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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犯罪客体——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从价值与规范的相互关系中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
  • 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在其历史的起源上是随着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曾经出现过的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政治压倒法律的理论氛围的形成而产生的,这种即使在外观上具有政治观念图腾的形式表现,依然无法掩盖其实际上不过还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价值符号。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实践的考察分析和理论的反思批评,深刻地认识到犯罪客体的神秘产生、神奇发展和神圣地位确立过程中所蕴含的历史吊诡;认识到犯罪客体实际上是价值评价的产物而非刑法规范的产物,所谓“犯罪客体”所蕴含的社会危害性问题已经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先行予以解决了;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应该从价值与规范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到传统的“犯罪客体”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不能起到规范的作用。由此进而可以对犯罪客体理论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否定,从而最终结束它在我国曾经无限风光的历史命运。
  • 犯罪行为评价的立场选择——为行为无价值理论辩护
  • 在德国和日本的刑法中,有关违法性的理论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这种关于违法性本质的理论对立也是有关犯罪行为评价立场的对立。这两种理论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结果无价值论存在理论的缺陷,而行为无价值则有其积极的内涵。我国刑法理论应借鉴行为无价值论中的有益内涵,摒弃以单纯的法益衡量为基准来评判行为的结果无价值理论,建立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础的犯罪行为评价体系。
  • 论共同危险犯罪
  • 在发生了违法结果,并且各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行为都有造成严重违法结果可能的情况下,虽无法查明违法结果是谁的行为造成的,法律推定危险行为与违法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并由各行为人承担共同刑事责任。其中,共同危险责任是其责任承担形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论意志决定自由的刑法保护——胁迫、强制行为的犯罪化思考
  • 对侵害“意志决定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放任,是刑事法网的一处漏洞,为了保护自由法益的内在层面,应当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这既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也利于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理念。我国在强制罪、胁迫罪立法方案上,应单设普通犯罪构成而不设加重犯罪构成。
  • 盗窃、诈骗犯罪中的客体问题研究
  • 在盗窃、诈骗罪之客体问题上,传统的学说均将客体的认定与犯罪对象的具体法律状态直接相联系。这使得客体在罪与非罪认定过程中的指导意义丧失殆尽,也与目前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运用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发现,该两类犯罪行为真正侵害的客体应是以国家为权利主体的抽象的所有权制度。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公民普遍负有的刑法上不得偷盗、诈骗之义务。这是判断该两类犯罪中客体有无受到侵害的根本标准。此一结论对于目前的犯罪构成(尤其是其中的客体)理论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
  • 论诈骗罪中的“错误处分”
  • 在实践中,行为人以诈骗手段作掩护行盗窃之实已屡见不鲜,但只要我们牢牢紧扣住“错误处分”这一诈骗犯罪潜隐性要件,我们就能从形形色色的诈骗类案件中分离出哪些是真正涉嫌诈骗罪,哪些是盗窃等犯罪,可以说“错误处分”是认定诈骗罪与其他罪的原则界限。对处分的认定应当首先看主体是否“适格”,然后再分析处分的错误之所在,且行为人要有转移财产的错误意思表示。另外,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处分对象,处分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应存在直接性。
  • 论侵占罪的若干问题
  • 正确理解和适用侵占罪的关键在于把握持有问题。持有是人对物实际控制的事实状态。对持有的有无与归属要结合有关主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侵占代为保管物,就是侵占自己持有的他人财物,侵占遗忘物、埋藏物则是侵占脱离持有物。对侵占罪中的具体问题要以持有问题为核心进行认定。
  • 论科学证据的概念
  • 法官评价科学证据证明力知识不足的问题,正在挑战人类经过不懈追求才拥有的裁判智慧,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证据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形式的特定蕴含和证据规则。“语义结构与证据功能”的分析方法可以确定科学证据的含义、特征以及宏观定位,这是建构科学证据规则的基础。科学证据的语义、语法和语用分析表明,科学证据是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
  • 监视居住:一个实证角度的分析
  • 替代羁押是监视居住的预期功能。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结果表明,监视居住确能发挥这一功能,但存在羁押化倾向。监视居住实践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受制于较高的成本支出,监视居住适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一个可能的改革进路是将监视居住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将执行权交付司法行政机关;以提高监视居住适用率为目的,将监视居住纳入取保候审,将分散式监视改为集中式监视。
  •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价值评析与制度完善
