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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刑事和解与和谐社会
  • 一 在当今中国进行刑事和解的探索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世界轻刑化的大势所趋,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尤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一方面,刑事和解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和谐社会也要求刑事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需要。
  • 我国轻伤害案件诉讼模式之改进
  • 故意伤害致人轻伤,即轻伤害案件,作为常发、多发犯罪,占了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很大比例,正确、及时、妥善地处理好这类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根据笔者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多年的观察和思考,目前我国轻伤害案件的诉讼模式存在一些弊端,不利于化解矛盾、彻底解决纠纷和保护当事人特别是被害人的权益。为实现纠纷解决、构建和谐社会这一诉讼的根本目标,本文试图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出发点,在对他国轻伤害案件诉讼模式进行综述评析之基础上,提出我国轻伤害案件诉讼模式的改进建议。
  • 未成年罪犯与被害人的和解
  •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贯以来,我们都重视了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强调刑事诉讼是未成年人案件最后的付诸手段。即使启动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主流的思想也是认为应当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尽量不适用刑罚措施,让他们能够尽快地回归社会。笔者认为,这些思想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并不仅仅是未成年人罪犯单方面的行为,而往往具有相对方,也就是被害人,或者是未成年人被害人,也可能是成年被害人。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对未成年人罪犯的保护,那么势必会冷落被害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在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保护的同时,同样也应当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鉴于此,应当确立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制度,以使得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利同时得到保护。
  • 论刑事政策(学)的若干问题
  • 刑事政策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个短期的历史。因为,从早期纯粹的打击犯罪的人类自发性反应,到作为合理而有效地反犯罪斗争的手段并成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整体系统性的刑事政策,完全是欧洲启蒙时期以后的事。真正的刑事政策只有在对刑法制度进行反省以后才会产生。
  • 竞合过失下刑事责任的分配
  • 竞合过失是指不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复数行为人各自违反自己的注意义务,共同产生同一危害结果的复合过失形式。不同类型的竞合过失刑事责任的分配方式也应当不同。同向竞合过失的刑事责任的分配应当贯彻危险分配法理和信赖原则,但是要受一定的社会相当性的限制。横的竞合过失刑事责任的分配也应当以信赖原则为基础。纵的竞合过失以监督过失为典型,监督过失的认定关键是看监督者是否尽到足够的监督职责,并且要协调好它与信赖原则的关系。
  •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
  •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 信用卡诈骗罪主要存在信用卡范围、恶意透支认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等问题。信用卡的范围应该保持与其他部门法一致以保持法律的协调统一;恶意透支的持卡人应该采程序合法的标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综合主客观因素;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也应区分具体情况加以定性。
  • 抢夺罪客观要件论
  • 抢夺是指行为人在被害人“不及抗拒”或者行为人致使被害人处于“不及抗拒”的状态后,利用这一状态,实施“强力手段”或者“和平手段”公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公然”是指行为具有使被害人当场即刻发觉行为人行为性质的特征。“不及抗拒”是指因为被害人主观懈怠或者因为其客观防范能力欠缺而未能抗拒抢夺行为的状态。抢夺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是:行为人利用或者致使被害人不及抗拒而公然取得被害人财物。
  • 诈骗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 在财产性利益及某些无体物纳入诈骗罪的对象的情况下,交付处分行为的成立仍然以有意识性为必要,如此可保持其与盗窃罪等夺取罪的区别机能;财产上损害作为独立要件从整体上、实质上予以判断,符合侵犯财产罪的本质特征,具有理论的根据和现实的妥当性;且其实行的着手、罪数形态有其特殊之处,应根据对象(电力、劳务、债权等)的不同而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妥当的认定。
  • 论“使用盗窃”犯罪的立法设置方案
  • 针对窃占房屋、盗用耕牛、盗开汽车、船只、飞机的行为等使用盗窃行为的定性和处理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和难题,理论界争议也很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刑法上增加设置使用盗窃罪罪名,恰当界定“使用盗窃”的含义,合理设计使用盗窃的法定刑配置。
  • 贪污贿赂案件职能管辖错位问题研究
  • 一、贪污贿赂案件职能管辖错位的特点及原因 所谓贪污贿赂案件职能管辖错位是指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或法院判决时,与立案时确定的罪名不一致,且属职能管辖变化或者尽管罪名一致,但不属于检察机关职能管辖范围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除贪污贿赂类案件和自诉案件以外,其他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司法机关职能管辖的规定。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是根据罪名进行职能管辖划分的,这种划分较好地考虑了三机关的权力特点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要求,但是这种划分也有一定的弊端,那就是在立案阶段,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终结或者法院判决时,由于某种原因,罪名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一规定管辖相应地也要发生变化,为此,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根据调查了解,贪污贿赂案件职能管辖错位的主要特点是.
