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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刑事证据的性质、功能及其可采性
  • 刑事证据的基本功能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事实问题,亦即为刑法评价提供“中性无色”的评价客体。而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之法律问题的评价标准只能是法律,犯罪的事实存在与否之事实问题的判断根据则只能是相关的事实,故事实性和关联性是刑事证据的基本性质。鉴于一物是什么,与一物是否真实存在,并非同一种类的问题,本文认为,诉讼主体提供的一件物品或一个陈述具备哪些法律要件或属性时才是证据,属于证据概念理论研究的范围;一个证据具备哪些法律要件时方可作为定案的根据,则属于证据的可采性理论研究的范围。相应地,证据的审查判断,也应分为两个步骤:一是证据资格符合性判断;二是证据的可采性判断。
  • “刑事政策”应当是什么?——刑事政策概念解析
  • 自刑事政策概念提出以来,关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五花八门、七说不一。或者分为狭义、广义说。或者试图在五花八门的刑事政策定义中提取“最大公约数”,总之,是在抽离历史与文化因素、忽视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对刑事政策一词做纯粹的语义分析和诠释。从根本上说,上述方法是有所偏误的,它没能切重刑事政策定义之争的本质和要害。本文认为,必须结合刑事政策概念提出、演化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关于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去厘清刑事政策的本义。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刑事政策的定义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更为准确;刑事政策的定义之辩,本质上不是语词或表达技巧之辩,也不是一个已然的刑事政策究为何物之辩,而是我们应当坚持怎样的刑事政策观念之辩;狭义刑事政策与广义刑事政策之分,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无价值的;应当坚持科学的刑事政策观,这种科学的刑事政策观,与古典派的强调刑罚运用技巧和策略的刑事政策观大相径庭。
  • 犯罪客体重合性罪数标准的倡导
  • 在实然的层面上,当前的罪数理论并没有真正贯彻犯罪构成的罪数标准;在应然的层面上,犯罪构成也不应当成为罪数的判断标准。罪数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犯罪客体的重合性。若多个犯罪构成是在对同一客体的同一次侵犯过程中实现的,则此多个犯罪构成的客体具有重合性,属于一罪形,态;反之,则此多个犯罪构成不具有重合性,属于数罪形态。据此,法条竞合犯、结果加重犯、吸收犯属于一罪形态,应从一罪处断;连续犯、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属于数罪形态,应数罪并罚。
  • 刑罚政策的概念、功能及模式
  • 刑罚政策即关于刑罚运用的策略。刑罚手段在抗制犯罪方面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刑罚政策在目前各国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刑罚政策在刑罚的立法设定和司法运用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导向与调节两大功能。刑罚手段的运用也要讲究可持续发展,面对罪刑矛盾的恶性循环,两极化的刑罚政策是理性而现实的选择。
  • 金融违法行为入罪研究
  • 关于金融违法行为的入罪,学者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观点是与外国的刑事法律及我国金融非刑事法律的法律责任中的照应性规定相比较,只要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的金融犯罪,则予以增设。本文在指明其弊端和剖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实现某些金融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应以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并坚持刑法的谦抑原则。据此考量标准,建议增设欺诈客户罪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罪。
  • 论刑法法益解释论机能之运用——以伪造文书罪为例
  • 刑法法益具有合理解释各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机能,进行刑法解释时必须遵循目的论的解释方法。伪造文书罪的保护法益应理解为文书证据说,伪造文书罪的法益于伪造文书罪的客观行为、主观目的、犯罪形态、犯罪对泉以及违法性阻却等理论问题的解释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 盗窃罪适用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 盗窃罪司法认定中存在诸多疑难之处,诸如盗窃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盗窃数额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对财物的价值认识错误的处理、如何认定手段性质与占有移转等,本文试图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对于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的一些难点进行较为合理的分析,以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 论刑法各论中的指使
  • 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罪、妨害作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以及破坏监管秩序罪,都使用了“指使”的概念,对此有三种解释语境,即完全承担共犯的责任、完全不承担刑事责任、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只有综合考虑指使人和被指使人之间的关系、指使的强度、被指使人进行的活动,并且结合立法的意图。才能合理地分配指使人和被指使人的刑事责任。部分承担刑事责任的主张是正确的,指使表现为命令、胁迫和起主要作用的教唆。
  • 对我国公诉与自诉关系的理性思考
  • 公诉与自诉作为刑事追诉权行使的两种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下,彼此的涵盖范围、作用、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并不完全一样。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两者关系的基本趋势是公诉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自诉只是公诉的必要补充。我国现行公诉与自诉的关系存在诸多缺陷,这主要是因为自诉制度的设计存在较多的不合理之处。应当在立足于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基础上,重构我国公诉与自诉的关系。具体措施是正确界定自诉案件的涵盖范围;建立公诉对自诉多层次的干预途径;对公诉与自诉的程序运行进行适当的平衡和协调等。
  • 论刑事诉讼中的应诉权
  • 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抗意味十足的诉讼活动,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全面对抗正是刑事诉讼本质的体现。刑事程序的展开也是在这种对抗中完成的。当然,在刑事诉讼中研究应诉权有必要厘清应诉权与人权、应诉权与防御权,应诉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此外,确立应诉权与公诉权(控诉权)的对抗关系,必然会带来刑事诉讼观念、刑事诉讼构造、刑事侦查体制以及审判方式的变革与调整。
