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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如阿Q当了作家
  • 《阿Q正传》里有一个镜头,革命了的阿Q,飘飘然地走在未庄街头,一向不把他瞧在眼里的赵太爷,不得不放下身段,“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叫:‘老Q’。”这有点滑稽,但也是这个世界上常常发生的错位和颠倒的事情。文坛尤其如此,没看上眼的作家,红遍大江南北,觉得不错的希望文星,湮没无闻;绝对不成气候的作品,卖了个好价钱,字字珠玑的杰作,乏人问津。所以,阿Q当了作家,而有的作家当了阿Q,都不是没有可能。
  • 男辫还是女辫
  • 我写这篇文章时.还不知道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谁.但是,倘若获奖者是个并不定居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并且是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出版其作品的.或面对西方翻译家写作.其作品并不是主要以中文流布.而是在西方比在中国国内更为人所知所赏的.那样的中国作家(或者严格而言.只是有中国血统.按实际身份算,应为西方某国的“少数民族作家”)那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 《壁虎村》
  • 滑稽,常使我们进入佳境
  • 对什么事感到滑稽可笑,往往是后来发觉的。当我们正进入滑稽佳境且又情不自禁的时候,很可能自以为在体验神圣、崇高及至伟大的味道。
  • 宽容为好
  • 《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大部分我都喜欢。例如谈王小波被中国文坛雪藏、封杀的一些文章,例如谈陈寅恪、傅雷、吴宓并论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的文章,都堪称是照亮混沌的思想界的火炬之光.金石之声。何满子先生的文章,虽有点脾气,但是他是过来人,遗老遗少一族,所以发发脾气,也可以理解。何况这脾气发得有理。
  • 毫无意义的纠缠
  • 一段时间以来,忏悔这个话题,几乎成了思想文化争论的热点之一。它主要由于我们经历过的那场可怕的灾难的十年浩劫而引发出来的。开始,人们只是就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公众行为提出反思一说,之后才渐渐地就“文革”中的个人行为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提出了忏悔的话题。看来,“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年轻的一代已对它十分陌生,但它留给我们全民族的一笔沉重的精神债务,仍然是难以回避的。
  • 去病小辑
  • 为了去病,谨遵医嘱,卧床。身体休息了,脑子却不肯休息,总在东想西想。想起些什么呢?无非是往事和今事。往事,乃忘却不了的亲情和友情。每逢想起这些,便免不了有些Neurotic。这原是靳以先生谈起他所尊敬的一位友人找不出适当的语词时冒出的外来语。当时我的理解是“她是有些神经质的”。我躺在床上想起亲情和友情,也有些神经质的,感到“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那么,不想也罢!今事呢?则是一些问题,想去想来,也无法追根究底。于今病魔已去,正在康复中,也就是正在设法吃得多一点,把自己养得壮一点。这不难办到,以养猪之道养人之身,吃了睡,睡了吃,总会增肥加重的;然而,那些问题还是问题,而且变成了解不开的情结。所以,还要择其尤者说一说,哪怕只有三言两语。
  • 异议《中国作家大辞典》
  •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厚达1008页、基本定价高达400元的《中国作家大辞典》,收进了6949名作家的辞条,比80年代出版的同名辞典,无论是在装帧还是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改进。正如该书主编照春先生在《编迄后记》中所说:“《中国作家大辞典》无论对作家本人、文学界,还是对全社会来说,都将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具书,一个闪耀着光芒的人才库,是20世纪中国文学财富的百宝箱,是21世纪文学创作源泉的奠基石”。但遗憾的是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竟然在短短的一年之内草草完成出版,这就难免出现疏漏,尤其是在辞典的规范性、完整性、代表性、文献性和史料鉴别、编撰体例等方面,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特提出与编写者和主持者商榷。
