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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刑法中违法性的概念与体系性功能
  • 刑法中的违法性是指,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情况无法根据整体法律制度而得到具有正确性的评价。犯罪的成立,不仅必须符合行为构成,而且必须具备整体法律制度所否定的错误性。中国刑法理论应当借鉴并采纳违法性的概念,以不存在错误性作为出罪的根据。
  •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念定位与表述路径——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 我国附属刑法规范表述路径和立法模式尚存在诸多缺陷。附属刑法规范的制定、修改应沿袭刑法典制定、修改的刑事立法理念,以免导致附属刑法规范之刑法精神的丧失。附属刑法规范制定既要坚守刑法基本原则理念和现代刑法新理念;为实现附属刑法规范的科学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应倡导在散在型立法模式的指引下制定附属刑法规范。
  • 刑事裁判中的演绎推论
  • 演绎推论是刑事裁判的基本思维模式,裁判者藉由演绎规则通过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的涵摄来获取正当的个案裁判,以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治理念。但是,由于刑法规范的不明确性,刑法规范对案件事实之涵摄关系的认定在实践中成为演绎推论的根本难题。作为演绎推论的辅助手段,法律解释技术的运用不可或缺,而其问的经验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最为根本性的方法。
  • 罪过的心理学分析
  • 作为一种心理事实,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浓缩了认识、情绪情感、意志等全部心理过程。认识、意志因素是罪过的常规因素,情绪情感因素是罪过构造中的排除因素。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属于意识,疏忽大意的过失属于前意识。注意能力与认识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用“注意”来描述过失的构成。
  • 信用卡诈骗罪中“冒用”的展开
  • 如何定性在ATM机上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这一情形素有探讨,对此种情形进行刑法规制的前提是准确分析刑法第196条第3款中“冒用”一词的合理内涵并于此之上界定ATM机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关系。ATM机的法律性质应为银行发出的要约邀请,银行管理者在信用卡只能由本人持有的这一国际规则下做出了凡是经过ATM机验证的人皆为持卡人本人的推定。对于在ATM机上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 抢劫还是盗窃——“客观→主观”刑事案件分析思路之提倡
  • 犯罪的本质在于侵犯法益,没有对(相应的)法益造成侵犯的行为不得认定为(相应的)犯罪。基于此,对刑事案件应当坚持“客观→主观”的分析思路。由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仅为财产权,而抢劫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财产权与人身权,所以,认定行为究竟成立抢劫罪还是盗窃罪,不能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为依据,而更应注重考察:行为在客观上对财产权造成侵犯的同时,是否还侵犯了人身权利。
  • 交易型受贿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 应在查证房地产开发商内部优惠销售记录的基础上,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内部优惠均价,在此价格以下购买房屋,属于“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买高卖”的交易型受贿发生在商品购销环节,明确区分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必须落位于价格性质的分析。象征性支付房屋或汽车对价的,应将交易型受贿后的物品增值利益全部予以追缴;支付相当数量对价却仍属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应当根据“控制力”规则核定追缴数额。
  • 贫穷者如何获得正义——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构建
  •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很多被追诉人由于经济原因得不到律师的帮助。这不仅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瓶颈”,也很难使被追诉人获得实质意义的公平追诉和审判。相关法律虽然将刑事法律援助定位于政府责任,但同时也将其作为律师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的责任绝大部分是由律师承担。此种规定与做法,不仅与理不合,也导致了刑事法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基于此,我国立法应当明确由国家和政府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设辩护人制度。
  • 论刑事强制措施法定原则——兼评程序法定原则
  • 通过界定强制措施与任意措施的标准可以合理界定强制措施的概念,这是探讨强制措施法定原则的前提。从强制措施的重要地位、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刑事强制措施专属刑事诉讼的特征来看,目前我国更需要确立强制措施法定原则而不是程序法定原则。确定强制措施法定原则应从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实质上的正当性两方面做出界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强制措施法定原则还需要从范围、分权制衡的机制、救济的渠道和程序上着手。
