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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检察机关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正当性
  • 我国目前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实施机构的选择上,主要有法院主导、专门机构主导、检察机关主导、司法行政机关主导、民政机关主导、多机关共同主导等六种模式。上述六种模式各有自身的优劣,但相对而言,检察机关主导模式有较多的优点,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是可控的。因此,我国以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构是较好的选择。
  • 检察机关应用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研究
  •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刑事犯罪也开始涉猎计算机网络。检察机关在办理批捕、起诉、民事行政抗诉、职务犯罪侦查时逐渐涉及到大量的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如何在侦查取证时核实、审查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鉴别真伪,固定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有效指控犯罪成为检察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有必要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加以研究,为新形势下的检察工作理清思路。
  • 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和衡量标准
  •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检察工作,是全方位提升检察工作水平、确保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理论上阐释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实践中厘清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衡量标准,是检察机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 法国检察体制变革研究
  • 法国的检察体制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而检察院的地位及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则一直是检察改革的核心议题。考察法国检察制度的变革历程有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检察院在当代政治体系当中的地位,从而为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检察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 瑞典的检警关系及发展趋势
  • 瑞典有关检警关系的现行立法以牺牲明确性的方式来保障实践的灵活性,把本应由立法加以解决的问题交由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在个案处理过程中自行协调。瑞典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侦查管辖划分的基本依据是案件是否“复杂”,但不论案件由谁主导,主要责任都由检察机关承担。从瑞典检警关系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对检察机关权力的扩大和限制是同步而非单一方向进行的。重构检警关系的根本原则应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把权力交由最合适的机关行使,并采取措施保障其有效地行使权力。
  • 中国内地与香港刑法中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
  • 我国香港地区在缓刑制度方面既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缓刑制度的先进经验,又保留自身的鲜明特色。受英国普通法系暂缓宣告和暂缓执行的司法惯例影响,香港刑法中缓刑制度也包含了暂缓监禁和缓刑监督两种类型,对缓刑犯的执行主要由惩教署和社会福利署完成,同时香港缓刑的执行走出了一条行刑社会化的路子,其中,民间团体“善导会”的帮教工作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通过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缓刑制度的比较研究,总结内地缓刑制度的特点、不足与对香港地区缓刑制度的应有借鉴,对丰富和完善中国内地的缓刑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刑事责任概念的清理与厘清
  • 通过文献分析,我国刑法理论对刑事责任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的研究水平上,研究方法单一且落后。大陆法系刑事责任和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基于不同的理论平台,并不能进行单纯的类比,二者的生成都是语境性的,是不同文化语境的产物。我国传统刑事责任是个伪命题,其传统的概念必须被改变,应实现概念的从结果到过程、从对行为人处遇到对行为人定罪的转变,如此才能相应的真正改变刑事责任研究地位上形式主义和内容上的概念主义。
  • 罪等划分及相关制度重构
  • 在国外刑事立法中已有罪分轻重的规定,我国刑事法中也存在隐性的罪分轻重,但相互之间多有冲突。基于统一立法中罪等划分标准、遏制刑罚攀比以及为实现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应该在刑法中明确规定罪等划分条款。罪等划分的依据有两种:一是实质性按罪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对罪等进行划分;二是基于法定刑做形式上的划分。在我国,以五年和十年作为标准将罪分为三等较合适。根据该划分标准,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做一系列调整。
  • 论可罚的违法性
  • 可罚的违法性是日本刑法学者为了在司法中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而实质违法程度轻微的行为非罪化提出的概念。可罚的违法性,即值得动用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如果危害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即便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特征也不构成犯罪。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刑法谦抑性和违法相对性。我国刑法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便在司法中将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在司法中,决定一个符合构成要件形式特征的危害行为最终是否需要动用刑罚处罚,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 商业贿赂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 具有市场价格且受贿人实际取得价值的礼券应当计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将免费旅游界定为商业贿赂,并非意味着与免费旅游相关的费用一概认定为商业贿赂数额;应将以金钱为背景、体现贿赂犯罪权钱关系的性贿赂认定为商业贿赂。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规定的帮助,但行贿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不能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复数实行犯情况下以主犯的罪名确定将共犯认定为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合理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根据共犯理论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调适。
