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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教体育 > 文化 > 《读书》 > 2006年第05期
  • 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
  •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美国丹佛郊区科伦拜恩中学发生枪击惨案,十三名师生倒在两名残酷学生的无情枪火之下。二00三年五月,以此事件为基础进行虚构的美国影片《大象》在第五十六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夺得金棕榈奖,导演格斯·范·桑特获最佳导演奖。影片讲述了两个充满疏离感的高中生带着枪械在校园里漫无目标实施滥杀的故事,取名《大象》,显然参考了一九八九年BBC制作的关于北爱尔兰政治暴力的同名短片,因为它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
  • 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
  • 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新纪录运动始于对旧的乌托邦的反抗,它既是对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拆解,也是对整个八十年代面向西方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反省。蒋樾的《彼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新纪录运动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转变。当旧的乌托邦被拆解成为废墟的同时,与之相反的驱动,也就是对新的乌托邦的追求已经蕴含其中。本来我以为段锦川的《八廓南街十六号》已经宣告了去远方寻找乌托邦意义的结束,但现在发现这个冲动其实一直没有断绝,并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新延续。西藏作为远方的象征以及不同于现代文明的异质性,它的意义并没有消竭,而是重新成为一种反观的视角。一九九三年的季丹仍然和八十年代的吴文光、段锦川一样去远方寻找乌托邦,她与当地的藏民家人般生活在一起,并且学会了藏语。《贡布的幸福生活》、《老人们》就是她这种朝圣般行为的结果,它表现的是藏族人的日常生活——季丹对此的评价是“幸福”。她的一些素材甚至是用Hi8的家用机器拍摄而成的,片子剪接得纯熟完美,从中可以看到她对藏民及其生活方式的仰视和礼赞,这些片子在二00三年云南第一届“云之南”人类学影展上第一次正式与公众见面,从开始拍摄、完成直至与公众见面,跨度长达十年,里面是她自己一路走过的生命体验。
  • 新诗史的叙述
  • 熟悉当代文学现状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第三代诗人”的说法,但却未必明白其明确所指。“第三代诗人”的称谓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因时期不同,其内涵亦有别。不过,“第三代”的宣称者无意中引发了文学史中的新诗史该如何书写的问题。其实,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也使用过“第三代”的说法。唐氏当然无意于九十年代大陆“第三代”宣称者这些毛头小辈们,其着意者,乃“五四”至二三十年代的汉语新诗。因此,其所谓“第三代”指的是自白话文“新诗”出现以来的“第三代”。有“第三代”一说,自然必有其前源后续,唐氏如是道来:“发源于法国的vers libre,原亦有其若干内在的不成文规律的,迨越洋传至惠特曼,便开始放野马了。再传至中国,郭沫若搞‘极端自由’,就野马无缰了。续传至二、三、四、五代的诗人,就错误认为它就是‘新诗’,新诗就是他把无格无韵无律的‘自由诗’,当成新诗唯一的形式了。”(赫斌,欧阳哲生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所收唐氏论文.555页)
  • 人类永恒的主题
  • “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
  •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这本小册子是我一九九九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因为力不从心,我的一些本来就不成熟的志大才疏的想法无法在这本小册子中得到展开。这本小册子有几个核心的概念需要加以说明。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分为“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部分。我所使用的“当代文学”和“伤痕文学”这两个概念与这两个概念通行的内涵明显不同。通常,当代文学是一个空泛的学科概念,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文学。当代文学通常以“文革”结束为界两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我这里使用的“当代文学”概念并不是一个空洞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即“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或者“人民文学”。这一时期文学实践的根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当代文学”是在与“现代文学”对立、区分中建构起来的,以超越和克服“现代文学”的“局限性”为己任。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学”,属于“人的文学”。尽管“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文学”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却具有同样的质的规定性,都属于“人的文学”的范畴。“新时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的实践看作是一场失败,高举“回归五四”的旗帜。
  • 从想象的共同体到个人的修辞学
  • 现代诗歌自从它诞生之日就一直在革命与神话、理性与神秘、现代与反现代之间动荡不定。在它令人瞩目的时刻,它经常充当了反叛、颠覆与革命的角色。但现代诗也一直置身于自身魔法式的话语传统之内。现代诗歌处理经验有时会非常接近一种微精神分析。诗歌似乎就是一种对内心生活中的希望与慰藉的微量元素的发现和研制。并且借助个人的修辞学对这样的稀有元素加以提炼与转换。借助诗歌精微的语言,借助那些解体了的、把概念溶解为细致入微的辨析力的修辞法术,把在理性上不可理喻的事物变成可以细致地加以叙述的事件,我们得以在语言的瞬间洞彻某些“秘密的时辰”。如果说一些诗人使用了复现的诗学,去捕捉事物的显现过程,一些诗人使用了更具现代诗学含义的语言的自我指涉,另一些诗人则重新作用于事物的象征元素,使其成为我们视野中的事物,尤其是成为一种看的方法。在一首短诗《秘密的时辰》中,生活在西部的古马知道在一个小事物和小细节中觉察作为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象征世界:
  • 一段心灵之旅
  • 二00四年一月,暴风雪吹袭后的一天,伊斯坦布尔的行人道仍被积雪覆盖着,温度在零度以下。我和妻子沿着位于金角湾之北时髦的伊斯迪克拉尔大街(Istiklal Cadessi)散步,在附近看到不久前遭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英国领事馆。当时我们既寒且饥,刚好看见一间叫做“哈吉巴巴”的餐馆,店名与我二十年前读过的一本小说中主角的名字相同。
  • 融合模式的失败?
