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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教体育 > 文化 > 《读书》 > 2007年第01期
  • 循康德、马克思前行
  • 《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修订版将由三联书店刊行,作者以书面形式问答了一些相关问题。提问者为三联书店的舒炜。
  • 对现象学的误析
  • 读书献疑 许多年前便购有吴汝钧先生所编著的《佛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其细致缜密,确非常人所及,心中敬佩得紧。此后便一直把它当作重要的工具书使用。前几年撰写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时,也始终是把《佛学大辞典》当作楷模的。由此也对吴汝钧先生的治学十分景仰,尽可能多地关注他的文字,几乎是每文必读,包括近来在香港工作的朋友所购赠的《唯识现象学》两卷(台湾学生书局二OO二年)。
  • 读报感受一九六一年
  •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话语风格的大变是所有读报人都感觉到的。同昨一日迥然不同,同过去三年大跃进迥然不同,现在是用一种与困难的现实相吻合的低调,说着比较实事求是的话题。社论谈国内形势的部分第一次承认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而且全部是谈困难。其实这正是群众在过去的一年多亲身体验着的严峻事实。
  • “底边”的叙事
  • 今年五月间,在乔健先生的推动和主持下,台北世新大学汇聚了来自两岸三地的学者,召开了以“底边阶级的传统与现代”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底边阶级”是乔先生近年来提出的重要概念,它所指涉的群体,许倬云先生在为这次研讨会所做的主题演讲里有精妙的概括,谓之日“法礼之外”。当然,法礼之外,无法无天,那是过去的现象。而且,即便在过去,也不是所有的底边阶级者都敢于无法无天。我对称之为底边阶级者素无研究,但少不更事时的一些印象,还是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引来了这篇文字。
  • 更正
  • 米沃什的错位
  • 米沃什在其编选并出版于一九九六年的国际诗选《明亮事物之书》中,毫不客气,甚至是明目张胆地大量选入当代波兰诗歌。入选这本诗选的波兰人有扎嘎耶夫斯基、申博尔斯卡、赫伯特、安娜·斯韦尔(Anna Swir)、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塔杜施·罗泽维奇(Tadeusz Rozewicz)、米隆·比亚罗谢夫斯基(Miron Bialoszewski)、安娜·卡缅尼斯卡(Anna Kamienska)、雷奥泼德·斯塔夫(Leopold Staff)、裘利亚·哈特威格(Julia Hartwig)、瑞沙德·克里尼基(Ryszard Krynicki)、日比格涅夫·玛切依(Zbigniew Machej)、布罗尼斯瓦夫·玛依(Bronislaw Maj),后两位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
  • 廿年辛苦 披沙拣金
  • 粗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为避免“民族”一词语义的含混,下文将尽量以“少数族群”、“少数族”替代“少数民族”或“民族”;而作为转引,则在“少数民族”或“民族”等词语上加引号),感觉它似乎仍然沿袭了原有“民族文学史”的体例,并存在不少相似的问题。例如:第一,仍然是按时间、族别、体裁、作家地位的高低等“自然因素”平面铺展式地来安排章节。第二,缺少对所论对象的系统的综合研究。第三,还沿袭了不少老套的思路与提法。而且由于缺少对一些传统思路和提法更严格的思考,以及平铺式安排章节的原因,造成了一些地方的行文脱节甚至自相矛盾。例如“民族文学”批评传统的惯例是,好肯定、少批评,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文献更是如此。
  • 尘事的史迹
  • 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考释》)是一本考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七百多通明代信札的著作。这批手札有七百三十一通,外加账单一件和名刺一百九十二件,合计为九百二十四件。原件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册,二十世纪中叶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 大众需要精神
  • 以上我们就《考释》一书中所见艺术史的材料分类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试图揭示其时一般阶层关于书画篆刻的需求与认识,以及书画篆刻在社会应酬中所扮演的角色。限于篇幅,未能详论。即便如此,读者已不难看出,对艺术史的研究来说,这部晚明信札考释集的重要意义。更令人感慨的是,在前辈学者日见凋零、中外学风都变得越来越浮躁的时候,传统学术家法就日益显出其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陈智超先生的著作就不但是研究徽学的重要资料,对艺术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学和方法学上的意义。
  • “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
