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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鲜为人知的《五月花号公约》
  • 在我们的美国史教材以及相关的著述中,《五月花号公约》一般是会提到的。已出版的有关美国的历史文献,如赵一凡编的《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包括一些翻译过来的历史文献集,一般也收有该公约的文本。近几年,还翻译了三本有关专门或流行著作:(一)是W.莱德福德的(《“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的《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新星出版社);(三)是克里斯托弗·希尔顿的《五月花号: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华夏出版社)。但笔者为何说这个《公约》还是“鲜为人知”呢?我所指的,不是这个《公约》产生的一般历史背景和它的基本内容,而是它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 让我们设想
  • 据说,科学家喜欢做思考试验,譬如,设想:假如重力的物理作用并非我们在现实中所感受的那样,那对宇宙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使用物理学的方法可以推测出结果,譬如,如果重力更为轻弱的话,星系就会分散,而如果更强的话,星系则会收缩等等。笔者认为,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也同样有益于历史学。
  • 以精神底气审视制度问题
  • 当代中国的大学问题,显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是在教育层面的重要性,更意味着对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枢纽意义。诚如《大学与学术》的作者引洪堡所言,强调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Paulsen,Friedrich:German Education:Pastand Present,中文版《德国教育史》,藤大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是洪堡在一八一。年所言,言之凿凿,然而我们至今能不能听进去,却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 一个人的大学评估
  • 近来有关大学教学评估的争论颇为激烈,尽管主持评估的行政部门强调评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依然受到诸多批评和质疑。“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起因是高校连续扩招,暴露出规模扩展快但资源供给不足,学生人数增加快但教学质量下滑的矛盾。主管部门希望通过评估,进一步明确高校的办学定位,规范教学管理,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另外还可借此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增加高等教育投入。不过,历时五年的评估,除主管部门比较满意,“场面上皆大欢喜”之外,民间批评声不绝,尤其对应付评估的“合谋造假”深恶痛绝,认为如此评估不仅亵渎了大学精神,而且还“创造一个很大的腐败空间”。
  • 从正经到扯淡
  • 评定职称是正经。为了公正,制定评定职称的种种标准,譬如要有多少学术著作,多少论文,多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等等——这也是正经。但是,到了著作只论厚薄,论文不问抄袭,出书只要给钱,核心期刊按文章长短收取“版面费”而不计质量,评委因怕消息外泄得罪人而唯唯诺诺,正经就成了扯淡。
  •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
  • 我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回顾三十年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我国的快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制度创新经常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
  •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下)
  • “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姓社姓资”的争论和“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的争论,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
  • 《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三十年》
  • 改革三十年感言
  • 改革三十年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让我们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说。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年我们都在乡下生活过,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听说农村有了变化,不那么相信。因为多少年农村就没有大变化,贫困就像自然现象一样。后来杜老给了点条件,我们利用暑期到安徽做农村调查,看到了改革引起的变化,更知道改革来得多么不容易。从此就卷入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 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
