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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上)
  •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建国六十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以下简称“项”):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一九五二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 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与四大历史趋势的转折
  • 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学家回顾二00八年,会把它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有四个我们过去习以为常,或者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现存历史结构,在这一年都出现了转折,或者是结构松动。
  •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
  • 这里我讲一个观点,两个解释。一个观点: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 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
  • 什么是“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同质内聚”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
  • 需要总结中国模式了
  •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我们总结出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这样一些基本经验,称之为“法宝”。那么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我们走过了六十年,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在经济上,我看到不少总结三十年经济成就的文章,基本上是说,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机制,打破了国有垄断,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私有化,所以我们成功了。这样一种浅薄的解释,就是受“市场与计划两分”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必须摒弃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来总结中国模式。
  • 克鲁格曼怎么了?
  • 经济学界对于克鲁格曼获得二00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意外,甚至有人打趣说,克鲁格曼应该拿两个诺贝尔奖:一个经济学奖,一个文学奖。这大概是因其在《纽约时报》开设专栏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而就文笔而言,克鲁格曼也被《幸福》杂志认为是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
  • 古希腊的数理地理学
  • 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对西方科学产生之千古“内史”源流,做了详细评述,提出两次“科学革命”说。文内除精炼并颇有启发的理性评析,又常见深悟之后的感发,饱含历史抒情。这是一本由中国学者书写的关于西方科学思想史的相当系统的著作,因为本书的写作多从中国人的思维背景及语言出发,所以堂室虽深,却不难进入。读过这本书,可知当年利玛窦的话不错:西人之学“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
  • 两位同时代的数学大师(上)
  • 太湖的西北和东南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东部太湖流域人才辈出,诞生了许多位大师级的人物,犹如两宋时期的鄱阳湖流域。太湖的北岸和南岸分别是江苏的苏、锡、常和浙江的杭、嘉、湖这六座城市,可谓是中国百姓口中传诵的“鱼米之乡”,也是文人墨客诗词里所赞美的“江南”。
  • 《后出师表》的尴尬
  • 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有前后两篇。白居易写过“前后出师遗表在”的诗句,苏轼也曾无区别地称“出师二表”。然而,《后出师表》的真实性却颇有争议。陈寿在《三国志》中不惜笔墨全录《出师表》,却只字未提《后出师表》,在他编纂的《诸葛氏集》里,后者也付阙如。《后出师表》得以传世,是由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全文征引。引文源于《汉晋春秋》,《汉晋春秋》又引自三国吴人张俨的《默记》。
  • 一段传闻的考证
  • 我的家乡在河南孟津县,在家乡黄河南岸有一座很大的陵墓,现在墓区的占地面积还有一百亩土地,其中仅冢头占地面积就达五十亩。这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陵寝,我们叫它“刘秀坟”。陵区内古柏茂密,相传都是当时栽植的,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我的家乡邙山岭上,大大小小有数不清的陵墓群,我们称为汉陵群,“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所谓的风水宝地指的就是这里。令人费解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并没有葬在北邙,而是葬在黄河岸边,寝宫长年累月在水中浸泡着,而他的子孙们,却一个一个都卧居北邙,占据好风水,没有水浸碱渍之苦。对于这个现象,老一代口口相传,说是汉明帝当太子时不孝顺,干什么事情总是违背刘秀的意愿,老子说东,儿子偏往西;老子说白,儿子偏说黑,皇帝老子就这么一个儿子,为延续香火,没有办法。既然是个悖逆的孩子,就按对待悖逆的办法来办事。所以,老皇帝在临死前就说,死后把自己埋在河水中间,目的还是想让儿子拧着干,这不就被埋在邙山上了么。谁知这次儿子却变了态度,说自己一辈子都没听老子的话,老子死了,也该听一回了。所以,就按照刘秀的遗愿,把他葬在了黄河的中间,河水也为此改道北移。
  • 潍坊有“板桥故居”吗?