  • 在这个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二OO六年第十期)我讨论了近年来西方学界“重构美术史”的努力及原因,并着重介绍了一些学者试图在概念层次上更新、重组这个学科的尝试。在文章结尾处我提到这种尝试的一个基本局限:虽然这些学者希望摆脱传统美术史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因为他们所引进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绝大部分是从当代西方哲学、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中派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对不同文化和艺术传统的实际分析中抽象出来的,所建立的理论构架虽然可以和传统美术史的面貌判然有别,但仍不免带有很大的文化片面性。这种局限促使我们返回到历史的层面去考虑“美术史的重构”问题。这种历史研究虽然针对个案,但立论则不限于对象本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希望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来反思美术史的分析概念和方法。
  •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笼
  •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创作的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是怎样产生的?香港的一次武术擂台赛引发了市民的热情,显示了武侠小说潜在的商业价值。金庸、梁羽生联袂行走“江湖”,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种新文体。作为商业运作,新派武侠小说必须适应读者的阅读期待;作为艺术追求,作者还要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二者结合就形成了两位作家的个人套路。这种套路既要符合报社提出的要求,又要充分调动个人积累。
  • 贵妃的红汗 记事珠
  • 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美人也会出汗,杨贵妃胖,尤其怕热。不过,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讲述了一个奇特的“红汗”现象:到了夏天,这位胖美人出汗的时候,她的汗水竟是“红腻而多香”,用手帕擦汗,帕子还会被那“红汗”染成桃红色。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条文字都让我十分的困惑。就算是绝色的美人,也不该平白无故地流出红色的汗水呀?一个女人,浑身往外渗流红色的汗液,那不成恐怖片了吗!直到有一天,读到明人周嘉胄《香乘》“涂傅之香”一节中所介绍的“利汗红粉香”:
  • 新文学广告与作家佚文
  • 在新文学发展的三十余年间,许多文学期刊和书籍上出现了大量的书刊宣传广告,它们是书局、出版社为了促销而刊载的宣传文本。新文学作品能顺利地到达读者,新文学广告在其中发挥出了独特的中介作用。由于文学期刊、书籍与出版社特殊的关系,一散会在本社出版的各种杂志和书籍上刊登大量的文学广告。杂志上的广告,大抵放在里封、底封以及前后的衬页;书籍上的广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衬页。新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刊物,如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语丝》、《新月》,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七月》,四十年代的《文艺复兴》、《文艺阵地》等刊物都刊载了大量的新文学广告。
  • “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
  • 或许由于本人是化学家的缘故,当初诺贝尔临终前决定以其遗产的一部分设立诺贝尔奖时,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和平之外,人文学科中仅有文学一科。其后迄今,也只增加了经济奖(一九六八)和地球奖(一九九O)。前者授予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后者则授予为环境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 哥萨克、巴黎与枢密院广场政变
  • 巴黎,一座浪漫而富有激情的城市,一八一四年春意正浓时,迎来了一群远方的俄国哥萨克骠骑兵。
  • 查尔斯王子的实验
  • 一九八四年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海格罗夫(Highgrove,位于英格兰西部格罗斯特郡,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以及其他王室领地开始其有机农业的实验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英国人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这不啻是否定了高效高产的“现代”农业。他们对此进行了激烈抨击,说他“无知”、“傲慢”、“虚伪”。《泰晤士报》上有人说他所提倡的“直觉的智慧”是“危险的胡说八道”;《独立报》上则有人说若采用他的思路,让每个农民都搞什么有机耕作,世界上六十几亿人口中将有二十多亿人没饭吃。直至二OOO年,一些左翼人士仍在批评查尔斯攻击自哥白尼、笛卡儿以来的所有进步思想家,说他极端保守,反科学、反理性、反进步,沉迷于落后的传统甚至神秘主义。
  • 国家主权与公民理论 著译者言