  • 陈年诸公的话语方式赏析
  • 世纪末,《星星》诗刊心血来潮,发起了一场关于“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一批诗人骚客、中学师生畅所欲言,针对现行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新诗篇目,纷纷予以抨击,指其僵化陈旧,误人子弟,一时竟成声讨之势。我也有一二短文搀和其中,尤以《陈年皇历看不得》一篇口无遮拦,直斥《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为粉饰太平的昧心之作。不久,有人开始反击。《华夏诗报》等处相继发表的大大小小二十多篇相约“奋起保卫革命诗歌”的檄文,矛头多半指向了我。在诗坛,我自然算不得什么角色,大约属于“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的那一类,一向不被什么人放在眼里,此番咎由自取,遭人围剿,不免惶惶然不可终日。
  • 一次不愉快的批评
  • 自1995年以来,我在从事美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分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对上海作家的研究,在《小说评论》、《上海艺术家》、《上海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燕平论》、《杜宣简论》、《戴厚英论》、《叶辛论》、《竹林论》、《宫玺论》、《宁宇论》等多篇文章。评论的对象中有前辈、同辈以及比我年龄小的一些作家,意在说明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处。批评的原则是:充分尊重与肯定他们对文学所作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出作家创作方面存在的某些局限与弱点。当然,我所从事的文艺批评只能是个人看法,不可能都说得准确。
  • “老舍散文大奖赛”征文启事
  • 贾平凹为何令好心人失望
  •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还是文学原理的研究者,似乎都爱谈“生活”这个词。“深入生活”‘熟悉生活”“文学的源泉是生活”等等提法在所有的文学报刊甚至在许多非文学报刊上俯首即拾。有人因谈“生活”而博得了理论家头衔,有的人却因谈“生活”而成了“右派”,胡风等人还因为谈“生活”而坐了牢。
  • 是谁赋予他如此话语霸权
  • 请先看一篇随笔的一段妙文:“除了诗人,别的再想,心里就含糊了,想来想去,五千多年没一个雕塑家。也没有音乐家,只知道有一曲子《高山流水》,一叫高渐离的古代人弹过,全中国就一个人爱听,两千多年前老高就把琴摔了——急的。舞蹈家有一个公孙大娘,听着是一老太太,习惯看到跳舞的都是小姑娘,上三十在台上脸盘子就大一圈,也不相信一‘大娘’能好到哪儿去。”
  • 在师生的相互吹捧之间
  • 道德文章俱佳的大学者往往成为大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大师的周围总有那么一群无拘无束的青年。“从夫子游”。是富有激情的精神之旅。大师是大学的精神支柱和生命符号,而自由思考的年轻学子则是学术薪火的传人。大师大都不把政府官员、校方领导放在眼里,他们不愿纠缠于庸俗事务之中。但是,大师们对青年学子却从不吝啬,尽管年轻人的狂妄、率直与大师的傲慢、豪放,其内涵和基础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又往往一拍即合。蔡元培先生把发展个性当作教育改造的重点,大师和他的弟子无疑是最具个性的一群人。他们的啼笑怒骂显得那么纯真,那么富有生气,因为思想的力量包含在其中。
  • 错了一堆人
  • 在我们这座城市,也有了茶馆,有一家就开在了我们单位附近。路过茶馆时,看到门上的对联,上下联装反了,我便向老板指出,要他们将那两块玻璃对换一下,老板很客气地表示接受。可是后来我再过茶馆门前时,看到那对联依旧错着。再后来,路过亲贤北街,看到一溜好些家茶馆,有的门联抄自前人诗中,自是不错,又都刻制得很精致,可惜好几家也将上下联挂反了。我想向他们指出,妻子死活不让.说恐怕人家就不相信对联还分什么上与下,你别自讨没趣了。
  • 新一轮的张扬
  • 贾平凹弄出那本《怀念狼》之后,就成天接受记者采访。而每一次被采访,差不多都要强调自己“害怕去人多的地方,害怕在人面前说话”。实际上,贾作家话也没少说,人多的地方也没少去。比如,他说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播采访他的片子时,他不愿意看,觉得自己太丑。这话就令人犯合计,既然不愿看自己,嫌自己丑,为何还要去电视台录像呢?拒绝采访录像不就完了么?比如贾作家总把害怕在人前讲话挂在嘴上,却并不害怕在记者面前讲话,他是通过记者跟人讲话,通过媒体在人前讲话,这样的讲话方式可谓是最佳选择,影响面大,市场效果好。
