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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文教体育 > 文化 > 《读书》 > 2007年第05期
  • 偏激的洞见
  • 作曲家的言论文字,历来是音乐思考的重要资源。尽管作曲家对音乐的思索,最直接的表达是见诸乐谱(即音乐本身),而不是语言文字,但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最通用的媒介,作曲家对音乐的见解必然留存在他们的语言性表达中。即便作曲家没有机会或没有愿望做出完整的思想表述,他们的书信、笔记、日记等私人笔录还是会流露诸多有关音乐的思索和见解。例如,莫扎特的书信(特别是与其父亲的来往通信)和贝多芬的谈话簿(因其失聪,在与他人谈话时,需将谈话内容写在笔记簿上),就为后人留下了认识这两位重要作曲家音乐思想的宝贵原始资料。毕竟,作曲家作为音乐作品创造的具体实施者,如果没有思想的支撑,其创作其实无从谈起。
  • 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美术纵横
  • 上篇文章中谈到美术史与美术馆之间分分合合、既分又合的历史,提出目前的一个新动向可称为“对实物的回归”:许多美术史家注意到学科理论化、概念化的一个负面结果,即对艺术品本身的研究渐趋薄弱。美术史教学越来越局限于课堂讲授、阅读和写作;鉴定和断代等基本技术从课程和考核中消失。这种认识使他们开始重新强调艺术品原物,以及处理艺术品的各种专业技术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包括笔者在内)希望回到古典美术史的起点,把著名艺术家和艺术品重新当做历史叙事的主体,把研究方法再次简化为风格分析和图像辨识。
  • 刘庆元木刻的抒情性
  • 在一个我难得参加的社交场合上,碰巧刘庆元与我同桌。那天碰巧好像也是他在学而优书店举办的木刻展的开幕日。他送我一本他为这次展览而出版的小画册。他曾在香港一位亲戚家小住过,便跟我谈起他对香港的印象——或者说,对香港的好印象。具体细节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感到他喜欢香港的“市井味”,这是一般观光客看不到也体味不出的。但不知怎的,我并没有跟他说,这也正是我所喜欢的,并一再被我写进诗里。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他已把自己周围的市井人物刻进版画里了。
  • 沉睡谷的无头骑士
  • 查阅美国东部地图时,“沉睡谷”(Sleepy Hollow)这个名字总有某种神秘感,让我遐想、神往。这个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笔下的新英格兰古镇,有秀丽的哈德逊河风光、清馨古朴的地域风情,还有神秘的黑森无头骑士(headless Hessian horseman)……其实,它不是个遥远的地方,从手边的旅游小册子上看,如在离我住处不远的新泽西Edgewater上游船,只需两小时就可到达。但我宁愿保留这个向往,不让现实破坏幻想,所以一直没能成行。
  • 我的南部意识
  • 你怎么会意识到南部? 是因为过年时你怎么都是先塞南下后塞北上?是因为你在拥挤的台北捷运上突然忆起南方的衰老?是因为你不得不到南部一趟结果发现那里真像外国?还是因为你不爽阿扁而又是南部人讲不通道理不听良言把他再次送进“总统府”兴风作浪?
  • 返乡的历程
  • 连续两年在台湾地区“金曲奖”中大放异彩的交工乐队,让早已被商业与音乐公式侵袭的台湾音乐创作保有些许的活力,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交工”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得多少奖项的肯定。更多清醒的、非锦上添花的对于交工音乐的理解与评说已经足够聚成台湾音乐评论史上最具能量的篇幅,但对于我这样一位非客家出身,又仅仅是业余的音乐听众来说,总觉得好像还有一些骨子里的精髓没有被提炼出来。
  • 命与历史
  • 时下历史学家读很多西方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众多书籍中,别有意味的是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书中比较耀眼的,是柯林武德企图在历史和艺术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人们通常认为,艺术和历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艺术是主观创造,历史则是客观事实。可是,柯林武德却说,主观与客观这两者之间有紧密联系,历史也可以说是主观创造,与艺术一样,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方式。柯林武德对新史学的研究有深刻启发,这毋庸置疑。不过,兴许是因过于大胆,我才以为他的说法还不够彻底。在我看来,要做好历史,我们先要理解历史到底是什么;而要理解这点,除了要认识到艺术与历史间相互辉映的关系,还要打破“命”和历史之间的界限,必须将“命”和“历史”放在一起思考。
  • 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dragon”?