  • 论刑事审判权的界限——以日本的诉因制度为借镜
  • 按照平野龙一的观点,诉因是检察官指控的事实,诉因可以由检察官履行一定程序,在“公诉事实同一性”的范围内变更,法院没有变更诉因的权限和义务,即使命令检察官变更诉因,其命令也不具有形成新诉因的效力,但适用法律是法院的权力,法院可以在不改变诉因的前提下变更检察官指控的罪名。我国可借鉴日本诉因制度的经验,通过明确诉因,划清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的界限,将审判权与公诉权区分开来,防止法院异化为追诉者,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并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等价值目标。在没有诉因制度的前提下,我国法院借鉴诉因变更主义的原理,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形对变更指控的问题分别作出处理。
  • 比较与实证:现行犯速决程序研究
  • 适应现行犯案件的特点,法、德、意等国采用了整体速决程序。比较研究发现,现行犯诉讼程序具有流线型的结构,通过减少起诉环节、缩短诉讼期限加速程序流转,达到迅速惩罚犯罪的目的。高效的权力运作是这一程序的本质特征。对两个地区现行犯案件处理程序的实证考察表明,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的现行犯速决程序。建构这一程序首先需要解决“治安违法/犯罪”的二元追诉模式带来的障碍,然后应确定适用范围、简化程序、缩短期限,并进行配套制度改革。
  • 国内刑事司法程序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差距与调适——以上海市首例引渡审查案为范本的分析
  • 在上海首例请求引渡审查案的司法程序中,我们对当事人羁押时间、诉讼权利、救济途径的疑问总是挥之不去。这些困惑凸显了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与国际刑事准则的差距,以及重新认识刑事诉讼法之国际法渊源的紧迫。宪法和诉讼法层面的尽快调整可以缩小这种差距。
  • 犯罪定义、原因与惩罚的关联分析
  • 犯罪定义是整个刑事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犯罪原因和犯罪定义原因的分析,有助人们认识原本的犯罪,揭示犯罪的内涵,把握犯罪定义。犯罪一般原因的分析表明,犯罪的发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被选择、被决定的结果;而犯罪原因的主体因素研究则告诉人们,犯罪原因的存在决定了一定主体的犯罪是必然的,是客观存在着的决定犯罪是否发生的“致罪系统”和“免罪系统”共同作用于一定主体的结果。在犯罪发生的机制中,行为主体的责任是相对的,这正是罪刑关系和刑罚谦抑的事实基础。
  • 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之间——刑事当庭宣判制度实证研究
  • 借助最高法院的积极提倡和地方法院的行政化推进,当庭宣判制度在基层迅速展开。但表面的成绩背后却多有走形和变异,主要原因在于权力本位的推进方式过于压制化、简单化和功利化,未能合理照顾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忽视了制度的内生性动力。因此,建构式制度变迁应以具体行动者为起点和目标,形成一个开放、互动、回应型的制度生长系统。
  • 秘密侦查法治化的现代典范——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
  • 截取通讯与秘密监察是香港地区执法部门进行执法调查的重要秘密侦查手段,但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明确的成文法规制,对香港居民的隐私权构成巨大威胁。为了解决秘密侦查手段缺乏法律依据的危机问题,2005年8月5日,香港政府颁布了《执法(秘密监察程序)命令》。《执法(秘密监察程序)命令》因违反《基本法》后被香港终审法院裁定无效。为了消除法律真空,香港立法会审议并通过了《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对截取通讯与秘密监察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截取通讯与秘密监察的法定条件,建立了授权与监督机制,是当今世界较为先进的秘密侦查立法例,对推进当前我国大陆地区的秘密侦查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恢复性司法的实证研究
  • 恢复性司法的各方面优势需要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来真实展现,而各种恢复性司法的具体模式的优缺点也将在实证研究中表露无遗。维拉司法研究所基于其长期从事司法制度改革实证研究的经验,针对通过实证研究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优缺点创造了一种混合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并将之运用到恢复性司法示范项目中,对大量真实案件适用这一混合模式,并运用追踪、信息的评估等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这一混合模式的成败。
  • 重要启事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路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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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010-68630197 686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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