  • 徐康新著五种
  • 万勿腾出文学的舞台
  • 《广州文艺》创刊至今,大概超过20年了吧。从1980年起,我就是它的不变的订户,亲眼看到它从铅字排版改为电脑排版,亲眼看到它从普通开本改成较大开本,亲眼看到它从普通纸张印刷到高级纸张印刷,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换上新衣服一样叫我高兴。当然,它的内容也是很引人人胜的,开放的、前卫的气息,一直洋溢在它的每一个页码。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中,是它首先张扬起了“都市文学”的大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能留下一笔的。
  • 一句骂人话
  • 日子进入九十年代,“热爱文学”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回首前尘,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潮如同感冒病毒一样,坑害了整整一代有志青年。八十年代的文学,就像神奇的宝葫芦一样,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当作家无须读多少书,只要你认字就行。无论你是阿猫阿狗,只要一不小心写出点什么,只要有编辑有足够的耐心,能把你的稿子从废纸堆里捡拾出来,就算上上大吉。
  • 对名人的恭维能当真吗?
  • 一八五。年或者是一八五一年的秋天,屠格涅夫和德鲁席宁寄住在巴纳耶娃家里。巴纳耶娃是位女作家,她的先生巴纳耶夫是“自然派”的健将之一,其不少作品曾博得别林斯基的赞赏,对青少年的感染力,在当时,甚至不下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后来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一同接办《现代人》杂志,致力于编辑和出版方面的工作,扶植过许多作家。由此在他们家里,经常骚客满座,且大多是诸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类人物。
  • 小说界的四大天王
  •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句话我一直憋着没敢说,怕人认为又是李某人的极端思想。可这句话又像真理一样似乎越来越绝对,那就是在现而今的中国内地,写小说的人与这四位行尊生活在同一时代不仅是一种错误,也许更是一个悲剧了。
  • 关于文学的评论
  • 如果从《萌芽》杂志1959年第3期发表我的第一篇秤论文字算起,那么,我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大致已有四十个年头了。这不算是一段短暂的岁月。当然,在这四十年中,除去刚大学毕业的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十年几乎不能动笔外,实际上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时间也只有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二十五年,而真正集中精力干的时间也只有从八十年代初调进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工作以来近二十年的时间。(其中自1987年调鲁迅文学院工作,忙于教学行政业务,文学评论又成了业余工作。)这将近的二十年的时间,我是不敢稍有松弛和怠慢的,因为我意识到时间对于我这样被耽误了青春大好时光的人来说尤其显得宝贵。于是我把人们用于娱乐和体闲的时光都用来读书和写作。这样,才有近二百万字的文学评论行于世,而结集出版的文学评论集连这一部算在内,共有五册。当然,这算不得什么成绩,也不值得炫耀,却可以向关心我的读者诸君作个汇报和交代。
  • 令人心情复杂的诗坛
  • 2000年上半年,《上海文学》《花城》《作家》等多家重要文学期刊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联袂推出了“2000年新诗大联展”,其中荟萃了新时期以来数十位代表性诗人及新锐作者的最新佳作,阵容齐整,蔚为大观。这一醒目的诗坛现象引起了各方关注,它似乎既为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压轴性的亮相空间,又蕴含着某些令人回味的文化信息。这究竟意味着一种良好的端倪与生机,还是体现了一种具有表演色彩的突围姿态?因为众所周知,近年来的诗坛探寻艰难,气象繁复,却众声喧哗,纷争不断。
  • 黛玉爱上了焦大(外一篇)
  • “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大观园传开了:黛玉爱上了焦大。
  • “随时寻访大大小小的伊萨伊!”
