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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罪刑法定司法化中法律方法运用的基本立场
  •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是罪刑法定实现的关键,其中法律方法的运用尤为重要。自近代以来,法律方法大体经历了近乎机械适用的设计到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的演变过程。法律方法与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的主导价值观紧密相联,具体方法的选择则需考虑个案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复杂关系。立足于我国法治后发型的现实,依案件事实与罪刑规范的不同关系,稳妥地选择体现我国罪刑法定人权保障主导价值取向的法律方法,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 身份犯的间接正犯构成——兼论身份犯与亲手犯的交叉关系
  • 身份犯与亲手犯是一种交叉关系,因此作为非亲手犯的身份犯就具备了通过间接正犯方式构成的可能;不同类型的纯正身份犯并不完全能以间接正犯的形式构成,应当从该身份犯犯罪构成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上来判断其是否可以通过间接正犯的方式实施。
  • 过限之罪结构探析
  • 过限之罪,又称共犯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因部分共同犯罪入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过共同犯罪范围的行为而形成的一种犯罪情形。过限之罪的内部结构可概括为“重合之罪+过限部分”,其中,在重合过限情形下,该过限部分不能单独成罪;而在非重合过限情形下,该过限部分能够单独成罪。
  • 承继帮助犯研究
  • 将承继帮助犯与事中帮助犯二个概念硬性加以区分,既无可能亦无必要;肯定论所据以立论的前提并不合适,对承继帮助犯问题应从否定的立场加以考量,即具体考察后行者加入犯罪后之时点下所粘合的特定状态,并根据该状态所指向的法益侵害,来综合判定后行者之责任。
  • 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
  • 被害入过错的界定,需要把握被害入行为的不正当性、被害入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以及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据此展开,判断被害入行为是否构成被害入过错,被害入行为违反某种善良的社会规范是规范条件;被害入主体适格性是主体条件;利益关联性是事实条件;时间关联性是紧密性条件;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是对象条件。国外有关被害入过错的立法例对我国有借鉴意义,被害入过错影响量刑有其刑事法学、文化传统以及自然法哲学方面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害入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需要法定化。
  • 刑法学视野下的脑死亡及其立法——兼论脑死亡判定操作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
  • 脑死亡是由医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死亡判定标准,该标准在立法中的确立给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都带来了挑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了很多争论。站在刑法学的立场上,我国有必要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专门立法,但在脑死亡标准的采用上应坚持以更为严谨和慎重的全脑死亡标准为法定标准,且应在刑事责任领域统一单采脑死亡标准为唯一的死亡判定标准。
  • 赃物罪中犯罪所得物赃物性质的丧失
  • 在赃物犯罪中,犯罪所得物并非任何时候都始终保持赃物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所得物会由于发生一定事由丽丧失赃物性质。这些事由主要有:归还被害人或者被司法机关追缴,因即时取得、加工、附合、混合或者放弃返还请求权、撤销权等丽丧失所有权。这些事由一旦发生,犯罪所得物就丧失赃物性质,此后对该物的处分行为不再构成赃物罪。
  • 论及时获知裁决权于刑事诉讼之必要性——聂树斌案件的证明
  • 及时获知裁决权,是指诉讼程序的参与主体及其他主体及时得到司法裁判结果的权利。对于程序参与者而言,他们参与诉讼程序的目的之一便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有利的裁决;而对于另外一些主体而言,他们与案件或者当事人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以上主体有权获知裁决而且这种获知不应受到不必要的拖延,因为及时获知意味着社会关系待定状态的缩短和及时救济。在死刑案件中,保障被害人亲属、辩护律师及时获知裁决的权利是司法人性化的要求,也是对死刑犯实现最后救济的保障。
  • 刑事辩护律师阅卷权利体系的合理架构与立法规制
  • 阅卷是加强律师辩护权的重要手段,是控辩平衡的必然要求,是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现实体现,特别在我国国情下,阅卷权利体系的完善更是必须。我国刑事辩护律师阅卷难已为公认的司法顽疾,针对其在司法实践中的种种表现,结合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立法的总体设计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建构完善的权力体系;一是与之配套的权利救济机制。
  •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犯罪嫌疑人知情权
  • 知情权是犯罪嫌疑人一项具有宪法权利属性的程序权利。赋予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实现诉讼民主和程序法治、保障犯罪人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和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知情权。但对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我国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规定明显存在诸多不足。进一步拓宽犯罪嫌疑人的知情范围,规范其行使知情权的相关程序以及在其知情权受到侵犯时给予程序救济机会,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 司法鉴定技术与方法准入研究
  • 司法鉴定技术与方法准入就是要为新的技术和方法进入司法鉴定活动设置一道门槛,对司法鉴定实践中采用的技术和方法设立允许采用的条件。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技术和方法准入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上都处于管理缺乏的状态,因此,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鉴定技术与方法的准入体系,在立法上规定用于司法鉴定的技术和方法必须是科学可靠的,具体技术与方法的准入由人民法院负责审查,同时人民法院在作为技术准入决定时,要注意听取司法鉴定管理机关和有关行业组织的意见。
  • 刑事简易程序改革与完善研究
  • 刑事简易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各种矛盾凸显,各地基层司法机关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办案压力。现行刑事简易程序的设计已逐渐不能适应实践的需求,如何完善现行简易程序,整合普通程序简化审,加强被告人人权保障,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是当前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借鉴域外国家刑事简易程序立法与司法的可取之处,改变当前单一的立法模式,规范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适用,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 日本未成年人犯罪与预防——以日本福井县未成年人犯罪为调查对象
  • 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未成年人犯罪率极低的国家,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去解释这种犯罪状况。笔者通过对日本福井县的实地考察,发现这一现象与日本发达的少年预防犯罪体系及少年司法制度有关,其主要通过裁判所优先主义、审前的调查先行主义和观察监护制度、审判处理时的保护处分制度以及审后的社会复归程序等防治措施,确保有效地改造青少年和收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良好效果。其经验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 中国古代死刑复奏制度的流变及其现代价值
  • 中国古代死刑复奏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点的死刑执行制度。该项制度确立于北魏,定型于隋唐,完善于明清,体系完整,制度完备,功能明确,是中国古代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防止错杀无辜的一项完善的司法制度,其合理“内核”可为完善现代死刑执行程序提供有益的借鉴。
  • 美国公务贿赂犯罪最新发展趋势之研究——以美国联邦贿赂法为中心
  • 美国联邦贿赂法规定的公务员贿赂犯罪包括贿赂罪与不法馈赠罪,两种犯罪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包含关系,联邦法院的判例对此还存在争议。在构成要件上,两罪都包括公务员、公务行为、犯罪意图和有价物,但在具体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在刑罚种类上,两罪包括拘禁刑、罚金刑、褫夺公权和没收犯罪所得利益,只是在具体适用上轻重有所不同。上述联邦贿赂法对贿赂罪和不法馈赠罪的罪、责、刑的完整规定,反映了当前美国加大反贪污贿赂犯罪力度的必然趋势,也符合目前世界的主要潮流。
  • 论美国的警察紧急权理论
  • 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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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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