  • 近读倪邦文先生载于((读书》今年第五期《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一文,其中写道:“潍坊是一座不大的城市,但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它充分挖掘风筝、剪纸字画、板桥故居等历史文化资源,将历史人文景观、民俗文化特别是风筝文化完美结合,以风筝为主题的雕塑广场,令人耳目一新,并在每年九月举办潍坊国际风筝会。国际风筝会让潍坊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了潍坊。”
  • 不一样的俾斯麦
  • 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把奥托·冯·俾斯麦看做一个政治强人,甚至是战争狂人。在各种书籍、报刊等媒体中.俾斯麦大多被定格在“铁血宰相”。只要一提到俾斯麦,就不会不想到“铁与血”,想到普法战争,想到“糖面包加鞭子”。俾斯麦最为人熟知的画像也许总是头戴尖顶头盔的那一幅,画像上的“铁血宰相”面色沉凝、严肃、坚毅;除了“保守”、“反动”之外,他给人的印象或许只剩下了铁腕、好战、精明强干、工于权术等等。
  • 韩国的外国人劳动者
  • 去年夏天,一位韩国朋友约我参加仁寺洞惠仁寺礼堂里举行的一个电影节。电影节的组织者是外国人劳动者,电影大部分为纪录片,纪录了外国人劳动者在韩国打工的境遇。当然,这里的外国主要指的东南亚各国——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越南、泰国等等。电影的导演大部分为外国人劳动者团体的组织者们,他们大部分三十岁左右,肤色不同却操着熟练程度不同的韩语交流。活动现场的服务人员大部分为二十几岁的韩国志愿者,生龙活虎,活泼热情。而坐在观众席上的,当然大部分是棕色皮肤的男女老少,也有少数的白色皮肤和黑色皮肤,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黄色皮肤的韩国人。
  • 平凡与伟大
  • 二00六年五月.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赵熊副馆长将原馆员毕树棠先生翻译的遗稿手稿《圣·罗南之泉》拿给我,告诉我这是毕老先生的子女历经磨难保留下来的,现在决定捐给学校,图书馆准备内部出版.让我负责书稿的编辑校对工作。
  • 主权理论与近代国家
  • 卡尔·施米特曾言: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要认识国家,就必须对国家的基础何在,即政治的基础做出简明而基本的说明——主权学说(the Doctrine of Sovereignty)就是说明国家之政治基础的理论。
  • 托克维尔的焦虑
  • 托克维尔(一八0五——一八五九)生活于一个没有根基和充满动荡的世界。自从十六岁阅读启蒙作品遭遇了信仰的颠覆之后,终生寻求确定性而不得,一直被怀疑所困扰,怀疑被他视为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在他所处的时代,法国在革命和专制的轮回中挣扎,他为自己的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却最终发现这个民族“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一八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致皮埃尔·弗里斯隆)。
  • 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
  • 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必然会给整个政治社会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随着失业浪潮、社会分化等问题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积累,社会运动开始成为全球范围内常见的现象。分析和了解各种社会运动的历史和内在结构,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理解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隋势下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与九十年代》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注意。这本文集的一个中心问题和核心线索即是社会保护运动。
  • 实际政治与高谈政治
  • 张中行撰文回忆章太炎,说提起章太炎先生,总是先想起他的怪,而不是先想起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是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其实,章太炎的自评诸项之中,其自许最高的恐怕还不是医术,而是政治见识。时人都知道,章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对此,章的朋友马叙伦颇为无奈且惋惜:“余素不乐太炎与闻政事,盖太炎讲学则可,与政则不可;其才不适此也。徒能运书卷于口舌之间,观此所载,几若洞烛无遗,亮猛复出,而其实每违于事势,然四方当局皆重其名而馆之,亦实非能尽其言也。”
  • 民主:油田、花园还是湖泊?
  •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加以应对。有人担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会导致国进民退,带来民主的退潮吗?面对这一问题,我想起不久前与老师和学友一起翻译的已故美国政治学巨擘查尔斯·蒂利的晚期作品——《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六五0——二000)》(以下简称《欧洲》)。虽然蒂利是研究抗争政治的领军人物,但是在《欧洲》一书中,
  • 在《七十年代》里我们的丢失
  • 《七十年代》从徐冰的《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开始。第一次看到徐冰的《天书》,是几年前在柏林的美国学院。院长史密斯先生有一天对我说:“在你之前还有一个中国驻院成员,他的艺术是东方型的,我们缺乏判断经验,你看看他到底如何?”给我递来的是一本徐冰的画册,一翻开就是他那铺盖天地的“天书”,我在一惊之后,立刻感到了这“天书”翻滚出来的海啸,从此开始关注徐冰的创作。这次在徐冰的自叙中终于看到了他秉性中的激情与执著,明白了这位才华横溢艺术家的锻造过程,欣喜、过瘾的感觉油然而生。
