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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上海检察机关办理证券领域犯罪案件调查
  • 证券领域犯罪是一种高数额、高智商、高技能犯罪,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现有的办案专业水平难以适应,立法和司法存在着缺陷,证券行业的监管尚不够有力。司法机关要提高办理此类案件的能力,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加大对证券行业的监管力度。
  • 刑事诉讼中DNA证据运用的实证分析——以北大法意数据库中的刑事裁判文书为对象
  • 在23427起刑事案件中,有288起案件涉及DNA证据的运用。据此相关数据及288起涉及DNA证据案件的刑事裁判文书,可以发现DNA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存在如下问题:DNA证据在指控犯罪方面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DNA鉴定结论的表达方式极不规范;辩方对DNA证据的质证意识和能力尚需提高;DNA鉴定在错案发现和纠正方面的功能有待挖掘。
  • 注射刑的理论困境与现实走向——以美国司法现状为中心的考察
  • 注射刑作为一项探索中的刑罚执行方式,适用死刑的美国诸州基本上都对其持正面态度,并且对注射刑的药物选用及其程序也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法律规定。围绕注射刑性质定位的理论之争,美国司法界的倾向性意见认为注射刑并不限于“研究性活动”抑或“质量控制”,并且也不赞成注射刑属于“残酷和异常的刑罚”。另外,在践行注射刑的司法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目前这些实体与程序上的缺陷并没有阻碍注射刑的司法适用,与之相反,正是这些困境因素成为了推动注射刑不断完善的动力所在。
  • 论犯罪过失类型与刑罚轻重的关联——从学说理论与司法实践两个纬度的展开
  •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将犯罪过失分为不同类型,而有认识过失与无认识过失的划分是过失类型的重中之重。过失类型与刑罚轻重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学理上倾向于认为对有认识过失的刑罚应适当重于对无认识过失的刑罚,通过对101个常见过失案例的实证研究,从质上看,过失类型与刑罚轻重之间确实存在此种关联,与理论预期相符合;从量上看,这种关系的影响力度较小,在所有八类影响因素中排位相对靠后,两者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性的影响关系。
  • 论实行的着手
  • 在关于实行的着手的诸学说中,主观说、实质客观说及折中说均具有种种缺陷而无法作为认定着手的标准,形式客观说虽然抽象,但却最符合犯罪构成原理且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应提倡以形式客观说为基准,以实质客观说为补充的综合客观说。
  •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 销售金额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犯罪既遂的标准”下,严格的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并且坚持对“销售金额”进行严格解释,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全部违法收入,对已生产但尚未售出就被查获的伪劣产品的行为,按货值数额追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的法律责任。“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以及“货值金额”,尽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但是相对来说,“货值金额”则较为明确的体现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宜作为界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数额类型。
  • 危害环境罪的主观罪过研究
  • 在危害环境罪中,往往存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危害后果,对这两个危害结果,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也多有不同。因而,危害环境罪存在复杂罪过的情形。我国也应在刑法典中对危害环境罪的因过形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同时同一罪名中应当分别规定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
  • 高利转贷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
  • 高利转贷罪是针对信贷资金的犯罪,其所要求的“转贷牟利”目的可以产生于套取资金之后,所牟之利也不仅限于金钱,亦应包括非物质利益。金融机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成为高利转贷罪的主体。对信贷资金的非法取得、违反规定使用都属于“套取”行为;是否“高利”关键在于转贷的利率是否高于其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时约定的利率;认定“违法所得”应限于获取的利息差。
  • 持有假币罪若干问题探究
  • 作为假币犯罪体系之中的兜底罪名,持有假币罪的犯罪客体是货币的法定发行权、法定地位和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秩序;犯罪对象理应包括伪造和变造的人民币和境外货币;“持有”实质上是一种状态,只要能够证明现实地持有较大数额的假币,就足以认定符合本罪的客观要件;“明知”属于状态故意,只要能够根据基础事实合理推定主观上是明知,就足以认定符合本罪的主观要件。
  •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疑难问题探讨
  • 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司法认定中,国有公司、企业不包括国家参股、含有其他经济成分的公司、企业。经理是个类概念,包括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副经理和财务经理,未实行公司改制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厂长、总裁、主席等属于经理的范围。经营为筹划并管理之意,有参股投资但未参与实际经营管理的不能认定为经营行为。同类营业不包括类似营业或相关联营业,其范围应以国有公司、企业注册登记经营范围中的实际经营范围为标准。非法利益是指兼营公司、企业的非法获利,在兼营公司、企业没有获利的情况下,非法利益是指董事、经理的个人所得。
  • 网络证据附属信息研究