  • 伊虚提·曼纽因(1916—),系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有玛奇道夫其人,曾为他写过一本传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伊虚提与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成了亲家(其女儿弥拉嫁了傅聪),他把玛氏所作传记寄赠傅雷一本。傅在仔细读过之后对傅聪说:“玛奇道夫写得很精彩;对人生,艺术,心理变化都有深刻的观察和真切的感受;趣味不错,没有过分的恭维。作者本人的修养和人生观都相当深广。许多小故事的引用也并非仅仅为了吸引读者,而是旁敲侧击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并暗示出不少艺术上的道理。
  • 海外学者面对现代性问题的焦虑
  • 海外汉学界或中国学界中,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学者,他们或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提出新的话语批评,或对中国国内的后现代研究提出质疑,或对国学热、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的问题发出另类声音。在这种意向各异的“后学”反省中,我以为以下学者的言说是有思想个性并值得倾听的,他们是杜维明、李欧梵、叶维廉等。杜维明在海外汉学界尤其是美国学界有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地位,李欧梵以其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而知名,叶维廉则在台湾和海外学术界有重要地位。正是这种思想的先行者地位和在多元问题中的独立思考,使我们不能不重视他们的意见。
  • 网络文学的悲哀
  • 我呆在一个小地方,在读大学和大学毕业以后都曾投身轰轰烈烈的中国民间诗歌运动。后来深感作一个诗人的悲哀——中国的民间诗人,太自恋了也太虚妄了,多数诗人在青春时代对于诗歌艺术的迷恋与痴心追求,到后来越来越走进了一个追逐虚名、自我欣赏的怪圈。我后来停止了诗歌写作,转而进入了小说作家的行列,小说这种形式使我稍微感觉到了我是在做什么——你作为一个作家,总是要别人读的,如果你不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那么你的作品又算什么?在我看来,写小说可以使我摆脱做民间诗人的那种虚妄和自恋。
  • 作家飞翔的翅膀
  • 很多作家对网络原创文学不屑一顾,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作家要么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原创文学,要么是对网络有一种偏见。在他们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文学创作是一项十分艰苦而神圣的事业,是应当像曹雪芹一样“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怎么到了网上,就跟春天的田野似的,到处都是疯长的野草?作家创作一部作品,呕心沥血暂且不论,辛辛苦苦写了出来,投到杂志上去,左等右等好几个月,却不见得一定能发表。
  • 狐狸窝里炒作出来的痛快
  • 传统新闻学中叫作信息传播的那种东西现在时兴称作“大众传媒”、“新闻媒体”。这样媒来媒去,每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潜意识里总有一种暧昧的感觉,觉得它有几分像“三姑六婆”甚至旧时小说里面的“马泊六”那种忙忙活活的角色。王朔曾借东洋老鬼子川端康成之语把时尚杂志叫作“狐狸窝”,也不外这个意思。这样说话显得不够严肃,其实是大众传媒那玩艺儿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媒成了这个样子,怪不得王朔和我出言苛刻。
  • “小说论坛”之绦起
  • “小说论坛”系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一个发言阵地,它采取与有关媒体合作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发表学会会员和学会朋友对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对小说历史和现状,对小说过去和未来……的各种见解。
  • 男权话语对女性形象的侵犯与强暴
  • 九十年代的文学中那些所谓写女人或是写性的小说、影视作品,大有“一支独秀”的势头。这与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色情服务行业的“繁荣”紧密相联——虽然在任何时代和国家,色情文化的“利润”及它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力都远远不能与直接进行色情交易的行业(妓院、夜总会等等)相比,但它们又确实是一根支脉上的两个“果实”(或说“毒瘤”),以供给不同的人或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心情下的不同需要。
  • 长篇小说“多卷本”现象
  • 就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来说,追求多卷本结构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多卷本”的出现,原因较复杂。有的确实出于艺术需要,有的则是出于某种时尚认识。比如人们就通常认为:长篇小说的最高美学标准是“史诗性”,而史诗性就意味着是个“大部头”。多卷本正好。认为“大部头”才能表现气势磅礴的史诗品格,史诗作品就应是个大部头,这种看法不仅相当普遍,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极端定论。
