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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从司法实践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论法与社会的互动
  •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将面临法律移植、法制现代化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革,这必然要求我们以多元的法律意识来取代单一形态的法律意识,以多元的理念与规则推进政治和司法体制改革,协调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作为规则的“法”和民间规范等的关系,从而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全球化时代也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 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和目标——对司法正义的一种理解
  • 以冲突解决中的人类需要为依据,冲突解决的公正性、效率性、确定性和自治性构成了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的各要素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矛盾,这意味着当事人和社会都必须理性地为冲突解决设定现实目标。对冲突解决的理想性状的揭示,具有冲突解决的正当性的构建功能。
  • 论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联——一种功能主义的诠释
  • 在“物”具有情感寄托功能和人身象征功能的基础上,精神损害赔偿机制仅仅适用于人身权受侵害的情形显然不当,为了保持民法制度功能的协调,为了实现民法最大化保护人之利益的功能,民法应当在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之间建立关联。不过,出于法律确定性的需要,此处的“物”应当是所有权的客体,而且其具备的上述两个功能应当得到生活世界公众的普遍认可。
  • 宪法性法律的性质界定
  • 宪法性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它们与其它法律一样都是对宪法的“规则化”,但又与其它法律明显不同: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法,是“国家”法,是“权力”法和“权利”法。它们通过将宪法内容具体化、程序化来保障宪法。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欠缺,这是我国宪法不能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 刑法学中“人”的观念的演变
  • 在刑法学中,对主体的态度不同,刑法立场就可能不同。近代以来,随着刑事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的先后登场,刑法学中的人开始从“抽象刑法人”过渡到“危险个体”。如果要在刑事领域坚持一种法治立场,刑法学应当采用‘‘抽象人”的观念;但是,司法实务总是倾向于探求个人的危险性格。由于刑法理论和实务之间对人的看法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所以,有必要根据规范违反说,提出“规范意识主体”的概念,以使刑法学对“人”的看法更为合理。
  • 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维度——经济法基石范畴解读
  • 社会整体利益是经济法的基石范畴。因其与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关联,在以往经济法学的研究中被严重“误读”。从法哲学维度对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应当明确社会整体利益以个体利益的存在为前提,绝大多数社会主体共同的欲求即为社会整体利益,并且要将其与国家利益作严格区分。对东西方法治秩序的演化分别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各自的法律制度及其演化亦有差别。经济法所体现和维护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有赖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普遍化和持续化以及相应制度的构建。
  • 请求权的本质之探析——兼论物上请求权的性质
  • 民法基本理论中的请求权具有多重含义,使用较为混乱。从本质上讲,请求权是原权利的救济权,是原权利法律效力的体现,是原权利人寻求法律保护的手段。请求权不同于债权,他们是原权利与救济权的关系。物上请求权也是独立于物权和债权的救济权。
  • 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
  • 公共政策所表示的,乃是政府(在某些时候也包括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一定时期里为满足社会的某一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目标或纲领,它也常常意味着与国家立法不一致的政府行动,是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裁判的重要因素。公共政策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裁判中,在对公共政策给予必要的、善意的尊重的同时,对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力问题慎重对待,有条件地将之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资源。
  • 交通肇事罪中四种“逃逸”行为之认定
  •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中的多发现象,为刑事司法与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在不同情况下,“逃逸”的刑法意义并不相同,刑法第133条和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总共包括了四种情形的“逃逸”,分清这几种情况下的“逃逸”,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 由现场勘查的性质反思我国刑事立案制度
  • 现场勘查是侦查破案的起点和基础,是获取侦查线索和犯罪证据的重要途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国传统理论、相关法律和司法实践均笼统认为,现场勘查的内涵是对现场进行的实地勘验、检查,现场勘查的性质是侦查活动。现场勘查之内容应包括现场实地勘验和现场访问,从其性质看,立案前的现场勘查和非犯罪事件现场勘查也应属于侦查活动,但刑事立案制度的存在使其实然性质又不是侦查活动,因此立案制度有其不合理性,建议将侦查确定为刑事诉讼活动的起点。
  • 保险利益原则及其应用
  • 保险利益既非经济利益也非关系利益更非法律利益,而是指可以转嫁的不确定的风险。财产保险利益以可能损害为量化标准,人身保险利益以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为依据。保险利益的主体应当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是保障保险活动健康发展的前提。
  • 论表决权信托
  • 表决权信托作为获取公司控制权的一种重要手段,是美国公司法上比较活跃的制度。但是,它的命运经历了从否定到争议再到肯定的过程。表决权信托的成立要符合三个要件,即采取书面形式、不能超期并进行登记、公示。通过对表决权信托证书持有人及受托人权利和义务的分析,对表决权信托的构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首重分析了事实上的虚假表决权信托。针对表决权信托的特性,我国应通过适当立法途径建立起相应的表决权信托制度。
  • 知情同意理论中医生说明义务的构成
  • 医疗损害赔偿范畴内的知情同意理论是从医患关系之利益依赖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具有医学伦理和医疗法律、消级性和积极性等不同层面的功能。知情同意作为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整体性,可构成责任基础和权利请求的独立根据。而知情同意范畴内医生说明义务,应以其作为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为宜,将“知情同意。作为一整体性独立义务施加于医疗机构。医生的说明义务履行充分性的判断应以理性医生标准为基础,并充分平衡病人标准对病人利益为保护。
  • 合作、牵制与法律程序——新东欧六国紧急权力制度
  • 如果以谁有权宣布紧急状态作为分类标准,那么,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总统模式;而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议会模式;实施议会模式的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议会闭会时紧急权力的宣布情形。与“事实时空”模式和“独任”模式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典理论相反,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制度时空”模式和“合议”模式,强调法律程序、合作、牵制和妥协。新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的目标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 欧美并购控制法实体标准比较研究
  • 实体标准是整个并购控制体系的核心,也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欧盟最新并购控制立法确立的“严重妨碍有效竞争”实体标准与美国奉行的“实质性减少竞争”标准一样都反映着并购控制的本质。欧美采取大同小异的并购实体标准有利于推动国际跨国并购审查结果的一致性,促进并购活动的发展。我国应确立“严重妨害正当竞争”实体标准并配套颁布并购评估指南,注重并购审查的经济分析。
  • 效果规则在美国网络案件管辖权领域的适用
  • Zippo案所确立的滑动标准在美国网络管辖权实践中得到了广泛依循,然许多判例表明,美国法院在确定是否应对涉网案件行使管辖权时,有偏离滑动标准而采用更为宽泛的以行为后果为基础的效果标准的可能。依此标准,法院在确定应否行使管辖权时,不再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对所涉网站自身的特性及其潜在影响的考察上,而是集中在所涉网站在管辖区内所产生实际后果的分析上。具体到实践中,不同法院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对效果规则的适用则有所不同。
  • 《法律科学》1999—2003年载文、作者及引文计量分析与研究
  • 《法律科学》选题丰富,内容专深,社会反响较大;作者队伍相对稳定,诸多知名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术新秀是其作者队伍的中坚;编辑出版符合《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办刊特色。《法律科学》是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中高层次的学术性专业刊物之一,在国内同类专业刊物中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封面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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