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登录 | 免费注册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刑法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
  • 翻开历史画卷,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类社会自从建立刑事法律制度以来,对犯罪者科以刑事责任,一般都是通过刑罚的力量来实现的,“然而科人以刑责,何以能实现正义,亦即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如何,是乃刑法思想之根本问题,每因时代不同而异其见解。”
  • 刑法的一种心理学分析
  • 人是刑法的目的,刑法越发展,其与心理学的联系就越密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国刑法的有些规定阻碍了罪状认知评价功能的发挥,人身危险性的考量也忽略了心理的诸多因素,刑罚的惩罚性与人权保障的失衡则影响了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和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刑法规范必须遵循心理学的基本规律,我国刑法应依此作进一步的完善。
  • 论犯罪标准体系
  • 主流的平面型犯罪构成理论在指导司法实践时应改造为递进式的标准结构。依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标准应具有罪行和刑事责任两个基本层次。各层次内部还包含一些具体方面和要素。各类要素应按照刑事司法实践的内在逻辑作有序排列,形成逐级深化的开放式立体体系。
  •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 我国刑法理论按作用标准划分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法定的独立共犯人。然而,如果通过逻辑学和共同犯罪原理对胁从犯的立法定义进行剖析,便会发现,“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指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并非法定的独立共犯人。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典没有从正面为胁从犯概念正名,胁从犯的生成只是刑法理论的一相情愿。其次,主犯与从犯两个概念在逻辑关系上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二者的外延之和已经完全涵盖了“犯罪”这一邻近属概念,胁从犯在作用分类法中没有自身的立足之地,只能渗透到主犯或从犯之中。最后,胁从犯的“被动性”决定了主观故意的间接性,司法部门仅凭借主观因素界定被胁迫犯,必然导致立法与司法的脱节。
  • 重复评价禁止与想象竞合犯
  • 所谓的重复评价,表面上是对存在论上的同一事实进行重复使用,实际上是在定罪量刑时对其所反映出来的同一不法内涵和同一罪责内涵进行重复考量,进而导致双重处罚。而禁止重复评价是对符合重复评价的各种情形的反对。在想象竞合犯的场合,具备数个不法内涵和数个罪责内涵是将想象竞合犯划归为实质数罪的质的原因,在同一机会里仅存在一个行为事实是对想象竞合犯从一重重处断的量的基础。
  • 论公司犯罪中责任人员的范围确定
  • 公司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组织性的主体,其意识与意志具有整体性,在公司罪过支配下实施的公司行为的刑事责任应当由公司来承担。公司是自然人的集合,自然人是公司存在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而且,在公司中特定自然人的行为代表着公司行为,其意识与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被归罪于公司,在公司罪过形成与公司行为实施中,公司特定自然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是逻辑的必然,是与其在公司中的地位与公司犯罪中的作用分不开的。如何确定公司犯罪中责任人员的范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棘手难题,需要结合公司性质、权力结构进行具体分析。
  • 单位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 单位合同诈骗罪应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合同诈骗犯罪意志的单位性;二是利益归属的单位性。以此为基准,再结合司法解释,就可以对实践中容易混淆犯罪主体的情形包括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实施合同诈骗的情形作出准确认定。以所有制形式为基准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方法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
  • 论挪用型犯罪中“营利活动”的司法认定
  • 挪用型犯罪中的“营利活动”不仅包括民商事法律领域所指的“营利活动”,还包括多种非典型的“营利活动”。行为人挪用资金后自用或者参与使用这笔资金,有可能得到收益或者减少自己支出的行为,都属于刑法挪用型犯罪的“营利活动”范畴。在此基础上,依据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程度,可以将挪用型犯罪中的“营利活动”分三个层次,在量刑上予以区别。
  • 入户抢劫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 刑法第263条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加重处罚的8种情形之一,并对其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较重的法定刑幅度。由此可见,入户抢劫是立法旨在严厉惩治的一种犯罪行为。由于司法实践中入户抢劫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在具体认定时,对“户”的范围、“入户”的非法性、暴力实施的“当场性”以及转化型入户抢劫的认定等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对入户抢劫的认定方法作一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 论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 不赋予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和保护,而且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亦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更有悖于司法公平。要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人权,摆脱司法窘境,必须对与被害人上诉权有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诉讼结构平衡理论、刑事公诉案件求刑权的归属以及权利与权力相制衡问题、公诉案件纯正性和上级司法机关工作量加重等问题进行深入、彻底的反思、清算和剖析,并从立法上进行疏浚,以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