  •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彼得·希夫的《美元大崩溃》 如果你读过《资本论》并理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么,当你读彼得·希夫的《美元大崩溃》(以下简称为《美元》)时,你就会惊讶,“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美国或者说在西方世界仍然相当活跃。事实上,彼得的《美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资本论》的现代读本、通俗读本和案例读本。
  • 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
  • 近读黄宗智、彭玉生先生撰“小规模农业真是绝境吗——中国食品消费与农业结构转型前景”(正式发表时标题改为“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会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见《中国社会科学》二○○七年第四期)一文,有一些不同意见,特撰此文,以表述看法。
  • 粮食储备制度漫谈
  • 五月十一日,经过铁道部用了十天,紧急抢运的东北大米抵粤,整个市场粮价应声而降,迅速地平抑下去。这得益于粮食储备制度,得益于粮食流通体系的反应迅捷、流动顺畅。
  • 编读往来
  • 读书编辑部: 坚持购《读书》很多年了,虽然未必每期都会完全读毕。 书桌前、公车上、被窝里……或危坐或随手翻开《读书》,某篇、某段、某行,甚至某句,映入我的眼睛、进入我的心中,以它们几乎一致的博学、敏思、热忱、积极、责任感、批判性。
  • 政制发展之谜(上)——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一
  •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末代港督彭定康携带家人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港英政府专为殖民地官员建造的码头经历了历任港督的上任和离任,一九七五年伊丽莎白女皇到访和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查尔斯王子黯然离去,都是经由皇后码头。二○○七年特区政府出于建设需要拆迁皇后码头,引发了青年一代的抵抗行动。他们要保护的不是简单的历史古迹,而是香港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对于年轻一代如此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内地经济崛起和香港的相对边缘化,致使香港人丧失了对内地的优越感而变得敏感又脆弱。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认同的阻隔,在“两制”的区别日渐模糊之时,国家认同又很遥远而变得焦虑且迷惘。
  • 中共党旗应为“镰刀锤头”
  • 《读书》二○○八年第八期头条是许纪霖先生悼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我是十九世纪之子”——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文章写得很有感情,也很到位,但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文中第四段第一句写道:“先生离去的时候,身上披盖着斧头镰刀的中共党旗。”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 歌唱与民众
  • 二○○八年一月,广东南岭森林遭受冰灾重创。四月,来自台湾地区的著名歌手林生祥、罗思容在广州、北京等地以“每日·种树”为主题开展系列演唱之旅,用歌声赞助南岭的种树计划。《读书》编辑部借此机会邀请部分音乐界、文化界人士,就林生祥创作与演唱活动的特色与意义展开了活跃的讨论。
  • 摇滚乐拯救生命
  • 在这个乐评人成长速度与乐迷成长速度不成正比、音乐堕落速度与乐迷成熟速度不成正比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资深乐评人/音乐启蒙者不得不抛弃不相为谋的大众,转而致力干向越来越小的小众圈子推广偏门音乐,并终于在个人私趣味的小道上渐行渐远。此时,来自海峡彼岸的著名摇滚铁杆马世芳先生却开始回忆了。
  • 麻瓜世界里的哈利·波特
  • 英国童书《哈利·波特》我久仰其名,从系列的第二册开始,每逢英文原著出版.必然会到书店为小女购置一本。电影上映,家中大小也会躬逢其盛,到电影院或坐在电视荧屏前观赏。几年下来.我虽称不上“哈迷”,但是当“哈迷”的父亲却也当出了点心得。作者罗琳一手英文出神入化,而除了偶尔为商业故而出现结构上的漶漫之外,小说写来大致紧凑,心思更巧,是我们自《魔戒》以来罕见的跨世纪杰作。去年我出国研究,由波罗的海岸旅行到地中海岸,耳际不经意所闻尽是小说第七册《哈利·波特与死灵》(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即将问世的消息——罗琳声称这是压轴之作,乃系列之终篇。回到台湾,我不免“哈迷”父亲的情结又起,所以也跟着家中小孩翘首云天,等待完结篇上架开卖。
  • 卡夫卡与格来姆
  • 在二○○三年,爱尔兰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二○○五年布克奖得主)出版了一部著作《布拉格:一座城市的幽暗记忆》(Prague Pictures,Portraits of a City),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和兴趣:
  • 专业兼顾普及的尝试,是否成功?
