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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侵犯著作权罪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 2007年3月17日至18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主办的“知识产权与网络刑事法律保护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刑事法学界、知识产权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及企业的二百余人与会。研讨会就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司法认定、网络犯罪的管辖、虚拟财产的性质等目前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刊从这次会议中选择了五篇文章和发言,以飨读者。
  • 知识产权与网络犯罪立法完善需认真研究的几个问题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来愈被社会所认识,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完善和执法不仅引起全社会关注,甚至成为我国与一些国家双边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普及和应用,网络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危害社会的新情况。一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针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修改完善刑法有关知识产权与网络犯罪的建议。建议的有些内容涉及到刑法中知识产权与网络犯罪立法完善的一些难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关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几个问题
  • 加入WTO协议以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日益成为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拟对几个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相关的问题谈一点我们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 网络犯罪新问题刑事法规制与适用研究
  • 在我国,计算机网络正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电子商务及相关的金融和其他经济领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但正如爱因斯坦曾提醒过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计算机网络独具的开放性、不确定性、交互性等特点,在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为新型犯罪——网络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条件。由于目前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缺场”,①立法和司法中对出现的新问题,例如针对虚拟财产的盗窃、抢劫、抢夺以及诈骗QQ号码或网络游戏装备等现象的不断增多;针对游戏软件的大量“外挂与私服”现象的发生存在认识分歧,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亟须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将重点选择“虚拟财产”和“外挂、私服”这两个网络犯罪的新问题予以探讨,愿和同行们切磋。
  • 关于网络与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的几个基本理念
  • 随着电子电路集成化、信息载体数字化和媒体传播网络化组成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突进,人类社会进入了由信息技术为主导,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时代——信息时代,也有人称之为网络时代。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网络社会,网络已经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的生产、学习、生活方式等也因此突破传统而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技术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改变着种种社会关系,面对网络社会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和挑战,作为上层建筑的刑事法律应当如何应对?
  • 刑法中的人格问题初探——兼评人格刑法学
  • 人格刑法学克服了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过于强调行为或行为人的缺陷,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将行为和行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立足于对人格的研究,主张考察犯罪时,将行为人的行为置于首位,同时对行为背后的人格予以关注。将行为责任和人格形成责任结合为人格责任,以此作为刑罚适用的依据。人格的综合性和整合性决定其在定罪量刑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格作为出罪的依据并不是否定人身危险性作为出罪依据,而是扩大出罪的影响因素,把人身危险性中所没有而人格中所包含的因素考虑进去。在量刑中,以社会危害性为主要依据,人格可以作为次要依据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起作用。
  • 论目的犯目的的地位
  • 目的犯目的的地位是指目的犯中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争议很大,但是各种观点都没有注意区分目的犯的类型,因而难免有片面性的缺点。实际上,断绝的结果犯与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目的是故意的内容;后者目的是故意之外的独立主观要素。其理由可以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两方面的内容来论述。论题的进一步展开则是对我国法定目的犯的归类。
  • 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认定及归责根据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张任行、张国忠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中两名首要分子行为表现方式多样,归责情况复杂,该案是研讨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典型判例。其中,对犯罪集团中“知而不为”型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可以基于首要分子“概括的犯意”进行认定;对“不知不为”型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可以借鉴国际刑法中的“归咎责任”进行认定;根据罪责自负原则,首要分子对超过其控制力或支配力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确区分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目的是构建开放型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归贵体系。
  • 我国现行刑事责任理论的结构性缺陷与改造思路