  • 最近在法国大城市郊区爆发的骚乱,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都成为媒体高度关注的一个事件。发表的相关文章都强调这一事件的特殊性,另外,法国与中国媒体上都流行谈论一种观点:法国国民与移民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按照这种说法,法国老百姓对移民的看法在近年有很大的改变,十九世纪以来,移民为寻求打工的机会而一波波迁入法国,这一系列移民潮都被法国社会成功地加以融合了,但是,目前的“融合政策”却在最近一轮的移民潮上失败。据这个分析,法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共和国式融合模式”不符合目前的多元文化共存的要求。法国模式以倡导移民必须接受迁入国的价值观念为核心,在上述观点看来,既然这一模式已被实际情况证明行不通,那么法国社会就应该借用一些“社群主义”模式的优点。总之,在法国社会最近流行歧视移民、排斥移民这些现象,其缘由都是与法国社会没有能力接受文化差别有关。据这些媒体的报告,“郊区危机”基本上是“文化危机”。而我所要解释的却是:首先,“郊区危机”不是“共和国式融合模式的失败”的结果,因为那种模式从来没有存在过;其次,“郊区危机”不是文化冲突的结果,而是社会不平等、社会冲突的结果。
  • 《开放时代》2006年第三期目录
  • 也说左图右史
  • 古人对“天下”的理解,大致没有跳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圈子。天下有多大?除了身体所至,目力所及,其大体概念还是需要得之于舆图。这样一来,五岳四渎,茫茫九州,“天下”即可了了。因此古人向来重视舆图的作用。史可察古鉴今,纵向地推延数千年兴亡,而图则可划定不同时期的地域空间环境,以不变而言,是山川地貌;以变者而言,是疆界政区。以此为依托,可以整体或局部地用于军事、政治、经济,乃至行程胜迹、民族迁徙、文化衍变等等。
  • 求之与抑与之与
  • 《读书》二00六年第一期“短长书”中王东杰先生《误书亦妙》一文,分析了陈寅恪先生给傅孟真先生的一信。王先生判定这信是一九四四年而不是一九二九年所写,信中“郦生”是郦食其而非郦道元,这两点都很正确。但是谈到“求之与抑与之与”一句,说“语出《论语》,盖由前‘索取’二字牵连而来,是陈先生的幽默,当并无深意”。则或未当。
  • 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下)
  • 在传统中国,因“和谐社会”远未建成,贫富悬殊始终存在,社会上总是弥漫着仇富的心态,“刻薄起家”、“为富不仁”的指责屡见不鲜。而在另一方面,“贾而好儒”、“乐善好施”之类的商人事迹,通常都只出现在商人后裔或清客文人编纂的行状、族谱中。其实,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一百个商人有一百个形象,而每个商人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场合,其表现也不会完全一致。所以,在商人研究中,与其去讨论他们的道德素质,还不如关注中国各地传统商帮的经营文化。
  •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 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1861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年代。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而自弃。作者展现了那个年代,带领读者直接进入于当时,繁复历史中的种种情事,娓娓而谈。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慈禧太后,决定国运的重要人物,栩栩如生。
  • 从北京到南通(之三)
  • 桂林 桂林已经有了二千一百年的历史,但是,公元二一00年之后,还有桂林吗?唐代大文豪韩愈把桂林当成美女,“江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则把桂林之美譬喻为祖国的笑容:
  • 发表论文应该禁止吗?