  • 贵州赫章可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一处重要考古遗址,近几十年在这里陆续发掘的一大批墓葬,提供了古夜郎国时期地方民族文化的大量信息,因此很早就引起重视,在二○○一年度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学术报告会”上即被列为六个重点报告之一(《考古》二○○二年第七期)。它的不同年度的发掘情况曾有部分以简报和报告的形式分别刊载于《考古》与《考古学报》。最近又出版了《赫章可乐——二○○○年度发掘报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二○○八年版)一厚册,主要披露了战国至西汉时期一百一十一座墓葬的田野考古材料.并在“结语”部分以几批发掘材料的比较为基础,进一步讨论了地望、族属与时代,遗存反映的社会形态,又文化性质等问题,可以说是带有阶段性总结的性质。
  • 民国的三个面相
  •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当然,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牵头主编,但没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 被忽略的“两种自由”概念
  •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最复杂、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对“自由”一词的理解的分歧了。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道德家都称赞自由。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而他所提出的两种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立,也早巳为人所熟知。伯林的《自由论》和哈耶克的《自由宪章》都详细探讨过这一对立。但在这两部著作中,还提到了另一类型的两种自由观——“内心自由”与“外在自由”的对立。这一点,注意的人就不多了。
  • 近代中国“民主”中的“共和”因素
  •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中的国家形态。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民主”的涵义大大扩展,成为一种以众人意志为基础的法治思想。这样,“民主”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形态说,成为一个政治发展趋势和历史运动的概念。
  • “缶阵”之否
  •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宏大的“缶阵”引起轰动,其创意和效果都非同凡响,事后张艺谋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说,“缶”是引经据典查出来的(《南方周末》二○○八年八月十四日)。
  • 《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
  • 当代中国的急剧转型和迅速崛起,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也期待着更多具有战略高度的思想和思想家。本书以对谈的形式,讨论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涉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国家产业战略、中共执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民族主义、地缘环境和外交战略、社会核心价值观等等话题。谈话对象均为思想界的优秀战略理论家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具备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战略眼光,因此不乏真知灼见。同时,各种观点形成争论,批评性中蕴含建设性.体现出真正的战略开放思维。
  • 从迷信到理性——伏尔泰为什么写《历史哲学》?
  • 康德说:“从迷信解放出来唤做启蒙。”一七六五年,伏尔泰的长文《历史哲学》完稿。那些年,伏尔泰正在为“踩死败类”、批判专制和愚昧而忙碌着,他写这样的“古代史”著作,必然不是无所为而为的。哲欤?史乎?寓“哲”于史乎?无论怎样,“哲”的最终目的,是同种种毒害人心灵的迷信做斗争的。
  • 阅读城堡——东、中欧三国部分见闻
  • 今年初,有机会去东、中欧三个国家旅行,时间不长,见闻不少,特别是通过那里的城堡建筑(加上自己过去在西、北欧见到的),增加了不少知识。
  • 鸡足山与凉山
  • 一九四三年初,费孝通与其师潘光旦赴大理讲学,有次机会攀登闻名遐迩的鸡足山,留下了名篇《鸡足朝山记》,优美散文暗藏着以下一段关于历史与神话之别的尖锐说法:
  • 不悔少作
  • 《少作五种》中所收,是我最早印成书本、与读者相见的五本小书。写作时期约在一九四三至~九四七年间,都是少作。请原谅我又援引了鲁迅先生的旧话,并非借以自重,实在是觉得他说得好。鲁迅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至于“爱”的理由,与先生却少有不同。除了“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之外,也还别有自己的因由。
  • 人道的栖居
  • 海德格尔有两篇文章《筑·居·思》、《……人诗意的栖居……》一向为设计理论研究者所称道,当讨论涉及建筑存在的本质问题时,他的观点常被引用。尤其是“人诗意的栖居”这句从荷尔德林那里引来的诗句更是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可是,人们在引述海氏观点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他思考这个问题的背景,这就是“二战”刚结束,德国由于战争的原因所面临的住宅紧张问题。这个背景在两篇文章中都有提及,尤其是《筑·居·思》一文,因为这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上午,海德格尔给参加建筑大会的建筑师们做的报告。
  • 《民主四讲》
  • “人”与“书”的缘分
  • 说起来,人与书的关系,实在也是微妙:有的时候,是人找书;有的时候,则是书找人。而它们之所以相遇.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几年前,在中国书店某门市部,曾经买过一册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读书》。并非创刊号,本身毫无“珍贵”可言。之所以买它,原因很简单:从头到尾,写满了它原来主人的评语、注释等文字,还贴有一纸相关的剪报。仅封面上就写满了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余字:
  • 该说的就得说出来
  • 读罢《读书》二○○八年六期刘庆乐先生的《走出饥饿的阴霾》,作者评述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虽然在消除经常性饥饿方面较中国大为逊色,却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中国至改革开放以前,在人均食物供给并未显著增加的条件下,在预期寿命、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多项指标的改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间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荒。这种简单的对比说明,饥饿或饥荒并不与社会财富或食物供给总量存在反向的对应关系。
  • 《读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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