谈论得太多了,以至于我对所有关于诺贝尔奖的议论都有些疲倦。至于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从一九○一年至今,这个奖曾经授予许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比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印度的特蕾莎修女、南非的图图主教和曼德拉等等,但也有许多的授奖决定让这个奖在人们的眼中失去意义,比如,一九七三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和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因越南停火谈判成功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有其特别的能力,但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一个直接参与策划和制定包括智利政变等在内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人,难道不是对和平概念本身的讽刺吗?黎德寿当年拒绝领奖是一个真正正确的抉择。紧接着的一年,这个奖又以“推行稳定太平洋地区的和解政策”而授予了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但佐藤本人曾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达十一次之多,他...
  • 维宪或者违宪
  • 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北威州选举,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所属的社会民主党惨败。当晚施罗德发表声明,要根据《基本法》第六十八条向联邦议会(Bundestag,简称“国会”)提出信任案。他的目的不是争取国会的信任,而是不信任,从而具备提请总统解散国会、提前进行全国大选的法定条件。根据《基本法》第六十八条,总理失去国会信任,国会又无法选出新总理,总统应在二十一天内决定是否解散国会;如决定解散,则在六十天内举行大选。七月一日,施罗德正式向国会提交信任案。他指斥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权欲失控”、利用其在联邦议院(Bundesrat,简称“议院”,德国的联邦议会和联邦议院与英美式的上、下议院设置不同,德国联邦议院由各州政府代表组成,完全按照州政府指令行事,投票支持或反对联邦议会通过的法案)的控制力,阻挠一切改革议案,致使执政联盟无所作为。各政党纷纷申明不同的立场,但都同意提前大选。国会投票结果,施罗德如愿“失去了国会的信任”。施罗德启动《基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背景并不复杂。他领导的“红绿联盟”一九九八年上台执政,二○○二年以三票的微弱优势留任,处境日难。最严重的指标就是,失业率持续上升,超过五百万的失业人数突破了选民的心理底线...
  • 镜子
  • 起先是阿赫玛托娃,以后是曼德里施塔姆,我对于那些新发现的诗人总是抱有好感。这种好感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杰出的诗歌才华上,其次是他们极其悲惨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现在,我要面对的是一大群杰出的哲学家、作家、诗人,他们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灿烂,他们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也许要感谢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她怀着极大的勇气组织了一套白银时代的丛书。正是她把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丛书给了我,并告诉我一定要注意别尔嘉耶夫这个名字。这使得我在阅读《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时,获得了一种别样的视野和思想背景。我已经不记得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和哲学,但我记住了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围绕着俄罗斯的苦难。事实上,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及其诗作,无论其风格的多变还是其命运的悲惨,都向我们昭示或演绎了不分民族的苦难在时间层面上的永无停息的波动。在这些诗作中,除了领受伏尔加河船夫一样厚重的苦难,还有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对世界的贡献,感受他们备受煎熬的良心。英雄不问出身,天才也不须来由,而我所疑问的,是这些优秀的诗歌优秀的作品究竟与唐诗宋词有何不同?算起来,白银时代距今恰好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面对百年前的文字奇迹,在中国,至少有那么几个目光锐利的人为之...
  •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及其他
  • 个人伤痛的入口说到迟子建,二○○二年五月的那次车祸是绕不过去的,她的丈夫在车祸中罹难。他们之间仅仅四年的婚姻,以一种叫她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大兴安岭的春天里戛然而止。可是这个男人在迟子建的生命中的影响,似乎从这一天才真正开始。当时我正在海南岛,夏日里每天必下的阵雨没有如期而至,但方方从电话里传来消息,让明亮的热带阳光在我眼前顿时黯然。我们以朋友的身份,隔着山隔着海沉默,心里明白这对小迟子意味着什么。这桩迟来而短暂的婚姻,带给她的幸福与安宁,曾经在我们的见证之中与意料之外,我们担心,毫无征兆倏然降临的灾难,会毁了她的家,还有她本人。跟迟子建熟悉起来,是在一九九七年某个笔会上。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性格明朗热烈而且刚强,虽年轻貌美却没有小女子的忸怩做派,高兴时会爆发出豪气十足的大笑,不高兴了很可能吼几嗓子或者痛哭一场,而且出入文坛多年以后,还没学会在男士们跟前突然改用气声说话。我曾经想,这女孩,才情如她,性情如她,怎样的一个男人才能让她心甘情愿与之偕老。然而不过一年之后,迟子建突然结婚了。婚姻中的小迟子神采飞扬文思泉涌,每个毛孔都冒着沉静与安详的气泡。这多少使我对她的夫君产生了一点好奇心,不知道他以何种魅力,彻底俘获了...