  • 聚众犯罪若干问题辨析
  • 由于聚众犯罪的特殊性,刑法分则对大多数聚众犯罪,法律明确规定了犯罪主体。但是,对于少数聚众犯罪,立法没有规定责任主体,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端,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聚众的共同犯罪中,追究各共犯人的刑事责任,应结合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规定加以解决。
  • 传销犯罪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及模式——兼评《刑法修正案(七)》
  • 我国传统的传销定罪模式将非法经营罪作为传销的基础犯罪,这不符合传销行为多样性、客体多重性和目的多样性的特点。传销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应当独立成罪,这有利于实现传销罪名与罪质的统一、扩大传销犯罪的惩治范围、实现与《禁止传销条例》的协调和避免不必要的国际贸易摩擦。在传销犯罪的立法模式上,《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一稿采取的是预备式立法,二稿和《刑法修正案(七)》采取的是概括式立法。两稿在立法模式上仍存在一定不足,应综合采用概括式立法和预备式立法。
  • 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法律监督问题
  • 刑罚执行对于刑事诉讼具有终结性、实现性的重要作用和法律意义,但对刑罚执行的监督却相对滞后,存在着监督范围不完整、内容不明确、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这既有法治理念上的原因,也有法律制度本身和实践操作层面中的问题。目前要加快刑罚执行监督的理念更新,应加强立法保障,注重刑罚执行监督的功能发挥,促进监督机制创新,构建完善有序高效的监督体系。
  • 刑事诉讼中“线人”作证问题研究
  • 我国的警方线人不但身份完全保密,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线入一概不出庭作证,甚至线人向警方所作的陈述或提供的情报内容也被作为秘密资料而不随案移送。这种做法不仅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法院也无从对线人庭外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线人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线人的使用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因此在线人作证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线人虚假或错误陈述难以得到发现和纠正。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线人身份的保密特权和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之间作权衡。为此,需要建立我国线人作证规则,通过向法官秘密作证和特殊情况下出庭作证的方式,保障辩方取证权和质证权的实现。
  •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比较法考察
  • 在侦查阶段,大陆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而律师很少实施,证据保全制度和阅卷制度可以改善律师取证能力的不足;英美法系国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较高,但其取证能力无法与控方相提并论,强制证人出庭程序和证据开示制度可以弥补其缺陷。两大法系国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问题上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实际上两大法系国家辩护律师囿于法律规定、调查能力和取证动力等条件的限制,律师调查取证所起的作用有限,但法律上都有相关措施来弥补其不足。因此,我国也可以完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条件,设置相关保障措施,弥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不足。
  • 从西方回到中国:反思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理论研究
  • 既有的刑事审判模式理论,比如当事入主义/职权主义、传统型/现代型、宪政型/集权型、对抗型/合作型等,一是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二是缺乏对中国实践的切实关照,以致既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司法的制度与操作,也很难提出有价值的指引。因此,只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真正面向中国实践,才能提炼出富有解释能力和指引价值的审判模式理论。
  •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模式
  • 大陆法系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是职权式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其最为核心的目的在于通过控制法官的思维来实现对法官定罪过程的规制。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诉讼模式本身便可以有效实现对法官定罪过程的规制,因此,其对犯罪论体系的研究毫无兴致而对辩护制度的研究则情有独钟。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平面封闭式的犯罪论体系与职权式诉讼模式相结合,导致了犯罪论体系不仅没有实现对法官定罪过程的控制,而且还加重了控方的证明负担并限缩了辩方的实体辩护空间。
  • 《中国刑事法杂志》用稿体例说明
  • 征稿启事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刑法学研究
  •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刑法学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79刑法典为研究重心、以特别刑法的适用和刑法改革为研究重心以及以97刑法典为研究重心的三个阶段。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在30年的发展中,刑法学研究体现出为刑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准备,紧密联系刑事司法,实践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刑法和区际刑法研究得以拓展的特点,并在刑法观、刑事政策、完善刑法的模式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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