  • 在流行的教科书中,福柯被看作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但很少有人关注其政治思想,这或许与整个二十世纪对政治哲学的偏见有关。如果抛开人为设定的学科传统的界限,把眼光转向问题,那么,对自由的探讨可以说是福柯毕生的主题。
  • 共有与私用
  • 翻阅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史料,“丁”和“亩”也许是两个最频繁出现的关键字。“丁”一般泛指人口(“人丁”、“丁口”),也特指男劳动力(如“成丁”,特别涉及赋税时);“亩”即指田、地。可见,人、地问题及其关系历来就是受决策者和史学研究者高度重视的经济社会问题。正如赵阳在他的《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第一章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的那样:“农村土地制度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人与地的关系,另一层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谓人地关系,就是指农村土地制度对土地物权属性的界定,通过这种界定,可以清晰地表达某一块土地归何人所有,谁有权利支配这块土地,或是耕作、或是出租,以及谁享有这块土地的收益等财产关系的内涵……”通篇看下来,本书的研究也正是围绕“人”和“地”两个字为中心展开的。
  • “归”的含义
  •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海外移民的国家之一。一般认为,目前至少有三千万海外中国人,分布在差不多世界每一个角落。长期以来,海外移民与中国的联系和互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海外移民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话语当中,很难见到关于海外中国人的讨论。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与海外移民社会互动的模式,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课题。在中国日益崛起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下,中国与海外移民的关系也日趋密切和复杂。双方互动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直接的影响。
  • 毒苹果札记
  • 二OO六·十·十六 三十年前遇见陈映真 与大陈相熟、结交,头尾三十年。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他和丽娜结婚,因为互相不熟他并没给我喜帖,那时候他租住永和,我寻着前一年暑天在台北市百龄路梁景峰家啤酒晚会互换的备忘,邀他来访,他牵着燕尔新婚的妻子,新郎和新娘出现在我家客厅时,还散发着蜜月的甜喜。不久,他搬去松山高中附近的永吉路,还是租房,丽娜如果留我们用餐,从厨房端上餐桌的,大约都是她最拿手的盖饭,也就是一般人通称的烩饭,简单扼要明白。
  • 爱情与政治
  • 伊朗女诗人泰皓瑞(Tahereh Saffarzadeh)在爱荷华两年(一九六七——一九六九)。一九六八那年,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Alexandru Ivasiuc)也在爱荷华,是第一位从罗马尼亚来的作家。易法素克曾因反对苏联,于一九五八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被捕,判刑五年。三年后,可以释放出狱了。牢门打开,他到监狱办公室去办手续。一个女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易法素克。她看看名单,又看看他说:不行!你还不能出狱!他又回到牢房。半夜来了一纸命令,说他将放逐一辈子!第二天,他被押到一个荒岛,又待了一年多,才得到自由。妻子已经离婚嫁人了,因为他是政治犯。
  • 小心地守护学校的历史
  • 提升学校文化存在品位的重要途径,乃是学校自身历史资源的累积。学校是学校人“文化”地生活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凭借他们的情感和智慧,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破损的笔记本,都透露出学校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使学校超越单面的物的存在而成为立体的文化生活的存在,成为走出校门的学子们拳拳眷顾的心灵依恋,也使得后来者们一走进学校之门,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身同化于学校历史文化之中,使心灵受到全面的感染。
  • 雅利安人问题与旧版重印书
  • 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一九二O年首版问世后,多次再版。中国出的汉译本最近版本是根据一九七一年美国多布尔迪公司的英文版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译本,封面上标有“第十五版”的字样,我猜测可能是指在国外的“第十五版”,但又觉得不是十分确定,因为“国外”大了,是美国多布尔迪公司的第十五版,还是所有英文版的“第十五版”,抑或是什么别的概念上的“第十五版”,书中没有说明。
  • 施佩尔与“第三帝国”的“内幕”