  • 我国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先刑后民”原则为价值基石,旨在应对“刑民交叉”案件。近年来,因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背离实体正义的情形,引致了诸多批判甚或取消的论调。通过对该制度从价值根基到实践范式进行全面解析,宜肯定其基本合理性,同时应从规范立法的角度完善其制度设计,更好的舒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机能,以应对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吁求。
  • 论我国侦查讯问规则之合理构建
  •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讯问规则的内容贫乏而不甚合理,在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相互平衡的价值取向之下重构讯问规则,是完善侦查程序进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一步。以讯问规则的国际一般标准为参考,将讯问规则明确化、具体化、规范化。加强对讯问程序的监督,将非法讯问的方法及后果具体化,以及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将讯问过程通过录音、录像等形武进行保全是将讯问程序合理化的有效尝试。
  •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口供的合法性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争执中的事实”,我国犯罪构成的封闭型结构决定了控诉方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不仅决定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分配,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还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控诉方对口供具备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 强制身体检查之思索与权衡
  • 强制身体检查是通过强力提取被检查人身体样本的一种有效的侦查行为,也是一种科学收集证据的手段,更是处于权力和权利斗争漩涡之中的一种侦查活动。它涉及到控制犯罪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对垒,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对强制身体检查的态度如何,切实地反映了一国司法制度现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强制身体检查制度。因此,借鉴异域立法理念,确立我国强制身体检查制度,为刑事诉讼立法之必要。
  • 关于短期自由刑服刑罪犯的调查报告
  • 以实证研究考察短期自由刑的具体实施,是了解这一制度实际运作效果的有效途径。对短期自由刑服刑罪犯的基本情况、基本心态、服刑内容与效果等问题展开问卷调查,可以由此了解短期自由刑服刑人员对狱中生活及未来的期望与隐忧,探究短期自由刑的发展之路。
  • 国际刑事司法中的中止犯研究——基于《罗马规约》第25.3.6条的比较刑法分析
  • 《罗马规约》的诞生在国际刑法上系统地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该规约第25.3.6条关于“犯罪中止”的理解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存在不同。《罗马规约》是缔约国不断协调妥协的结果,其中止犯条款的理论更为侧重大陆法系,应以国际习惯法法典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一条款的合理性,排除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中不必要的纠葛。第25.3.6条无论从刑事政策和正当程序上说,是一个良性条款,虽然其与不同缔约国的国内刑法理论有不一致的地方,理智的做法是协调好这些差异,从而促进个案公正和国际刑事司法正义的实现。
  • 法人国际犯罪主体问题探讨
  • 国际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表明,法人国际犯罪主体的资格已为国际刑事立法所确认;纽伦堡国际审判蕴台了对法人国际犯罪的处罚原则。国际刑事法院无权管辖法人国际犯罪并不意味着法人不受国际刑法的约束。法人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亦具有广泛的国际空间。作为对国际刑法进行理性思考的国际刑法学,应当对法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加以明确。
  • 日本近年来的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
  •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应对犯罪的国际化、有组织化以及所谓“危险杜会”中危险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特点,强调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顺应严惩暴力犯罪的国民呼声,一反战后日本刑事立法中所坚持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倾向,在刑事立法上开始走向“犯罪化和重刑化”。另外,日本政府在2004年制定了“建立抑制犯罪杜会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中提出“完善有关凶恶犯罪的处罚原则,包括提高凶恶犯罪的法定刑的上限,将现在的有期徒刑的20年的上限再提高”的要求。对于这些刑事立法活动,学界表现出赞成和反对的对立看法。日本近年来的刑事立法活动中的上述倾向,实际上是日本战后刑法领域中所存在的两种基本理念的较量中,传统理念占了上风的体现。
  • 美国的无罪裁决——从1989年到2003年
  • 在1989年8月14日,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库克郡巡回法院宣布1979年加利·多特森(Gary Dotson)强奸案件的判决无效,并撤销了定罪裁决。多特森先生在监狱中服刑达10年之久,后来得到了假释,他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无罪释放的无辜的囚犯。但是,该案是美国刑事司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是第一个受益于DNA鉴定技术而被无罪释放的罪犯。该案掀开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改革的帷幕。在此前,针对被错误定罪的被告作出无罪释放的裁决被视为是反常的情况。但是自从1989年以来,这种少有的事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常见的情况。
  • 《中国刑事法杂志》二○○六年总目录
  • 重要启事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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