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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澳门刑法中的连续犯研究——兼谈澳门法律的语言
  • 在澳门刑法中,对于刑法中规定的连续犯,在学理上理解各异,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连续犯案的判决也后果迥异。这是由于澳门刑法典艰深晦涩的专业词汇及其中文本不合汉语习惯所致。
  • 美国最高法院“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之介评
  •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在卡兹诉美国案中,提出了“隐私的合理期待”标准,界定了第四修正案下搜查的含义,并通过公共暴露理论、风险承担理论等学说,阐释了该标准的主、客观要件。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理论与判例表明,第四修正案下的隐私权的内涵缺乏自治权和人格权的维度。此种狭义的隐私权也是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反毒战争”刑事政策的体现。
  • 荷兰的托管令
  • 荷兰的托管令是一项针对犯罪精神病人的保安措施,其宗旨一方面在于保护社会免受犯罪精神病人的进一步侵害,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犯罪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使其摆脱精神疾病,复归社会。由于托管令不是刑罚,它不具有刑罚的报复性和惩罚性。出于防卫社会的要求,托管令的期限是根据他人或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来确定的。
  • 目的性限缩与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为分析视角
  •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创造,与法律发现一样,也是法官开展其司法工作的必要前提。构成要件规范事实与具体案件事实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接而使刑法规范呈现出的规范空缺,需要运用目的性限缩手段进行填补,以完成对空缺刑法规范的创造性适用。
  • 不作为共犯问题研究
  • 关于不作为犯与共犯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共犯情况,包括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不作为的教唆、不作为的帮助;另一类是对不作为犯的共犯,主要包括对不作为犯的教唆犯和对不作为犯的帮助犯,即教唆不作为和帮助不作为。关于不作为的共同正犯,应采全面肯定说;不存在不作为方式的教唆,但存在不作为方式的帮助;关于不作为共同正犯与帮助犯的区别,在法益保护的场合,不作为者原则上是正犯,但在据不作为无法实现构成要件的场合,不作为者仅论以帮助犯;在监督危险源的场合,不作为者构成帮助犯。对不作为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都可以成立,而且帮助他人不作为既包括有形帮助,也包括无形帮助。
  • 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优势法益说”之提倡
  • 在构成要件的保护对象是复数法益时,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功能受到限制。以往的“选择性理论”和“累积性理论”不能妥当地说明同意在复数法益下的出罪效果。将复数法益“单一化”处理,也不是圆满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刑事政策和立法选择来确定复数法益中的“优势法益”,只有当有效的同意指向“优势法益”时,同意才能排除整个构成要件的不法。
  • 司法实践的追问:审视刑罚在遏制洗钱罪中的作用
  • 针对严重的洗钱活动,我国已在刑罚方面做出相应的立法反应,可是我国极低的洗钱判决数量与严峻的洗钱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需要审视我国洗钱罪的法定刑设置。调整洗钱罪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体例之设想,虽然可以在立法技术上降低洗钱罪的法定最高刑,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之问的立法旨趣和逻辑联系。目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法律对策是审视刑罚与遏制洗钱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刑罚遏制洗钱的作用,同时严密反洗钱的刑事法网。
  • 贿赂犯罪慎改论
  • 修改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应当慎重。不宜将贿赂犯罪的对象要件修改为“财产性利益”。应当充分运用刑法解释方法,从现行刑法分则的“财物”概念中发掘动态内容。有必要在保留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基础上,通过刑法解释发挥其规范性功能,化解相关适用性障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设置具有合理性,应在捋清刑法条文关系与全面理解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明确不正当利益的内涵,而非直接取消或者修改现有规定。必须在用足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根据惩治腐败的现实需要增设影响力交易罪,避免贿赂犯罪刑法条文交错的进一步加深。
  • 刑事诉讼法律推理的方法论基础
  • 刑事诉讼法律推理,就是裁判者依据一定方法将案件事实构成要件与刑事诉讼行为条敖实现“合致”的过程。由于中国刑事诉讼裁判规范的不确定性,加上诉讼构造上的职权性色彩浓厚。往往忽视“复合型刑事诉讼行为”中的推理结构。建构“复合型刑事诉讼行为”中具有初步性、程序性的“罪刑推理”、“证据推理”、“程序推理”和“效果判断”等推理形式,有助于防止推理中的任意、不当,甚至违法情形,同时促进推理过程的精密和规范。
  • 质疑“听证式审查逮捕论”——兼论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
  • “听证式审查逮捕论”的论证思路与方式并不足以证成听证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更能促成审查逮捕制度的合理性。我国目前司法资源的配置状况、逮捕的证明标准、审查逮捕制度内含的侦查监督职能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实际听证能力,决定了在现阶段并不适合推行听证式的审查逮捕方式。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应当在客观认识审查逮捕制度运行效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司法语境与已有的制度资源,进行有针对性地制度调整。
  • 我国逮捕证明标准研究
  • 我国逮捕证明标准在具有客观性、层次性优点的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缺乏比例性的缺陷,英美国家的“合理根据”及“可成立理由”逮捕证明标准立法及实践经验为我国立法完善提供了有益经验,完善我国逮捕证明标准应坚持高标准、客观性及经济性原则,并将之确定为“充足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紧迫的犯罪嫌疑”。
  • 论量刑调查制度
  • 量刑调查报告在西方国家有160多年的历史,我国开始于1989年。现在,已经有10多个地方法院实施这一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刑罚个别化理论、教育刑理论和罪犯人权理论。在我国实施这一制度的前提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调查对象应当适用于可能判处所有刑罚的、所有未成年和成年被告人。从调查的主体来看,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量刑调查。从调查的内容来看,应当包括个人情况、犯罪情节、犯罪前后表现、行为人的性格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8个方面。为了法官无须解读冗长的文字就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信息,调查报告应当简短化和表格化,形成“量刑调查表”。
  • 我国刑事和解的现实困扰与进路分析
  • 刑事和解在改革、探索过程中,面临着来自于观念层面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价值层面对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冲击以及司法实践层面相应诉讼程序及配套机制缺失的诸多现实困扰。只有在理论上廓清纷扰,在立法上加以规范,才能使刑事和解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点缀,而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轻罪分流机制。
  • 国家为何要救济刑事被害人——对东莞地区重大刑事案件的调查分析
  • 对东莞地区五年来1650件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类型、犯罪性质、犯罪主体情况及其家庭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刑事被害人被害事实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目前刑事法律规定的对刑事被害人损失进行救济的手段作用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刑事被害人根本无法得到救济。这不仅使刑事判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刑事被害人群体的司法需求,也影响到司法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更加深了刑事被害人作为维权的弱势群体与政府或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引发出刑事政策观念层次的矛盾和冲突。在刑事被告人经济能力有限刑事被害人获赔落空的情况下,由国家对刑事被害人弱势群体进行救济就显得特别必要。
  • 重要启事
  • 刑事政策视野内刑罚轻重均衡实证研究
  • 刑罚轻重均衡是刑罚在刊事政策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惯性思维中,刑罚轻重均衡往往过多强调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受刑人刑罚轻重主观均衡的存在与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刑罚轻重均衡并非因刑罚主体的单方运行而形成预期效果。昕以,在我国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客观认识刑罚轻重均衡的性质,突出刑罚轻重均衡的效果,在刑罚轻重的客观均衡与主观均衡的冲突中调整刑罚轻重配置与指向。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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