  • 在我国现行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中,作为刑罚个别化核心概念的人身危险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与社会危害性一起共同构筑了我国刑事责任的全部内涵。于是,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相应地亦被改造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然而,这种改造的结构性缺陷是至为明显的,它不但违背了罪与刑的逻辑连接,也严重背离了罪刑均衡之规诫,而且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精神伦理。因此,改造我国现行刑法中举步不前的责任理论势所必然,而改造的关键在于必须将人身危险性因素从传统责任体系内予以剥离,作为犯罪后果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只能由犯罪的严重性而不能由其他因素决定。人身危险性等预防因素只能在最后量刑时,方可将其作为缓和刑事责任所决定的刑罚的相关变量予以考量。
  • 缓刑适用实证研究
  • 刑法条文规定的缓刑条件比较原则、审判人员自由裁量空间过大、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偏多、缓刑监督考察流干形式等问题,制约了缓刑效用的充分发挥。解决缓刑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具体规定缓刑条件,调整不同类型犯罪缓刑适用比例失衡的现状,创制新的刑种以缓解缓刑适用压力等,应当是缓刑制度改革的方向。
  • 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 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其交付的财物。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借权利行使之名,行恐吓取财之实,则完全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即使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但行使权利的“胁迫手段”缺乏社会相当性,则该手段本身仍然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 论商业贿赂罪
  • 商业贿赂罪亦称贿赂交易罪,包括八个罪名,根据其是否“只能”发生在市场交易领域,可以分为纯正的商业贿赂罪和不纯正的商业贿赂罪。商业贿赂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商业贿赂行为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
  •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操作问题研究
  •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一些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就其适用范围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适用于“侦查机关的违法取证行为”而不适用于“私人的违法取证行为”,但对于私人采用极端反人性的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适用于“非法证据”而不适用于“瑕疵证据”,“瑕疵证据”可以经由补正而继续使用,而“非法证据”则应当彻底排除,而且这里所谓的“排除”,指的是彻底意义上之排除,即,一经排除则不得再次采用;对于口供而言,不仅排除该证据,而且排除该证据源,即不仅排除该口供本身,而且排除口供这一证据类型。
  • 证人保护与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冲突与权衡
  • 加强证人保护有助于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促使刑事诉讼良性运转。然而,对证人保护的加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被告人所享有的保释权、知悉权、在场权和对质权。应当在被告人、证人权利平衡的视角下加强刑事诉讼证人保护。
  • 侦查监督视野中的刑事拘留
  • 刑事拘留作为紧急情况下临时适用的一种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外部审查缺失、拘留期限过长、讯问时间随意等诸多问题。由于“重配合、轻制约”观念的约束,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错用、滥用拘留权的监督方式、力度、程序和手段均不到位,必须加强对拘留权的检察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被拘留人的人权。
  • 论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先行起诉权
  •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难以保证被害人之损害得到及时有效赔偿。应当通过修改立法赋予被害人民事赔偿先行起诉权,即在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前,允许被害人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这样可以摆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带来的种种限制,保证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求偿权。先行做出的民事判决对后行的刑事判决没有既判力,因此民事程序前置不会影响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被害人有能力在先行的民事诉讼中完成举证责任。然而一旦败诉,即使后行的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罪成立,被害人也只能接受民事诉讼败诉的后果,这是其选择行使先行起诉权必然承担的风险。
  • 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若干问题探讨
  • 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由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决定的。讯问的录音录像在实体意义上是固定口供的手段,在程序意义上属于视听资料证据。讯问录音录像与笔录的同步范围要限定为同案件有关的口供。对录音录像资料的制作必须进行控制,并以相关措施予以保障。
  • 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审查起诉环节为视角的观察
  • 对北京市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工作的抽样分析显示:虽然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在刑事诉讼仅占极小的比例,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超期羁押,侦查监督缺失、缺位,以及补充侦查形式化、效率低等诸多问题。应当通过构建制度、细化规则等综合改革措施解决该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障制度设计初衷的实现。
  • 改革治安警务模式的构想
  • 中国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面临建立新的治安警务模式的挑战。传统的犯罪控制模式或关注犯罪个体,以人为对象和出发点建立“控制罪人的犯罪控制模式”,或者将社会制度看成犯罪产生的原因,建立“控制社会的犯罪控制模式”。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的犯罪控制模式,“情境预防模式”主张从管理滋生犯罪的微观环境入手,减少犯罪机会,预防犯罪发生。在这种新的犯罪控制模式下,治安警务模式也将随之发生转交,警察将更多地承担发布安全信息、提供安全服务等技术职能。
  • 美国被害人权利宪法化运动及启示
  • 美国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又呈现出权利入宪的最新发展动向,这场运动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模式与范围的激烈争论,被害人权利宪法化运动足以透射出一国传统的诉讼法律观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之关系,被害人与政府利益之关系等多维度的价值空间,并为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 重要启事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5号

    邮政编码:100040

    电  话:010-68630197 68630206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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