  • 当事人伪造证据是否应当规定为犯罪
  • 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程序法比较分析看,它们在诉讼双方的地位、诉讼是否涉及当事人自由或者生命的剥夺、诉讼当事人的辩护权是否容忍其伪造证据三个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伪造证据行为不应构成犯罪,而民事和行政诉讼当事人的伪造证据行为应当规定为犯罪。
  • 传闻证据规则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由于传闻证据没有经过原供述人的宣誓并接受反询问,同时具有极大的误传危险性或伪造可能性,因而采行对抗制国家传统上排除传闻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但是,严格的排除传闻证据无疑会对案件的证明带来不便,因而几乎在传闻证据规则确立的同时,传闻证据规则的一些例外情形也被确立。“英美式”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法文化传统、诉讼模式等不相适应,缺乏进行法律移植的前提和基础,但可借鉴其合理“内核”。
  • 刑事身体检查制度的法理分析
  • 刑事身体检查是测试“刑事诉讼法作为应用宪法”最佳的“试金石”之一。它一方面是犯罪证据的调查手段,另一方面也构成对被检查人基本权利(如隐私权、身体不受侵犯权、反对自证其罪特权等)侵犯的强制措施。立法应当将证人纳入身体检查的范围;具体规定身体检查的启动条件;区分非侵入性身体检查和侵入性身体检查,原则上禁止对被害人、证人实施侵入性身体检查;并构建侵入性身体检查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被检查人各种诉讼权利;完善刑事身体检查的执行规范以及对违法身体检查的制裁措施的规定。
  • 对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权的构建思考
  • 依据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审判必须提请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许可。但是,由于法律对于人大行使许可权时审查的内容、审查的程序,对许可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等等并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因而在实践出现了不少问题。人大的许可权是一种有限审查权,因此,应当明确人大许可审查内容以程序性审查为主,以实体性审查、事务性审查为辅;完善人大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的具体操作程序及审查的期限;建立对人大许可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等。以此来构建我国人大行使许可采取强制措施、审判的制度。
  • 同意监听的内在冲突及其解决
  • 同意监听作为监听的一种特殊情形,在犯罪侦查中的适用存在着内在冲突。作为一种任意侦查手段,同意监听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并增强侦查有效性,但同时也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对此,各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要发挥其提高侦查效率之利,避免其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弊,必须对同意监听的合法性进行合理把握。
  • 更正说明
  • 关于缓刑适用现状的统计与分析
  • 由于我国审判管辖的划分以及缓刑适用条件的限制,缓刑的适用主要存在于基层法院。掌握基层法院缓刑适用的现状,对于科学、理性地适用缓刑具有直接的意义。为此,笔者以一个审判庭的一年的判决情况为依据,进行分析。
  • 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判断——色诱抢劫案中女性帮助犯的定性
  • 2004年4月初,陈某、周某、张某(女)三人一起吃饭时,陈某提议由张某利用色相勾引一些年龄较大、有家有业的男人,先把这些男人带到事先租好的出租房里,然后由陈某和周某冲进房内,以事主勾引陈某媳妇为由,敲诈钱财。周某和张某对此均表示同意。2004年4月15日21时许,张某将事主李某勾引至预先准备的出租房内,二人刚并排坐在床边,陈某、周某即闯进房内,先是假意训斥张某,并打张某一个耳光;
  • 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
  • 听讼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追溯“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以案例形式归纳“五听”制度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听”制度作一价值评析,管窥这一制度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 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利弊分析
  • 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该《规约》2002年7月1日生效,国际刑事法院在当日正式成立。该法院专门审判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审理的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体现了国际社会防止和惩治战争罪恶和有组织反人权罪行的决心,呼吁世界各国尽快加入并批准《规约》。中国尚未加入《规约》。
  • 检控裁量模式及其适用——关于朱丽叶·方达检控裁量模式理论的介绍及启示
  • 朱丽叶·方达(Julia Fionda)认为,根据一些国家扩大检控裁量权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出检控裁量的三种模式,即操作效率模式、恢复模式和社会公信模式。用这些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或解释检控裁量权扩大可能遇到的诸如侵越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和公共利益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和质疑。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检控环节调节诉讼运作以提高司法效率,平复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增强司法效果,昭示法律威严以强化司法公信等方面的功能,必须适当扩大我国检察机关的检控裁量权。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5号

    邮政编码:100040

    电  话:010-68630197 68630206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9017

    国内统一刊号:cn 11-3891/d

    邮发代号:82-815

    单  价:16.00

    定  价:192.00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