  • “文学知识”的背面
  • “文学”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情感与喟叹,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文学”始终是一个文学写作、文学文本、文学出版与传播、文学史、文学教育、文学期刊、文学批评等等因素,以及作家、编辑、学者、教师、出版商、批评家种种角色交错互动的空间。因此,一方面,在传统的作家与文本的研究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崭新的对象与问题有待开掘;另一方面,在缺乏对于这些新问题的充分研究时,对作家与文本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令人信服,也将被重新打上问号。由此,对于这一类的反思性研究,我们理应抱有更大的期待。
  • 画面上的歌声
  • 终于站在冷冰川的这些黑白刻画面前了。尽管大厅里的人群川流不息,尽管视线不断地被来来往往的身影遮断,尽管纷乱扰攘不绝于耳,尽管其中的一些画以前曾经多次打量过、凝视过了,可是,当我真的站在这些黑白刻画的面前时,还是有如被施了魔法一样,
  • “我依然信赖着人民”
  • 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七本,日本更高达四十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做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 未名的未名湖
  • 关于现北京大学内的那个小湖为何“未名”,有几种说法。
  • 世界·文本·批评家
  • 爱德华·萨义德的“作品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辑五种已出,第二辑六种正在陆续翻译出版,其中以批评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九八三)最为著名。今年九月是作者逝世六周年,这部著作的中译本面世,是我们对他最合适的纪念。萨义德在书中曾说:“任何事物一旦取得了文化偶像或者商品的地位,便不再叫人感兴趣。”也许他没想到自己日后也在国际上成为文化偶像般的人物。不过,作为他的读者,我们对他的兴趣并未因此有所减损。究其原因,一是他曾经雄辩地展开的政治文化上的议题远未失去时效,二是他的文字不斤斤于“学术论文”的起承转合,处处透出一种执拗的“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叶芝诗句)。
  • 相思怎成灰
  • 香印,为古人所用烧香之一种。唐人已用香印,在王建《宫词》中就有这样的诗句:“闲坐烧香印,满户松柏气。火尽转分明,青苔碑上字。”王建为中唐诗人,其所作宫词表现了宫中衣食住行诸多方面,特别是描摹女性生活细节尤为传神。明人胡震亨曾经评论说,唐诗不可注,一解释反而画蛇添足,但亦有不能不注的,譬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须发明;李贺之谲诡、李商隐之深僻,
  • 高罗佩笔下的小说回目及其意义
  • 从对中西小说异同的比较、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体制近现代命运的思考来看,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的《狄公案》系列创作体现出来的文体特点及其问世后之命运显得如此意味深长。虽然,“西方人写章回体小说,高罗佩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高罗佩著,杨权译:《秘戏图考》,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序言13页),并不具有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普遍性,却是中西两种叙事文学类型参照的绝佳角度。
  • 《南京!南京!》:历史叙事中的困境
  • 从博物馆和纪录片里,我们得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向来是沉重而压抑的,宛如一场梦魇。但在《南京!南京!》中,这惨绝人寰的历史一幕却第一次带给我们一种视觉的美感。在死寂的天空和烧焦的废墟之间,南京城正在遭受疯狂的屠杀,但这座浸在血泊中的城市,仍然遍布着日常生活的点滴之美。唐小妹在难民营教孩子唱越剧,不谙世事的小孩们纷纷翘起兰花指,跟着她咿咿呀呀地唱;娃娃兵争分夺秒,在战火间歇拉起黄包车做游戏,童真在最窄的缝隙里也能生根发弟劫后余生的小豆子走在山花烂漫的山坡上,吹起轻盈的蒲公英……用导演陆川的话来说,这些场景甚至有一种“梦幻感”。
  • 读史正似复棋
  • 黄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吾侪读史正似复棋,善弈者须算至七八着之后,方可制胜,睹目前之杀着,震愤失措,必无以应异时之变态。后人复棋,应知前人之失算也。”陈寅恪在《寒柳堂集》里谈到抗战胜利后,自己“重返清华园,始得读秋岳之书,深赏其阳台山看杏花诗‘绝色似怜前度意,蘩枝留待后来人’之句,感赋一律云:‘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阳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日可杀。
  • 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
  • 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史家大都注意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五四运动阐释权的争夺,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纠合在一起。如此常说常新的“五四”,毫无疑问,容易被“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有意义转移。至于是否真的实现“创造性转化”,当视一代人的心志与才情。
  • 画说
  • 供给制是战争时期的办法。因为无法满足需求,只好以供定需,规定对不同级别的人给予不同数量的基本供给。建国初期,解放区来的干部还是这个办法,以若干斤小米为计量标准,听着很觉新鲜。吃饭则都在单位食堂,按级别分作大灶、中灶、小灶。大灶普通,小灶优待。国统区的留用人员,则保持原先的工资,比供给制老干部要好得多了。
  • 《读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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