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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价值性冲突犯罪及其立法策略展开
  • 在犯罪学上,犯罪有物质性冲突犯罪与价值性冲突犯罪之分,前者意味着犯罪目标是追求某种物质利益,而后者则体现为犯罪人对当前法律、制度等之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对于价值性冲突引发的犯罪,因其涉及犯罪人对自我之社会存在形成了根本否定,因而较物质性冲突犯罪而言不仅更难治理,而且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法益侵害性。由此决定,刑法对此类犯罪不能采用结果本位主义,而是应该以行为为中心,确立新惩罚主义刑事政策,重视刑法保护的"三化",并对刑法分则的犯罪归类做出调整。
  • 变体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的关系
  • 构成要件是类型化的不法,变体构成要件是在基本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对不法的变更,是在行为不法或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的结合两方面对基本构成要件的变通;而量刑情节至多在结果不法的层面有所变化。区分变体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对于确立二元为主的不法评价体系和解决犯罪形态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判例已经认可了变体构成要件的存在。
  • 浅议刑法的明确性
  • 选择从语言哲学入手,试图重新解构具体案件事实同规范文本之间理论连结的逻辑框架,力求较为深入且细致地剖析并论证出,刑法明确性原则在此架构内,如何往返作用于刑法教义学理论与司法实践活动之间。同时,以犯罪论体系关于不法与罪责、构成要件性错误、禁止性错误等理论分析为论证媒介,结合法益概念、刑事政策等为理论背景,以期探讨刑法明确性所具有的多维度、多层次范式下,其统领并衔接刑法学各个相关理论的学术指导性意义。
  • 类型人标准说之提倡——兼评预见能力判断标准的其他学说
  • 确定合理的判断标准,是准确判断行为人的预见能力的关键。学界所提出的判断预见能力的客观说、主观说、以客观说为参考以主观说为标准的折衷说以及主客观统一说,均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并不足取。类型人标准说,即以行为人所属领域的一般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预见能力,符合预见能力判断标准的实质,与其他标准相比,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是判断行为人的预见能力的最为合理的标准。
  • 抢劫罪暴力的再考察——以司法适用为视角
  • 抢劫罪是司法实务中的常见、多发罪,理论研究是比较透彻的,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争议比较多的,有必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厘定。当前有关抢劫罪的"暴力"手段行为的理解上,仍然存在重大的争议,而这样的问题,直接涉及到对抢劫罪的司法适用,以此为目的,本文就抢劫罪"暴力"理解的几个重要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 盗窃罪双重定罪模式的重申与修正——基于与台湾地区刑法的比较
  •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盗窃罪均采用相对狭义的盗窃罪概念,但在违法类型性质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台湾违法性类型的性质是单独的,而在大陆刑法中是重合的。大陆的定罪模式采用定罪+定量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单一定罪模式。对于轻微盗窃行为大陆采用的是立法处理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司法处理模式。两种定罪模式各具合理性,但是引入单一定罪模式则与大陆当前刑法理论体系不兼容。基于此,我们仍应坚持双重定罪模式,分析其背后制度设计的依据并予以修正,为大陆刑法定罪模式的合理性发展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
  •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之省思
  • 为了惩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行为,中国刑法反腐败体系先后经历了以共同犯罪模式处罚到以单独犯罪模式处罚,以及由司法解释探索处罚规则到由刑法典直接规定罪刑规范的转变。司法解释格外关注对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解决司法解释产生的刑法真空而设,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法律障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一般化应是今后的完善方向。
  • 渎职罪损害后果认定问题研究
  • 渎职罪的损害后果是渎职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损害结果。应当将渎职罪有关生命的损害——致人死亡的提法改为"死亡一人"的后果即可。渎职罪造成的死亡应当是生理死亡。重大责任事故造成人员失踪应当考虑研究制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对于不同罪过的渎职罪,"致人伤残"的标准应有所区别。对于"严重中毒",应取消"严重"的界定,根据食物中毒和职业性中毒的分级标准,对立案标准进行修改。对于"财产损失",应区分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个人损失与单位损失。
  • 论刑事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 刑事程序合法性的证明决定着程序性制裁制度能否发挥实际的效用。它属于典型的程序性事实的证明范畴,一般应当采用自由证明的方式。在自由证明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刑事案卷的证据价值,正确把握程序违法程度与证明标准的比例关系,注意口供合法性证明的特殊性。程序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应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辩方应承担程序违法的初步证明责任,控方应承担程序合法的反证责任。法官在特殊情形下有主动查证的职责。
  • 比较法视野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 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得到适用,但"可做不可说",极具神秘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其增设为一种法定侦查行为,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制,这有利于防止其滥用而侵犯侦查相对人的基本人权。但从比较法视角进行审视,许多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 论侦查询问中的交流技巧——以证人和被害人为中心