  • 施佩尔(Albert Spe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个建筑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先是开始负责纳粹党的建筑设计,做了希特勒的建筑师,成为希特勒的“宫廷近侍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他做到了“第三帝国”的军备部长和生产部长,是“二战”后期纳粹德国大量增产军备的生产负责人。战后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二十年监禁。施佩尔认罪,在狱中反省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生涯,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深刻的忏悔,并且写了《第三帝国内幕》(Erinnerungen)一书。这部著作对认识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来说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回忆录。
  • 电影中的冷战
  • 二OO六年秋季学期在新泽西讲学,我恰好得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简称SIPA)的哈里曼研究所举办了一个系列活动:“电影中的冷战——从美苏两边的影片看冷战”。这是一个半娱乐、半学术的小型讨论会,像许多类似活动的形式一样,先在冷餐会社交,然后放一部电影,接下来就是讨论。第一次活动安排在九月份哥大的国际事务大楼(IAB)开场,据主持人哈里曼研究所主任妮波姆亚士奇女士介绍,这个电影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年,主要希望通过放映不同时期美、苏双方再现“冷战”的影片,来展示“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放映一部美国片:一九三九年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好莱坞老片(《异国鸳鸯》(Ninotchka,也有译成《情迷冰美人》的)。
  • 一张脸 一条河
  • 知道杨晖每年夏天去浙江拍老头已有不少年,他从一个抽象画家到关注一张张具体的老人的脸,是个漫长过程。二OO六年春,我想着怎样让他拍了七八年的照片,能做一个回顾和展出。这事跟专注摄影方面论述和策展的姜纬商量,约了去浦东三林塘杨晖的工作室看照片。杨晖那些自己手工冲印的照片,拍的几乎全是浙江小地方泡茶馆的老头。那些老人的脸孔,脸孔上的褶皱,不少因为是清晨天似亮非亮时抓拍来,对焦有些不精准,图像有些松软和模糊。但姜纬当场被打动。我们走时在楼梯口大声说着可以写篇文章,叫“一张脸,一个世界;一张脸,一辈子”。
  • 大时代里的“小”建筑
  •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看滥了那些“三战”电影的人,想必都很熟悉一个头顶着白羊肚手巾冒充游击队的汉奸,他觍着脸欢呼道:“太君,地雷的秘密我打探出来了!”结果他所打探来的,全都是游击队故意制造给他看的假象,他的这个误导隆重地把太君们带上了天。
  • 读书平台:由香入道
  • 永宁在《梅枝下的香事》(《读书》二OO六年第九期)中谈到宋代笔记(《清异录》和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中一个非常相近的情节——斗香。香作为私人生活用品的确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品香、斗香在中国是“各携名香,比试优劣”,而在日本演化出一些特别的方式。
  • 也说诚实与正义
  • 陈家琪先生在《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一文中引用《诗篇》第八十五章第十节的话来说明和解《读书》二OO六年第八期),但这里有些问题值得商榷。
  • 人们因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忧心忡忡?
  • 《读书》二OO六年第八期贺海仁先生的《九个人统治的国度》一文,介绍了美国学者马克·列文新作《黑衣人》的基本观点,从否定“马伯里案”(一八O三年)的神圣性入手,提醒人们注意最高法院那些“穿着黑袍的激进分子”的所作所为,既与“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民主”不符,也“不会受到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牵制”,实际上是在摧毁美国。
  • 史学的介入
  • 读罢韦兵先生的《问题隐含了时代的脉动》(《读书二OO六年七期》)一文,特别是第144页的理论阐述,我第一个自然想到的是萨特。萨特在《什么是文学》(《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中指出当代文学应该摆脱唯美主义与语言游戏,从而转向对社会和(广义上的)政治的承诺,也就是说,文学应该介入社会与政治。那么史学的功能又如何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强调史学的求真等功能,但是在如何介入社会上,人们还是三缄其口。笔者认为当代史学也应该介入社会与政治,并且发现史学的社会公用(政治用途),即从时代中提出应当解决的问题。
  • 编辑手记
  •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如今大众传媒、大众文化铺天盖地,每个人的生活如同上了发条一样匆匆奔向前方,不但理论早已是灰色的,就连生活之树的色彩也有点黯淡了。在这个时代,闪亮的东西似乎在别处——但谁能够说,市场的逻辑、由市场逻辑激发起来的欲望,就等同于“生活之树”呢?在当今的语境中,重提这句话,更像是对理论探索的嘲弄:生活在急剧变化,我们还有必要退一步对这些变化进行理论的反思吗?
  • 讲史明星
  • 一波一波的热,这回据说轮到了读史。
  • 《读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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