  • 我眼中的父亲
  • 年入古稀的父亲又要出新书了。作为女儿首次执笔为新书写上一笔。写一写我眼中的父亲。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有位与众不同的父亲。除了在年龄上比别人的父亲岁数大得多,更因为自懂事起就不记得他带我去游乐场玩耍嬉戏,看电影吃肯德基。无论逢年过节,他都用那坐如松般的姿势伏案写作。为了他深爱的诗歌,为了他的文学事业,孜孜不倦。写作对于他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而是天性使然,俨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他的才思是那样的汹涌澎湃,如同黄果树瀑布一泻而下。
  • 实为醋评 非酷评
  • 在我的印象中,韩石山先生是个写小说的,作为赵树理“山药蛋派”麾下的后起之秀,、已够荣耀;若还想虚荣也不难,就冠之以“现代土豆”如何?够“现代”够“后”够“解构而且主义”了吧?不料仍不满足,非要在做土豆小说家的同时再挂一个“酷评家”的头衔。这就张狂得让人不高兴了。何谓“酷评家”?是长得“酷”,还是写得“酷”?我怎的没感觉呀?倒是近日读了你评四川鬼才魏明伦的文章(《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3期《收租院、魏明伦及其他》),忽生一念:山西人爱吃醋。你写的那些酸溜溜文字大约与此有关。如此说来,把你的所谓“酷评”换成“醋评”“酸评”品牌,恐怕更适销对路。
  • 《绿岛内外》编后记
  • 两年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吴新萍小姐告诉我,他们打算出一套类似全集的《柏杨文集》简体字本,要我给她当参谋。柏杨是我尊敬的好兄长,我当然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把柏杨的著作单行本全部编成若干卷后,我发现还有一些很有价值、读者也十分喜欢的文章散见各种书中,于是建议把这些文字搜集起来,编成一个集外之集。目录整理出来后,经与柏杨先生商定,有所增删,又经过一番曲折,终于编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绿岛内外》。
  • 令人感动的《难忘初衷》
  • 人生活在现实中,人也生活在理想中。对理想的追求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人之为人、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何飞的长篇小说《难忘初衷》即写了一个革命者追求理想的一生,写得极其动情,令人看了十分感动。
  • 可以期望
  • 李门的中短篇小说选集《有情无情》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经诗人吉狄马加介绍,我有机会读到不曾谋面的作者这部“选集”的校样,产生了一些想法。在简要地写下之前,有个情况需要说明。在当代文坛上,就我所知,有两个“李门”。一个是广东人戏剧家李门,一个就是本文所想谈的四川人李门。前者是老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但也写过如中篇小说《辅弼之歌》。这段话本可不说。为什么想说呢?纯属一个偶然的原因引起的。
  • 走向大雅的《红岩》
  • 近两年来,由于市场化的挑战与威胁,文学杂志曾一度出现了改刊狂潮。那些发行量锐减的纯文学杂志为了寻找一条新的生存之路,纷纷大刀阔斧地改版,或者彻头彻尾地改刊,有的向通俗化靠拢,有的向知识界进军……几年之后再看,有的改糟了,有的改砸了,有的改了一通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有的却想回也回不来了。当然,也有的确实改得很成功。就在这样的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之下,《红岩》是如何呢?以一个文学研究和批评工作者的眼光来看,我觉得,《红岩》确实改出了气派,改出了品位,改出了新世纪文学杂志的风范。
  • “金秋时节看大连”圆满结束
  • 受大连作家协会邀请,陈忠实、许淇、曾镇南、高建群、殷慧芬、朱铁志、刘元举等作家于2000年10月金秋时节赴大连参加了由《新商报》、《中国企业家》、大连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协办的“金秋时节看大连”的活动。此次活动,旨在使作家进一步了解大连,让作家感受到大连的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和勃勃进取的城市精神,为作家的创作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生活感觉。
  • “快乐的悲观主义者”的文学展望
  • 本文倘蒙编者垂青刊用,当在2000年最后一期了。恰值踏上公元第三个一千年的门槛,因此这回想对未来的文学作一番展望,当然属于管窥蠡测之类。
  • 九不可为
  • 做人之道是个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研究的大道理,自己是个写文章的人,记得也写过许多该做什么的文字,但较少写不该做什么的文字,不习惯今日与友人聊天,说到文化人不可为的事情。想想有理,文人有文人的样子,有些事确是不可为,做了就没有样子,挨骂难免,当紧的是自己就看不起自己了。我想了想:做了哪些事会自己看不起自己呢?扳着指头数了数,我对自己说:叶某你若要做个不骂自己的文人,九不可为也!