  • 《读书》二00六年第四期有一组专门谈“大学人文教育”的文章,读后让人深受教益。甘阳先生在《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一文中提倡建立助教制度,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事实上,现在大陆高校中,已有相当多的研究生参与了教学工作,不过大多都在幕后为教授服务,直接走上讲台的还不多。这种灰色的助教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学术腐败的温床之一。因此,助教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帮助解决现在大学教学资源的短缺,而且,还应该注意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研究生的权利,比如,规定劳动时间,规定劳动报酬等。
  • 和平的直义
  • 二00五年十月六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公布了二00五年的评审结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因“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并确保最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而共享这一荣誉”。对被提名人(团体)数量空前(一百九十九)的这一年,评委会称和平奖得主的产生“没有特别困难”;国际舆论称“不出所料”。似乎只有欧洲网站上押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好事者,为最终爆出这么个大热门而黯然。
  • 希望的土壤
  • 我带着十二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的激动,走进二00六年。二00六年,似乎没有迹象显示新世纪头五年的动荡、苦难、暴力、疯狂有所减缓。一方面,今天资本主义的特色是金融资本投机;每天全球流通“交易”的资金达一万五千亿美元,95%以上与实物经济无关。然而,这不意味对资源的抢掠已近尾声。占全球人口4.5%的美国,单是石油便每天耗用二千二百万桶,占全球用量的四分之一;对产油国的侵略与操控,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尽管它以各种口实为其军事和经济霸权辩护。
  • 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
  • 约五十名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00五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活动中产生的中国地区和平妇女,去年底齐集于春城昆明,进行了一次交流会。虽然不是全部一百多名的和平妇女都能够出席,但当中有大陆偏远山区的教师,也有台湾的大学教授;有在渺无人烟的宁夏沙漠中进行绿化工作的,也有在车水马龙的香港市区从事二手物回收的;有揭发日本在华遗留下来的战争罪行的,也有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对台湾原住民曾经造成的伤害的;有为死去的女儿争回一个公道而努力了几年的母亲,也有帮助台湾慰安妇争回赔偿与名誉而长期作战的律师等等。几天难得的相遇、相聚与相知,融化了大家的陌生感,打开相互沟通、理解和支持的可能性,也使得一个个姐妹情谊式的拥抱,化为日后各自面对困难时的无名精神力量。
  • 生态是永恒的经济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非洲肯尼亚的绿带运动与印度的抱树运动成为妇女运动与环境运动互为辩证的典范。绿带运动,是肯尼亚马塔伊教授于一九七七年发起的种一千棵树运动。运动以农村妇女为主,着重于妇女草根运动的培养,提高她们在健康、生计与环境方面的经营能力,在村落设立育苗场,建设让妇女方便取水的设施,提供妇女就业的机会。
  • “开”与“合”的驰骋
  • 一部中国美术史应该怎么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反映学者对研究中国美术的不同看法。最极端的看法可能是根本就不要再去写那种上下数千年、东西几万里的中国美术史了,因为这类宏观叙事不过是现代启蒙主义和进化论影响下的“民族国家”的神话,如果有人在“后现代”的今日继续追求这种历史叙事(即使是以新的方式)就不免会有民族沙文主义之嫌。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因此以解构古代中国美术史为己任,在抛弃了宏观历史框架后着眼于对地方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但问题是“地方”的概念往往还是跳不出后人的眼光,而且一个四川就超过了英国和意大利的面积总和。因此“地方”仍然需要不断解构,多样性的背后有着更多的多样性。其结果是最终抛弃一切晚出的和外部的历史文献,把观察和解释的框架牢牢地限定为确切有据的考古材料。因此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教授就告诉我们,由于有甲骨文的根据“把公元前一千五百至一千年的安阳人叫‘中国人’还说得过去,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邻居有哪些人或有多少人是说同样语言”(《中国学术》第二辑,260页)。
  • 艺术史中的文献与“家法”
  • 《塑造(法华经)——中国中古佛教的视觉文化》(下面简称《塑造(法华经)》),是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的新作。书分为六章,近五百页,可谓“巨帙”。
  • 挽之难留的话剧诗性
  • 二00五年底,一台名为《原罪》的话剧在上海俨然已成气候的安福路艺术剧院公演。如果单就上海各有见地、评判不一的话剧演出市场来看,这算不得一宗有特殊意味的个案。因为以艺术剧院为根基的话剧中心,一大二小三个剧场从几年前开始,已经形成保留旧有剧目和新创排演剧目两翼齐飞的姿态,全年演出,几乎没有轮空。但是,眼看着几个月即将过去,《原罪》过后,恰逢春节和情人节档期,话剧中心的演出怎么也有二十台左右了,然而(《原罪》似乎形成了这个阶段一个特定的参照标杆,在有意无意间让戏剧业界内外人士,时不时拿出来左右对比着衡量一下。