  • “一代报人”的王芸生
  • 中国新闻史上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之子王芝琛在继《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之后,又出版了《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一书。前一书汇集了他近年来研究《大公报》的文章,后一书则是长篇传记。两本书,可以套用也是《大公报》旧人的唐振常先生的话:王芝琛以出自《大公报》前辈之家庭,“因庭训所得,得闻大公报经纬”,且采访故旧,广搜博采,悉心研究,遂卓然成家,而其“文章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又“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读后可破人们多年所习得的关于老《大公报》的许多成见,至于其中贯穿的趣闻异事,以王芸生的特殊阅历而所获,也足令人眼前为之一亮。说到《大公报》,目前人们对它的认识恐怕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即从漠视、蔑视到了重视及某种敬佩,这从书坊和研究的书籍、选题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王芸生侪辈,或许可称为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其思想和观念,也或许可以套用现在人们经常爱说的一种理想的思想框架——政治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么,就说王芸生,政治上他是前中共人员(介绍人是秦邦宪、彭述之),此后,他说:“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
  • 商业职业与近代上海商界
  • 有关中国商业史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在海内外蔚为风尚。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资本家及商人的活动的关注,取代了对工农兵及革命运动的描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近代史领域之中比较活跃的学科。这些以商业及商人为主轴的历史研究,拓展了好几方面的认识及建设工作。第一,丰富了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通史的内涵,突显了商业及民族资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之中的角色。第二,重新评价了民国时期企业上层人物的爱国本质,从而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统战路线建立了历史基础。第三,商业史的研究结合都市发展,为九十年代中国新兴的都市文明建构了历史传承。在现代化、都市化的建构之余,商业史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近代商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是商会。一般说来,商会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及教育性的功能,在传递商业讯息、组织商业活动、建立商人网络、促进商业教育等方面都曾发挥过相当的作用。然而从官商互动的角度审视,近代商会的兴起是否曾经为中国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的转型打下了基础?晚清及民国商会的民间自发性及自我管理机制,如何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后逐渐转轨为机关化、组织化的工商联?近代新式商业的兴起是否培养了新的政治力量?中国大陆之外,台湾、香港等地在二十世纪末期都经历了...
  • 象征与真实的行动
  • 于我,“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其本身,便是某种另类的社会构想与社会行动。这不仅关乎战争与和平、男人和女人、主流和边缘、压迫与反抗、暴力与抗暴,而且关乎令沉默发声,令阴影闪耀,令别样的世界、别样的生存、别样的想像成为可能的努力。这无疑是一次有着充裕的象征性的社会行动。尤其是那第一千名:一位无名氏、一个空位。它不仅象征着挂一漏万的提名、评选活动中必然遗漏或忽略了的候选人,它更象征着占人类总数一半以上的女人,尤其基层、或曰底层妇女面对艰辛的日常生活时的顽强、执著与刚勇。这第一千名,犹如此前的九百九十九名,可以是任何一个女人:任何肤色、任何年龄、任何国别或任何身份;“她”也可以是你或我。这一全球性的提名与评选活动,并非为了筛选或命名出一千名女人,而是一次更深刻的显影的努力;然而,它所显影的却不仅是某些边缘和角隅,甚至也不仅是妇女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或妇女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而是显影另一个世界:一个遭遗忘、被抛出世界经济版图之外的世界,一个承受苦难、负重前行,却生机勃勃、色彩缤纷的世界。不仅是拾遗补缺,不仅是琐屑平凡。于我,这次“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行动,是一次公开...
  • 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我们交流的中心议题是“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我想,不管是《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或是读者,都不希望用宋代这样一个时段来限制我们的思考;而在历史学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大家能找到更多的交流话题。田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余先生写这本书,在我看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专门研究汉朝的历史学家。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转到明末清初的中国思想史。因为当时美国人对汉朝的具体题目兴趣不大,而对清朝的兴趣很大,在这种情形下,他写出了《戴震与章学诚》。我到哈佛,原来想做中国近代史,可是发现对宋代更感兴趣。但余先生在那时候对宋朝没有很多兴趣,而对汉朝与清朝的思潮有同情感,他觉得朱熹太抽象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台湾学中文的时候,余先生带我去拜访钱穆先生,他们两个人谈论的时候,考证的传统很明显。钱穆先生晚年对朱熹很感兴趣,写了《朱子新学案》,家里挂了和朱熹有关的字画。一九七三年我去拜访余先生,问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余先生对欧洲思想史有兴趣。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方向,看朱熹如何把佛、儒、道对“心”的观点结合起来,并和欧洲的思想进行比较。余先生觉得这个题目...