  • 本刊继续开展“馈赠邮购”服务
  • 请毛先生笔下留神
  • 现如今,报刊泛滥成灾,舞文弄墨的人多了,怡神醒脑的好文字反而不容易见到。有些高产的写手把文章铺得满世界都是,结果,其尊姓高名固然被人记住,但那种“随地吐痰”似的文字却实在教人不敢恭维。我有位信佛的朋友,曾义形于色地说。
  • 说“三”道“三”
  • 常说“说三道四”,为何反其常而说为“说三道三”?本来,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崇尚偶数已是根深蒂固,人们视“二”、“四”、“六”、“八”为吉祥。前几年大兴拍卖汽车号牌和电话号码之风,凡偶数则身价不凡,尤其是沾“六”带“八”的,更是价值连城。据说某地一块6个“8”的汽车号牌,拍卖了80万元人民.币。查阅汉语字词典,偶数大多用于褒义,奇数大多用于贬义。“说三道四”就指的是那些喜欢背后议论、搬弄是非的现象。可为什么又用了一个偶数呢?大约是为了说起来容易上口,而且由于“四”与“死”谐音,在偶数中是最令人讨厌的一个数,把它“降格”与奇数为伍也无妨。
  • 喧嚣远去的夜晚
  • 我终于有可能放下手中的编辑业务,平心静气地坐于案头,清理一下摆在我面前千缠万绕的文化思绪。
  • 答记者问
  • 假如阿Q当了作家(李国文)
    男辫还是女辫(刘心武)
    《壁虎村》(李霁宇)
    滑稽,常使我们进入佳境(毛志成)
    宽容为好(高建群)
    毫无意义的纠缠(孙静轩)
    去病小辑(冀汸)
    异议《中国作家大辞典》(古远清)
    陈年诸公的话语方式赏析(毛翰)
    一次不愉快的批评(邓牛顿)
    “老舍散文大奖赛”征文启事
    贾平凹为何令好心人失望(鲍风)
    是谁赋予他如此话语霸权(鄢烈山)
    在师生的相互吹捧之间(丁国强)
    错了一堆人(马斗全)
    新一轮的张扬(苏阳)
    徐康新著五种
    万勿腾出文学的舞台(冯越)
    一句骂人话(慧子)
    对名人的恭维能当真吗?(李一清)
    小说界的四大天王(李更)
    关于文学的评论(何镇邦)
    令人心情复杂的诗坛(杨斌华)
    黛玉爱上了焦大(外一篇)(陈鲁民)
    “随时寻访大大小小的伊萨伊!”(金梅)
    海外学者面对现代性问题的焦虑(王岳川)
    网络文学的悲哀(丁德文)
    作家飞翔的翅膀(陈富强)
    狐狸窝里炒作出来的痛快(王谦)
    “小说论坛”之绦起(陈骏涛)
    男权话语对女性形象的侵犯与强暴(刘慧英)
    长篇小说“多卷本”现象(李运抟)
    我眼中的父亲(黎幽佑)
    实为醋评 非酷评(李永欢)
    《绿岛内外》编后记(牧惠)
    令人感动的《难忘初衷》(朱珩青)
    可以期望(吴泰昌)
    走向大雅的《红岩》(郝雨)
    “金秋时节看大连”圆满结束(晓风)
    [茶座]
    “快乐的悲观主义者”的文学展望(何满子)
    九不可为(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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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毛先生笔下留神(王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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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道“三”(杨学武)
    [独白]
    喧嚣远去的夜晚(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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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记者问(伍立杨)
    《文学自由谈》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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