  • 谷文达与复制和重译的诗歌
  • 在为谷文达的展览《碑林——唐诗后著》所撰写的前言《言词的力量》一文中,张颂仁指出,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有关权力的视觉语言上存在着差异之处,他说“欧洲传统倾向于为英雄和领袖人物树立纪念碑,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罕见,这里的公共纪念物都以书法为主导,通常是碑刻。”事实上,如果换成中国人来决定罗马的建筑,被米开朗基罗送进万神殿的马可·奥勒留骑马像,一定会被替换成安放在亭庑之下的刻有铭文的石碑。
  • 隐居的法国人
  • 从外省到巴黎 在欧洲历史上,十七世纪被认为是“路易十四的世纪”(伏尔泰语),也可以说是法兰西作为一个大国兴起的世纪。而在科学史上,怀特海则称之为“天才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法国贡献出了三位科学天才,即笛卡儿、费尔马和帕斯卡尔。费尔马的兴趣主要在纯粹数学方面,尤以久而未决并最终在上个世纪末被攻克的“费尔马大定理”闻名于世,而笛卡儿和帕斯卡尔因为多才多艺,并一度生活在巴黎,他们在世时就已声名显赫了。
  • 中国之前的中国
  •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对中国考古学史来说除去王懿荣在药铺的龙骨上发现甲骨文这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大事外,还有一件事则与真正的“龙骨”本身有关。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K.A.Haberer)将在北京搜集到的一批“龙骨”也在一八九九年运回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研究这些化石后认为,这里面大约有九十种哺乳类动物,并且包含着一枚像猿但又像人的牙齿。报告发表的最初,似乎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后来远在中国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注意到了。寻着这个线索,他不断奔走在华北各地,一九一八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北京西南名叫鸡骨山的地方有化石出土。循着这个踪迹安特生来到了周口店,举世瞩目的“北京猿人”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骨化石。
  • 春山秋恨有谁知
  • 四年前,趁着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的东风,《刘盼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历经多年的等待,终于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种出版。四年以来,出于一种偏爱,我一直关心着它在学界的反应。比较遗憾的是,与其朴素的装帧一样,它很少引起关注。这使我想起刘盼遂(一八九六——九六六)生前经常引用的前贤名言“不因人热”——这是一些经典学术常有的遭遇。但相反的,刘先生的名声似乎倒并不比其文集让人感到陌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反思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民国学术(二十世纪前半期)与文化大革命中,刘盼遂的名字一直被不断地重复着——虽然他原本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所熟知。
  • 家族架构与公司架构——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思考
  • “封建”和“郡县”,属于中国古代制度的大框架。自秦统一以来,哪种制度更好,就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但封建也并没有真的全身隐退,时不时地就冒出头来,在郡县之中插上一脚,西汉初年大分封,到了刘邦的重孙子辈上才摆平,此后西晋、元和明初,都部分地实行过分封。到了晚近的光景,史学界由于五段论的思想指导,传统的封建和郡县的争议就更是显得夹缠不清,只好自我解嘲说此封建不是彼封建,硬性地将传统“封建”“郡县”话语中的封建,跟feudalism划清了界限。其实,在所有的政治名词的英汉对译中,以封建(或封建主义)来翻译feudalism,要算是比较贴切的一个,这个词,无论古义还是今义都差不多。如果说,要在中国找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的话,我们的西周时代,所实行的被称为封建的制度,倒真的很像。
  • “本瑟姆”何许人也?
  • 翻译学术著作殊非易事,学者对此多有论述,错误在所难免,似不必深究。但有些错误和问题看似事小,确关系重大,并不在“在所难免”之列,因而不得不说。
  • 编辑手记
  • “大象学术书坊”丛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
  • 宋代是科举制度大变动的时代,也是历史上科举空前繁荣的时代,两宋科举在整个中国科举制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其科制之复杂及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是前后几朝所不能相比的,但学界历来对之研究极少。本书作者从大量文献中钩稽梳理,全面探讨了宋代科举沿革变迁的来龙去脉,以及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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