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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仅关涉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而且反映一国检察制度及其运行的基本特征。对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把握必须考虑我国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和任务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诉讼目的以及诉讼的阶段性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规定欠妥,但我国也不应当采用西方国家“更大的可能性”等较低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而应采取“检察机关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这种较高的证明标准。
  • 出罪与人罪:宽严相济视阈下罪刑圈的标准设定——一个基于实证范例的考察
  • 在宽严相济渐成我国刑事法治领域一项基本刑事政策的时代背景下,罪刑圈作为国家刑事权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分界线,应当应社会客观情势与民众主观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出罪与入罪两个相反向度上作出相应调整。仅单向关注犯罪圈之扩张是对宽容精神的不当贬抑,易助长背离刑法文明、谦抑理路的“刑罚冲动”。确立一套严整、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入罪标准,可为刑罚权之发动注入理性、科学因素,以彰显宽严相济之宽的政策诉求。
  • 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追寻
  • 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犯罪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模块要件”在转换语境后,其内容是相通的。犯罪构成由分则构成模块、总则明确构成模块和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组成(其理论可称“犯罪构成三模块说”)。犯罪构成模型主要有七种类型,每种犯罪构成模型均有其功能和欠缺。以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判断标准来判断,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是最佳的犯罪构成模型。
  • 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之刑期折抵
  • 按照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而后减为有期徒刑的受刑人,原未决羁押期不予折抵减刑后的刑期;如此做法不仅违背了现行刑期折抵立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且也背离了刑期折抵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刑法公平公正的精神;基于依法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已被不当废止之现状及我国司法人员惯于对司法解释的依赖,有必要重以适当方式明确其折抵问题。
  • 非法委托理财的涉罪问题研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为中心
  • “德隆系”案件反映出,当前实践中以委托理财形式出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还存在若干理论上的难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承诺保底收益的委托理财行为符合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性质;受托机构是否具备委托理财业务资质不影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不以刑法以外的法律法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为前提;客户保本付息的固定收益不能作为吸存金额认定;续签合同的本金应当重复计入犯罪金额。
  • 故意杀人罪从严情节法定化研究
  • 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幅度从3年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如此巨大的法定刑幅度,刑法典对本罪的刑罚适用却除了抽象地规定了基本犯和情节减轻犯两档法定刑外,并未规定任何从严或从宽情节。如此立法,既有违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原则,也不利于死刑的限制。考察世界各国(地区)的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从严情节大致可分为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三个方面。参考域外立法,我国刑法可考虑将杀害特殊对象等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法定从严情节。
  • 器官移植关联犯罪及其刑法应对
  • 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诱发出各种关联犯罪,器官移植关联犯罪包括违反知情自愿原则的犯罪,违反信息规则的犯罪,无资质类犯罪、商业化犯罪和其他类别的犯罪。我国刑法需要从两个方面积极应对,一是加强刑法解释工作,二是修正、增补刑法条文,修正增补的方式,或者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模式,或者将器官移植犯罪作为一个小节置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 论诽谤罪的价值抉择与检验逻辑——以彭水诗案为发端
  • 诽谤罪的具体建构体现了现代社会面对人格尊严与言论自由的二难境地,正义天平倾斜的方向及角度都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和引导。虽然各国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是向言论自由的保护进行倾斜的普遍司法实践还是略透端倪。检验诽谤罪的逻辑重点应先区别事实与意见,再鉴别名誉毁损程度,然后要区分事实内容是否关乎公益,是否出于真正恶意,才能有利于诽谤罪的正确认定。
  •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 商业贿赂犯罪与刑法中两类贿赂犯罪呈现交叉关系,包括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以及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这两类犯罪既有共性亦有个性。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是其共性,但是,在分割的客体和危害性存在个性差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根本上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采取“分而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
  • 关于刑事程序价值的几点思考
  • 刑事程序价值是哲学价值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它在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的一致性。对于主体而言它表现为一定的需求,对于客体而言它表现为一定的属性,既不等同于它的有用性,也不等同于它的抽象的“善”,更不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刑事程序价值在构成上可以分为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其中工具价值又包含两个层次:对实体结果的工具价值和对社会生活的工具价值。刑事程序价值与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刑事诉讼职能具有密切的联系,对刑事程序价值的研究能为这些相关范畴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指导。
  • 被害人陈述的概念辨析
  • 被害人陈述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刑事被害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依法向公安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就陈述主体而言,作为证据法之被害人并不包含所谓的单位被害人。被害人控诉、被害人主张都是作为意见性的陈述,并非证据意义上的被害人陈述。被害人辨认是被害人陈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所谓被害人影响陈述则在外廷上与作为证据的被害人陈述有相当之交集。
  • 许诺在讯问中的容许性研究
  • 许诺作为侦查讯问中获得被讯问人供述的一种重要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对于许诺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容许性。对于许诺的容许范围,我们必须采取排除虚假供述与比例原则相结合的审查标准。
  • 上诉法院直接变更罪名研究
  • 我国上诉法院直接变更罪名的权力过大,存在侵犯审级利益、侵犯被告人的防御权、违反诉审同一原则等问题。域外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应该允许上诉法院直接变更罪名,一方面又必须对该权力进行限制,具体包括上诉法院在变更罪名时不得侵犯审级利益,不得侵犯被告人的防御权,不得违反刑事诉讼的其他原则。
  • 犯罪学学科性质的新思考
  • 国内外犯罪学界对于犯罪学的学科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进行了认识。立足我国实际以及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其学科性质应确定为:从知识构造层面上,犯罪学应该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关系论层面看,犯罪学是刑事科学的基础学科;犯罪学与社会学虽然是同属于经验、事实学科,但是犯罪学不应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应是与之相对的独立学科;从学科发展层面看,犯罪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相互融合、多向发展的边缘性学科。
  • 职务犯罪撤销案件的实证研究——以某副省级城市检察机关2004—2006年职务犯罪撤销案件为视点
  • 职务犯罪侦查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职权,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职务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及职能化,以及职务犯罪案件本身固有的证据收集难、固定难、湮灭快等诸多特点,必然导致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与公安机关对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模式不尽相同,且其撤销案件的比例相对较高。因而,对职务犯罪撤销案件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寻求科学的对策,能有效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和案件质量,真正确保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在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以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 刑事和解的经验与问题——对北京市朝阳区刑事和解现状的调查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刑事和解的实践。五年来,该脘在限定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条件、规范适用程序、尊重双方意愿、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同时还面临着检察官角色难定位、被害人承诺效力不明确、预防犯罪效果不确定、适用标准难统一、社会公平受质疑、考评机制待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积极探索,稳步推进,不断培育和完善刑事和解这一崭新的刑事司法模式。
  • 西班牙的反恐立法:基于刑事法视角的考察
  • 随着国际反恐公约的发展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持续发生,西班牙的反恐立法发生了迅速交化。从刑事法视角来看,西班牙的反恐立法包括犯罪和刑罚,刑事程序、刑罚裁量和执行、青少年刑法、被害人待遇等内容。恐怖主义行为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反恐斗争不能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应在司法控制之下充分尊重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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