  • 诉审分离与罪名变更——以“公诉事实同一性”为中心
  • 公诉事实同一性是划定审判对象之前提,只有在维系公诉事实同一性之基础上,法院才有权变更罪名。我国现实的公诉变更制度体现了某种超职权主义下的真实发现主义,罪名的变更不仅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制,而且有剥夺刑事被告人基本防御权之虞。对于我国公诉变更制度的改革应当重回到公诉事实同一性理论,以“自然的历史进程说”方基础再辅之以“法律评价重大变更说”,方能使检、法在诉审分离的前提下启动公诉变更程序。
  • 无罪证据移送、出示程序规则研究
  •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收集无罪证据,但对无罪证据移送、出示程序却没有具体规定。本文认为,凡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无罪证据,侦查机关应当全部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无罪证据应当列入证明目录,并作为主要证据向法院移送复印件或照片。出于公诉人客观性要求,在法庭上有责任向法庭提供无罪证据,辩方在无罪证据举证在处于补充地位,但是在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辩方应当出示无罪证据。最后,笔者还对如何完善无罪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则提出自己的意见。
  • 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兼论判决结果的相对合理性
  • 一、引言 从法治社会的要求来看,司法审判应遵循严格的法律推理过程,即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根据确认的案件事实,直接援引相关的法律条文,并按照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得出判决结论。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错综复杂,而每个执法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证据的采信、对法律的理解又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事物的合理性评价标准也存在多元化的特征,因而,案件的审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特征。具体到刑事审判而言,案件事实认定在许多情况下也只能达到相对真实,继而对被告人的量刑结果。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罪刑相适应。
  • 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 “证明标准”一词在美国刑事证据法中的本来含义是指控诉方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的程度。它既是控诉方依法履行证明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尺度,即“证明度”,也是事实的审判者判断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的前提条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哈兰大法官指出:“证明标准代表了一种努力,以期指示事实的发现者,要达到何种程度的信念才能做出正确的事实结论”。①在刑事诉讼证明体系中,证明标准解决的就是在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在审查逮捕环节,“逮捕,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最为苛刻的强制羁押措施,其适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嫌疑人的确存在逮捕的必要外,还要求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判断则需要以证据为基础。来确定其是否达到了逮捕证明标准,这就是逮捕的证明标准”。逮捕的证明标准和逮捕的条件是两个概念,逮捕条件包括证明标准,但证明标准只是逮捕的条件之一。
  • 清代刑事司法实际透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评析
  •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名案。通过细读,笔者发现其中隐含了大量清代法律精神、制度和运作方面的信忠。本文从法制史的角度,运用近几年揭秘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史料等资料,透过对本案的观察和分析,对清代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司法运作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 第五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暨侦查系主任论坛综述
  • 第五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暨侦查系主任论坛于2005年11月11日至13日在重庆市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西南政法大学承办,来自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海关总署、部分省、市公安局等实务部门的代表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澳门司法警察学校等近30所高等院校的侦查系主任、有关专家和学者共百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 英美法系教唆犯罪论要
  • 英美法系认为教唆犯罪的本质是试图引诱他人实施犯罪,客观上要求教唆人实施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主观上要求教唆人希望用自己的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人实施犯罪。教唆人在主观上还必须希望被教唆人具备目标犯罪罪过,并认为被教唆人没有辩护事由。教唆人主动放弃犯罪目的并制止犯罪发生、“引蛇出洞”等行为可以成立教唆犯罪的抗辩事由。教唆犯罪的罪数取决于教唆的目标犯罪行为的个数。英美法系不存在教唆的未遂问题。对未遂犯罪的教唆也构成教唆犯罪。
  • 俄罗斯刑事证据可采性规则透视
  • 2002年7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典)取代了在俄罗斯实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以下简称苏俄法典),成为继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后又一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变革,因而备受世人瞩目。随着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刑事证据制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证据可采性规则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在俄罗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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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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