  • 新型工业化道路
  • 一口气读完了《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本书,书中许多颇具建树的观点深深吸引了我。十八世纪中叶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步伐,工业化不仅创造出前所未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也使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加速进步,工业化自此成为社会发展的方向。自此之后,工业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钱纳里(H.Chenery)曾经说过:“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问题。”罗森斯坦—罗丹(Rsosenstein-Rodan)一九四三年曾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中指出,经济落后的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缪尔达尔指出:“不发达国家很自然地把工业化看作它们摆脱贫困的阳关大道。”可见,工业化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我国总结了国内外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针对全球化形势...
  • 流动的空间与全球转型
  • 曼努埃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但是,其实际活动范围非常宽广,多年来和社会运动紧密联系,既是社会运动的研究者,也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他曾经在祖国西班牙参与社会运动,一九六八年又在法国巴黎参加进步运动。每一次参加社会运动之后,紧接着都是流亡,因此他流亡到很多地方,有着非常丰富的经历。二○○四年十一月,卡斯特斯教授来到《读书》编辑部,与部分学者进行了座谈。
  • 学科割裂造成的问题
  • 多年来国内的抗战史研究,有丰硕的成果,也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不有所改善,将成为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很大限制。比如,学科的割裂造成了视野的孤立和短视。在中国学术界,抗战史被归入中国近现代史的范畴,而苏德战争史、太平洋战争史又属于世界史范围,这导致了许多抗战研究者对其他战场的情况不甚了了。殊不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整体,各大战场有着广泛和密切的关联。画地为牢,孤陋寡闻,既不利于全面、联系地看问题,也经常容易导致夜郎自大式的判断。有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占领中国的广阔领土,是因为有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实际上如果能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就会发现,和日本海军日新月异的状况不同,自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陆军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日本陆军只是比半封建、半近代化的国民党军队优越,但若置身世界列强,与英、美、苏、德等国现代化陆军相比,则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整体、全面的衰败,实在只能算是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如果仅了解中日战争的状态,而不知晓日军与苏军、美军的交战情况,是很难对其做出准确评估的。若干国内学者常将淞沪会战或武汉会战归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事实上,如果真正了解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柏林等会战中数百万...
  • 背叛与胁从
  • 二○○三年深秋的一天,我穿过东京涩谷车站繁华的商业街与包裹着巨幅广告的楼群,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寻访到了“妇选会馆”。“妇选”是妇女参政权的意思,这所会馆是日本著名妇女运动领导人市川房枝和同仁们为纪念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妇女获得参政权而建造的,现在是市川房枝纪念会所在地,因保存有大量妇女运动的珍贵史料而在日本女性学研究界享有很高知名度。在会馆的资料室,一份装订成册的女性杂志《青鞜》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份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一年,那是明治迈向大正的前一年。创刊号上主创人平冢明子那句著名的女性主义宣言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空,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原始的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别人生存,靠别人的光芒发亮,像有着病人一般苍白面孔的月亮,现在我们一定要恢复被遮蔽的太阳。”也正是在这一年,文艺协会在帝国剧场上演了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产生巨大轰动,以娜拉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成为当时人们普遍议论的话题。《青鞜》共出版了六卷五十二册,一批接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日本知识女性,围绕在《青鞜》周围,通过文艺创作,表达了她们对于经济自立、自我实现的愿望以及对自由恋爱和美满婚姻的渴望。她们针对封建的家族制度以及不平等的...
  • 在寻常中闪耀的和平希望
  • 甘地说,以眼还眼,我们将全都成为瞎子。仇恨、贪婪、盘算、嫉妒,犹如瘟疫蔓延般,把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暴力诅咒的瞎子命运中。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JoséSaramago)的小说《盲》(又名《失明症漫游记》),说了形形色色的盲带来更多更深的盲的故事:不知名的病毒在城中传开,患者突然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一片厚实的白,与患者接触的人迅速被感染,于是,家人、医生、小偷、警察……陆续被送入隔离患者的集中营。营中,突发的盲给患者带来的“平等”与“相怜”只能是短暂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以加倍的力度掌控着、压迫着这个空间。过了一段时间,集中营已无人看管,也无人照料,因为全城的人都盲了。意识到无人看得见,几乎所有人的自律都崩溃,到处是不忍卒睹的抢掠、欺诈、霸道、残暴,只有惟一没有失明的人——医生的善良妻子——见证着暴力如何既出于不同的执著的盲,又引发不同的执著的盲,让仁恕施与的心失落。暴力是来自死亡、封闭的国度的使者,在无名的恐惧和无穷的欲望所主宰的执著推动下,蚕食心灵的自由,蚕食让仁恕施与成为可能的智慧和勇气。在暴力主宰的世界里,“和平”成为延续暴力建构的体系的一个主轴,让暴力最终自毁的命运可以延缓。要打...
  • 《读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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