  • 二00六年十二月报戴由于“龙”字在英文中通常译为“dragon”,而在西方文化里,后一“动物”通常具有邪恶的意涵,所以有关当局为免外人误解,为和“世界接轨”,已责成上海某大学以专题计划的方式研究,拟放弃以龙为民族与国家图腾的历史常态,转而另觅其他吉祥物以代之。公布以来,这件事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而媒体向来喜欢耸人听闻,于是有报纸马上联想到侯德建的名曲,斗大的标题谓:中国人可能“不当龙的传人”了。
  • 唐诗的传承
  • 在孩童的时候,在我们还不知道谁是李、杜,何为唐诗的时候,唐诗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并伴随我们老去。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是每个牙牙学语的中国孩子的启蒙读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的诗句又曾激荡起多少代少年人的豪情;待到年齿渐增,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中国人都会明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九日登高》)式的感喟。
  • 另类典律: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 研究或者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多数习惯了优先接受既有文学史必定要排列出来的一些权威作家,他们的作品与文学活动被认为是“伟大的”,起码也是“重要的”,“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没有太大争议地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典律。如果有一部文学史列出韩邦庆、李伯元、李涵秋、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向恺然、程小青、张恨水、还珠楼主、秦瘦鸥一系列作家的作品,用他们去和上述另一系列抗衡,它必定是一个“另类”,如果“不幸”地让这样的文学史成为“另类典律”,倒是值得让学界人脑筋为之一振/痛的。我们刚刚有可能与这样的著作打个照面,它就是范伯群教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 《后羿》:重述神话的价值追求与语言搏击
  • 价值追求 重述神话的创作设想,会勾起当代读者强烈的崇高愿望。因为神话题材的远古庄重,区别于当下的私人写作、历史戏说、经典篡改和网络恶搞。文学表达不排除娱乐的消费功能,但是一个时代不能唯娱乐是尊。一个时代应能产生激动时代的作品。
  • 诗人的地理学
  • 小说具有地理学的某些属性:小说的世界涉及到背景、场所、视野,涉及到众多的风物和展开它们的地平线。而诗歌的感知与修辞想象——就像沈苇的作品,则向我们揭示一个地区的意义,表达诗人独特的空间感受,以及地方在形成主体的意识结构中的建构作用。他的诗歌不仅揭示出一个地方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深刻地挖掘一个地方的自然历史所蕴涵的美学意味以及道德内涵,还展现了自我逐步地把外部空间改写为自我的疆域的构成过程。这是沈苇的诗歌值得关注的理由之一。对他所生活的区域的深人理解和区域感受的挖掘,构成了沈苇诗学中充满情感认知的“诗歌地理学”。
  • 何其芳的传说
  • 文学所的“老人”当中,流传着不少关于何其芳的故事,这些文学所的老人是如此的热衷于讲述何其芳,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竖起毕恭毕敬的耳朵;等到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讲述——就这样,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学所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 各具特色的学术研究——家在蓝旗营之二
  • 李德耀先生与城市住宅,有一段段曲折的历史和因缘。李先生今年七十六岁,一九四八年进入清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她是建筑系第三班学生。即使是一名学生,她也是政治业务“双肩挑”,一方面学习专业,一方面做政治工作。一九五一年,她还没有毕业,便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中担任基建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周卜颐先生在委员会中任设计处处长,张守仪先生参加了住宅设计。李德耀先生是他们的“上级”。一九五二年,建筑系成立了党支部,她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在清华园里,她走的是一条明朗而顺畅的又红又专的道路。一九五六年留苏,一九五八年回国。当时在苏联读研的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但在毕业时大多数人都没有得到副博士或博士的称号。
  • 叶德辉的两个日本弟子
  • 在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风潮中,湖南是各种势力交汇争夺的一个重要据点。叶德辉(一八六四——九二七)常常被视为保守派的典型,而且其为人处世也遭到许多非难。但是从学术史上而言,他的业绩不容忽视。而且在现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
  • 《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
  • 多数人的写作或者缘于现实的思考,或者缘于阅读的兴趣。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阅读会促进对现实的思考,对现实的思考常常也会求助于阅读。说到我自己这两年对中国中产阶级或主流媒体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最初的兴趣大概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的那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二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左派阵营中的文化牛仔”(艾尔文·豪)的崇拜者。
  • 知识的“能”与“不能”
  • 在《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这本小书里的很多文章似乎都有点太古老了,除了三篇发表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将近一半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甚至之前。但,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汇集在这本小书里的那些看似过时老旧的文章却有它们的意义和价值。