  • 在侦查询问中侦查人员与证人缺乏效率的交流严重制约着证言提取的数量与质量。良好的交流技巧有助于促进询问双方亲和关系的建立,实现询问控制权的平衡,改善证人的描述质量以及提升证人参与刑事司法程序的意愿,从而能够实现询问双方互动与交流的最大化,确保侦查人员获取言词证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证据衔接及拓宽机制研究——基于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展开
  • 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是我国现代反腐体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衔接机制顺畅与否直接影响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和成效。当前,《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仅从证据角度对办案衔接机制进行了规定。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衔接机制的连接点还包括:合法证据收集主体的互认机制,证据程序上的衔接机制,证据种类衔接上的解释机制等等。此外,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证据衔接机制的实施也会引起和影响相关案件线索交流机制的重建、案卷移送程序机制的重构和人权保障机制的架构。
  • 侦查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初探——以侦查环节实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入手,论述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以及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蕴含的理念,并对建立侦查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检察办案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
  • 职务犯罪轻刑化法律监督探讨
  • 目前我国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凸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职务犯罪轻刑化背离了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弱化了刑罚的目的,损耗了全社会反腐败的功效。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建立对职务犯罪的立案备案制度,增强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力度,建立职务犯罪量刑建议制度及执行阶段的监督制度,冀此化解职务犯罪轻刑化这一难题。
  • 非法集资类案件实证研究——以江苏省S市数据为基础
  • 近年来集资类案件逐渐频发,涉案数额大、参与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本文剖析了非法集资行为的逻辑结构并辨析相关刑法罪名,通过对S市集资类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案件频发的原因在于投资渠道狭窄、企业融资困难、社会存在暴富冲动、群众难以识别集资行为、缺乏监管预防机制等,并提出了区分融资形式妥善疏通分流,整合监管权能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综合治理探索风险监测,建立考评制度强化责任追究,突出宣教机制增强风险意识,强化服务职能审慎刑事打击等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最新进展及其对中国反腐败的启示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建立了新的履约审议机制,这种机制既是对公约实施履行情况的监督机制,也是法治评估模式的创新。从宏观层面看,履约审议机制的实施将对中国反腐败的工作格局、职权配置、运行模式以及法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 谁为主体:美国量刑史上的难解之题
  • "谁为量刑的适格主体"乃美国量刑史上一道难解之题,该问题最初系因监禁刑诞生所引发,在早期形成了"法官抑或陪审团"的答案论争。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变化,历史上美国量刑主体事实上呈日益复杂的变迁之势,但至今在"谁为主体"的回答上仍未有统一圆满的答案。
  • 论美国刑事证据法中的异议制度及启示
  • 异议制度是美国刑事证据法中一项重要制度,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阶段:其一,审前阶段的异议。其二,交叉询问阶段的异议。异议制度依托于一定的文化与诉讼制度背景而存在。该制度彰显了程序公正,有助于探究案件真相,提高诉讼效率及增进其他一些重要社会价值,值得关注。
  •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倾力打造“四大品牌”熠熠生辉
  • 蓝图新绘就,南沙再起航。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新区成为第六个国家级新区,迎来了科学发展的黄金期。在这光辉的历史时刻,南沙区检察院坚持"以检察文化建设为引领,全面增强队伍凝聚力和向心力,努力打造南沙检察工作品牌"的工作思路,全面履行检察职能,突出南沙新区特色,各项检察工作有亮点、有突破、有创新,积极为南沙新区建设保驾护航。
  • [刑法理论]
    价值性冲突犯罪及其立法策略展开(姜涛)
    变体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的关系(邵栋豪)
    浅议刑法的明确性(韩啸)
    类型人标准说之提倡——兼评预见能力判断标准的其他学说(张健)
    [个罪研究]
    抢劫罪暴力的再考察——以司法适用为视角(林亚刚)
    盗窃罪双重定罪模式的重申与修正——基于与台湾地区刑法的比较(杨大伟)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之省思(李怀胜)
    渎职罪损害后果认定问题研究(李忠诚)
    [诉讼理论]
    论刑事程序合法性的证明(林劲松)
    比较法视野中的技术侦查措施(兰跃军)
    论侦查询问中的交流技巧——以证人和被害人为中心(方斌)
    [检察理论]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案证据衔接及拓宽机制研究——基于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展开(邹绯箭[1] 郭华[2])
    侦查环节的权利保障机制初探——以侦查环节实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苏喜民[1] 阎玮[2])
    职务犯罪轻刑化法律监督探讨(杨凤宁[1] 何斐明[2])
    [调查报告]
    非法集资类案件实证研究——以江苏省S市数据为基础(闵钐 朱亮)
    [国际刑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最新进展及其对中国反腐败的启示(卢希起[1] 姜昊昂[2])
    [国外刑事法制]
    谁为主体:美国量刑史上的难解之题(康黎)
    论美国刑事证据法中的异议制度及启示(刘国庆)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倾力打造“四大品牌”熠熠生辉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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