  • “证据锁链”的困境及其出路破解——论间接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独立定案功能
  •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虽然认同完全依靠间接证据组成证据体系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但在诉讼实践中的情况并非如此,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判定案件目前在我国诉讼实践中很难成行。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诉讼体制方面的制约,又有观念方面的误导,因而只有各种措施并举,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改变这种困难局面,实现对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判定案件事实困境的破解。
  • 侦查救济诉讼化之探讨
  • 维护与尊重人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是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在侦查活动中,由于无法杜绝侦查机关违法侵犯嫌疑人合法利益的现象,赋予被追诉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一定的程序性救济权利;或赋予侦查行为一定的可诉性,将侦查救济纳入诉讼化的轨道,则成为一种必然,也是法治社会的大势所趋。
  • 论撤回公诉中的若干争议问题
  • 撤回公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撤回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撤诉是效力未定的诉讼行为,其法律效力要从撤诉后的处理结果来体现。撤诉的法定事由包括: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不存在犯罪事实或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园管辖不当的。撤诉的时间应限定在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作出一审判决之前。
  • 构建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模式
  •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使证人出庭作证成为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环节,然而十年来,证人拒证成为严重制约审判方式改革成效的瓶颈问题。当今,面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情势,研究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证人不作证,立法不完善是关键。本文在比较我国和西方国家证人出庭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如何构建我国证人出庭的机制、落实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认为我国制定刑事证据法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制定专门的“证人作证条例”是良策。
  • 本案被告人郭某的年龄应当如何认定——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 刑事证明标准理论首先要求根据所要证明罪行轻重的不同,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当控方证明无法达到“排除一切可能性”标准时,需要通过降低对被告人权益的剥夺程度,来获得证明标准的降低。其次,控辩双方在诉讼中所适用的证明标准也不同,控方证明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辩方证明只需要达到证据占优势即可。此外,证明责任的内涵包括“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两个层次,被告人所承担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其只要针对其抗辩主张提出证据使控方主张形成争点即可。
  • 少年再犯研究——对浙江省归正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实证分析
  • 对浙江省1998—2000年刑满释放的青少年连续7年的追踪调查显示:5年内重新犯罪率为7.2%。影响归正青少年重新犯罪的有现实表现、安置就业、社会态度、首犯案由、回归婚恋、家庭关系、家庭住址、户口落实、捕前职业、家庭经济、刑期、首犯年龄、判前婚恋等13项因素,而性别、帮教情况和文化程度等3项因素与是否重犯无关。控制归正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基本路径是:促进归正青少年加入职业团体,通过职业团体对其进行社会整合。
  • 论我国古代证人之作证责任
  • 我国古代证人要履行到场、陈词和真实等义务,否则会被追摄、拷讯和问罪。这一方面确是保障了证人作证,但同时也易导致对证人的无端滋扰和恣意侵害。为此,实践中对司法官吏的这一权力又作了必要的限制。然而,这种限制还仅仅停留在对权力滥用的消极禁止上,并没有赋予证人以任何积极权利,从而无力实现对证人之有效保护,“畏证”、“避证”、“拒证”和“伪证”现象依然。对我们今天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 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几组概念的辨明
  • 由于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这些概念本身的抽象性,在各相关人权条约中都没有对其内涵和外延予以界定。欧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等人权条约机构通过个案对其中的行为性质或事件的严重程度作出判断,并综合考虑案件的各相关因素,如受害者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总的看来,其判断标准都要求所涉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三者之间是包容关系和严重程度上的递减关系。残忍的和不人道的待遇或处罚的构成要求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在客观上存在造成他人肉体或精神上遭受一定程度疼痛或痛苦的客观结果;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则不要求主观上的故意,但在客观方面要求存在相当程度的羞辱或贬低结果。显然,对严重程度的认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但不能以此为由而抹杀禁止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合理性。
  • 试论欧洲刑法的现状和欧盟刑法的前景
  • 欧洲刑法是一个新的领域。即使在欧洲国家,虽然“欧洲刑法”一词的提出有几十年了,但比较全面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欧洲刑法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变化的领域,多年以来,不但在有关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所办理的案件的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在法律规则发展的性质上都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演变,而以近来欧洲共同刑法的研究和推动活动以及欧盟制宪所带来的变化更为引人瞩目。限于篇幅,本文仅拟对欧洲刑法的现状和欧盟刑法可能的发展前景做简略的述评,并尝试提出欧洲刑法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 重要启事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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