  • 理解森的视角
  • 以往的二十年里,与高新技术革命相联系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动。人与人、人与资源、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纷至沓来,与此相对应,国际社会有关发展的理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和推广。这其中,有的是扩展了“发展”的外延,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推广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九十年代的“人类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显然是将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环境、人口和社会;有的是突出强调在通常的发展政策中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层面,例如本世纪以来推广的“有利于穷人的发展”、“公平的发展”和“包容性的发展”,都是在为发展理念注入更加强烈的平等诉求。可以说,每一次更新都是对原有发展理念的丰富和提升,同时又是对现实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动的一种回应。在对发展理念的讨论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无疑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经典文献。在这本书中,他以自己独到的研究视角,包容和综合了上述所有理念。
  • 阿伦特的《心智生命》及中译的可能问题
  • 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
  • 感性的暴虐——恐怖时代的心理积存
  • 毋庸讳言,写在副标题中的“心理积存”这四个字,是从我老师所谓“心理积淀”的提法中变化而来的,而且,我们选用此类大同小异的说法,都是意在指涉理性或其他心理内容渗入并塑造感性的过程;由此也就可以说,我们都对人类的情感本性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都认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能力与情感反应,有可能在时间中得到生成和迁移。
  • 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代编辑手记
  • 本期杂志与读者见面的时候,《读书》编辑部编选的十年文选第一辑也刚刚面世。我们的“小小十年”历经风雨,即使在如秋水一般宁静的时期,激流也在深处滚动。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但激流是真实的。生活在大转变的时代,这是思考者的命运,也是一份杂志的荣幸。借着编选文丛,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向长期关心《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对我们的“小小十年”做一点交代。
  • 《开放时代》2007年第三期目录
  • 符号只是符号
  • “圣贤”其实是很悲哀的。当“圣贤”活着的时候固然可以得到些许尊崇或礼遇(大多数恐怕连这一点都得不到),一旦死去便成了一个符号,由人使用,把他画成个红脸固然无可奈何,把他涂成个三花脸,也一样没有脾气。
  • “略通”
  • 在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就是档案。档案的内容很广泛,各种登记表格也算。登记表格一般来说字数都不多,但往往能透出重要的信息。比如,据吴泰昌先生说,在一九八四年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懂何种外语”一栏里,钱锺书先生填的是“略通英、法、德、意语”(《我认识的钱锺书》,上海文艺出版社二00五年四月版)。
  • 市井的蔷薇架
  • 《红楼梦》第三十回,龄官在蔷薇花架下用金钗画“蔷”字,可见大观园里一样筑有蔷薇花的屏障。在明清时代的园林里,这可是不可缺少的一项设置,明末人文震亨《长物志》就谈道:“尝见人家园林中必以竹为屏,牵五色蔷薇于上。”
  • 说说《武经七书》
  • 《读书》二00六年第十二期,张鸣先生的《“肉食者”的学问》读后,发现文章第一段中有个名词“五经七书”的提法恐怕有误,我想应该是“《武经七书》”才对。
  •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出处
  • 陈四益文、黄永玉画的《天下有道》(载《读书》二00七年第三期),说也说得好.画也画得好。看来令人莞尔。其实,嘴巴是封不住的。或用拆字法来解读“和谐”,就是“有饭吃”(和),“有言发”(谐),甚妙。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这一阵子.“和谐”一词频频映入眼帘。
  • 也说“底边”的叙事
  • 今年第一期《读书》范可先生的《“底边”的叙事》,让我很受启发。 我以为,传统主流社会对底边族群的歧视,更主要是源自于他们内心的恐惧:因为底边族群不受主流社会控制,底边族群的存在提供了颠覆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可能。主流社会崇尚控制: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群的控制。而“中国的百姓,都懂兵法,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天不怕,地不怕,皇上和法律都不怕”,李零先生在他的《兵以诈立·后记》中就是这样解释“无法无天”。
  • 《你追我赶》的索隐
  • 《读书》二00七年第三期李零先生在《孔子符号学索隐》一文中说:“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这引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年末.我还在大学读书,班级上订阅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二十四期送到,这期杂志的封底选刊了一幅油画作品《你追我赶》,作者李泽浩是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作品画着一群青年男女,意气风发,挑着河泥穿梭在芦苇间。就是这幅普普通通的作品却引出了惊天动地的新闻。
  • 鲧禹治水成败原因猜想
  • 古老的治水故事说:鲧治水只知道堵,九年而不见功效,被舜所杀。大禹治水长于疏导,终于成功,遂成民族英雄。这个故事有两点让我困惑,第一,治江河之水宜导不宜堵,这个道理谁都懂得,那个名叫鲧的政治领袖何以偏偏不懂?第二,纵使鲧治水有过,也不应该惨遭杀身之祸,为什么他偏偏这么倒霉?
  • 《读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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