  • 网络证据的审查判断对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证据附属信息是审查判断网络证据的重要方法和途径。网络证据的附属信息是指在对网络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网络证据本身所包含的证据信息之外的,能够影响网络证据本身可采性的信息。网络证据的附属信息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和综合性三个基本特征。加强对网络证据附属信息的研究对于认定网络证据的真实性、可采性以及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论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证据的转化
  • 初查是检察机关在正式立案之前对刑事案件的相关线索进行的调查活动,在查处贪污贿赂犯罪中,初查活动尤为重要。由于初查并非正式的刑事侦查活动,因而初查中所获得的案件材料不能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而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初查证据能够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有的则不能转化。能够转化的初查证据,应该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特征,对于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并且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转化的证据主要是不具有转化价值和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非法证据。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证据的转化方法主要有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可以直接转化的主要是物证和书证,可以间接转化的主要是言词证据。
  • 论限制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
  • 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成为强制侦查措施的实施对象,但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案外第三人也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案外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执行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案外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 我国侦查案卷制度反思
  • 案卷制作上的全面性、规范性、封闭性,案卷移送上的全程性,案卷使用上的官方性、依赖性、决定性共同构成了我国侦查案卷制度的主要特征。现行侦查案卷制度迎合了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价值理念和结构模式的需要,导致控辩对抗严重失衡、刑事审判流于形式。改造这一制度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扩大侦查案卷制度中的辩方权利和严格限制侦查案卷的证据效力。
  • 中外警检关系比较及我国警检模式之构想
  • 文章通过对相关国家刑事诉讼警检关系的分别介绍,比较各国刑事诉讼中警检关系的可取之处,检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关系的现状和利弊,结合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警检关系的建议和设想。
  • 中国近代检察权的检讨与启示
  • 清末变法以来,中国检察权的近代化过程极其艰难,又很不彻底。其中的参酌取舍,充满了西方影响、法族意识(1egal families)、皇权因素、知识阶层力量等的较量。时代在变迁,问题在变化。根据现代法治视角,中国近代检察权具有诸多缺陷和不足,但是,在当时社会和法律背景下,其意义是具体而不容抹杀的。对于当前中国转型社会下的检察权改革仍有一定启示,如发挥诉讼文化的指导功能、合理调整诉讼构造、促进检察官客观义务并完善检察内部体制等。
  • 公诉权制约与规范之辨
  • 基于公诉权滥用的理论和现实,提起公诉制约论者认为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权进行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更好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其对权力滥用过于正统的描述,忽视对主体人的能动性的思考、忽视其他诉讼参与人及整体利益的权衡、忽视本土环境的考虑、忽视刑事诉讼目的的关注却不能不说存在缺陷。借鉴它国经验的权力制约之路固然能够推动权力滥用问题的解决,但充分利用现有成绩和本土优势,提升规范行权理念,完善规范行权制度、创新规范行权机制,将提起公诉权行使纳入科学的、规范化的轨道,使提起公诉权最终走向权力的规则之治,才是推进检察公诉权进步和发展的根本之道。
  • 降低羁押率的途径探析
  • 我国的羁押率过高,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应当通过严格逮捕条件,减少逮捕措施的初始适用,通过加强捕后审查,增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捕后变更适用,实现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羁押替代功能,打消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后顾之忧。三管齐下,就能够适度降低我国的羁押率。
  • 征稿启事
  • 《中国刑事法杂志》用稿体例说明
  • 1.注释采用脚注方式。页与页不连续编号。以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识。 (1)著作引文注释 作者:书名,(译者),卷次,出版社,出版年份,版次,页码。 ①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85页。 ②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 对抗制刑事审判价值的批判性反思
  • 对抗制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制度,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对抗制的优点在于:有效地防止了裁判者形成偏见,激励双方当事人去收集信息;充分地保障了裁判者的中立性和被告人的消极自由不受国家机关的任意侵犯。除了效率低下和裁判理性不足外,对抗制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适用中所产生的不平等。我们在引进对抗制时,必须通盘考虑,扬长避短。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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