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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农民轻微犯罪附条件不起诉问题研究
  •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加快新农村建设,重视“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民轻微犯罪问题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消极因素。因此,应对农民轻微刑事犯罪进行研究,探索建立农民轻微刑事犯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维护农村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 侦查到案:查证功能与期限配置
  • 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发现,到案阶段具有强大的查证功能。这表现在: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是形成案件证据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到案阶段的查证活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侦查和诉讼的方向。然而,法定的到案期限却不能充分适应这一功能,从而导致传唤、拘传等法定措施的适用率很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留置、口头传唤、抓捕等措施反而被大量使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适当扩展到案期限,并通过审批程序予以合理限制。
  • 新中国刑法的演变
  •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刑法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以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为标准大体上分为“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原则为指导的政策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的1979年刑法典的法制刑法和以“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为标志的法治刑法转型等几个阶段。
  • 国际刑法成长的根基——人道主义诉求
  • 国际刑法的发展是建构在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法的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催生了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法治。但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只是保卫人道主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以此为思路,国际刑法的发展脉络可以表现为:人道主义法的确立和发展——反人道主义罪行的规制和惩罚——人权法的创制和发展——国际刑法的创制和发展。反人道主义犯罪规制过程中凸现的法定性原则等分歧是国际刑法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分歧。反人道主义犯罪的刑事规制为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确立了基本价值和原则标准。
  • 赦免:因应腐败犯罪之良策?
  • 求助于常规的反腐手段,似无法突破“越反越腐败”之怪圈。而作为法治例外与补充的赦免制度,具有缓和矛盾、彰显德政、荡涤旧痕、与民更始之刑事政策价值。只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考量,能够在整体上取得有益于国家与社会发展之功效,依法适时对腐败犯罪行赦亦未尝不可。当然,赦免只是因应腐败犯罪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规手段,只有辅之以官员财产申报等相关配套制度,才能真正开创反腐败的新纪元。
  • 刑法第24条第2款中的“损害”——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双重展开
  • 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中的“损害”在实质上是罪刑规范所阻止的事实,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两种:符合他罪构成要件且需要动用刑罚,符合本罪基本犯成立标准或既遂标准。现行立法打破了不同性质的中止犯之间应有的协调,完全不考虑主观恶性等因素对刑事责任承担的影响,应予摒弃。
  • 刑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 我国有效刑法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种。目前,我国刑法解释面临诸多困境。由国家立法机关解释刑法合法却不合理,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刑法又有违宪、侵权之嫌。尽管理论界对现行刑法解释质疑声不断,但司法界却视刑法解释为办案生命。数量庞大的刑法解释的存在,最终阻碍了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而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反过来又加大其对刑法解释的过分依赖。我国刑法解释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只有改革当前刑法解释体制,取消现行刑法解释中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建立法官适用刑法个案解释机制,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 论可罚的使用盗窃
  • 使用盗窃的可罚性基准不是主观的非法占有目的,而是客观的实质损害。使用盗窃的可罚性应以相当的利用可能性妨害作为判断标准,相当的利用可能性妨害须综合盗用时间的长短、使用盗窃的对象、财物的保存状况等因素来判定。司法解释对偷开机动车辆的部分定性结论存在疑问,不必对使用盗窃单独设罪,但是应对使用盗窃设立专门的处罚规定。
  • 交通肇事后隐匿、遗弃被害人的罪名分析——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质疑
  • 从侵害法益的方式、因果关系的形式来看,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利用过失致被害人受伤的状态而排除被救助的可能性,增大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具有作为犯的特征。其主观罪过是明知被害人不被发现会死亡,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积极追求的直接故意。因此,该行为是(直接)故意杀人罪,而不能根据被害人的伤亡结果而分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值得商榷。
  •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共犯研究
  •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存在共同正犯。在本罪中,负有报告义务的人不能成立狭义共犯,没有报告义务的人可以对负有报告义务的人成立狭义共犯。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从犯罪的主体来看,必须是两个以上的复数主体;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来看,数个不报或谎报的人之间不仅存在不报或谎报的共同故意,而且还应存在明知不报或谎报的行为会导致贻误抢救而仍为之的共同故意;本罪既可以是危险犯,也可以是实害犯,当其为危险犯时,其实行行为具有单一性,当其为实害犯时,其实行行为具有复合性。
  • 我国责任事故犯罪立法的检讨与完善
  • 当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法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为应对生活中的风险而设计的。人们不能仅仅在风险造成实际的损害之后再动用刑罚去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在立法之初就必须着眼于预防。尽管《刑法修正案(六)》在一些问题工作了些许补充和完善,但是我国责任事故犯罪的立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为了能达成针对社会生活中责任事故风险的预防,我国责任事故犯罪的立法在立法体系、构成要件类型以及具体构成要件要素的设计上都应该进行相应的完善。
  • 场所强戒由谁监督?
  • 《禁毒法》客观上将监所检察力量请出了场所强戒领域,缺乏法律具体授权和程序支持令其难以再度介入。但作为专门法律监督部门,检察机关有义务争取进入直至全面监督为维持社会基本秩序而设置的各种人身强制场所的活动;它的现实选择是整合现有职能资源,探索细化司法统计和汇总通报执法情况等监督做法,通过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渠道,有效制约这一领域特殊公共权力的运行。
  • 犯罪构成要件视野下的刑事审判对象问题研究
  • 刑事审判对象是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犯罪构成要件是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犯罪构成要件在刑事审判对象问题上起着指导形象功能。刑事审判对象的设定是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展开的,刑事审判对象的确定不能脱离犯罪构成要件,刑事审判对象的变更是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的。
  • 量刑建议制度全面推行的障碍及其破解
  • 我国自上世纪末在国内部分地区试行量刑建议制度以来,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若全面推行则仍面临“观念”、“理论”及“实践”三个层面的障碍。观念层面的障碍表现为社会公众乃至部分司法实务界人士对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不理解,认为是检察机关在“抢权”,量刑建议与实际处刑不一致则是检察机关“办错案”;理论层面的障碍表现为难以厘清量刑建议权与审判独立及司法公正的理论架构;实践层面的障碍对外表现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案件类型不明确,对内表现为检察机关社会压力增大且量刑建议经验缺乏以及量刑建议权的行使缺乏规制。分析并破解这三个层面的障碍,对在我国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的理性选择
  •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始于近代国家,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考察美国“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确立的人权保护理念和宪法性权利可诉制度,所展现的是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设置有诉讼权利特殊保护条款,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需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在审慎借鉴中逐步调整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的力度。
  • 不批准逮捕若干问题研究
  • 不批准逮捕实质上是通过法定程序使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羁押。根据刑诉法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司法实践中,不批准逮捕存在对逮捕证据把握过严、较少考虑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而存在“构罪即捕”等问题。应当在完善立法、加强内部监督、建立不捕说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保障不批准逮捕权的正确行使。
  • 侦查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 强化侦查监督权一直是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内容。而刑事侦查监督权的有效运行,取决于完备、高效的刑事侦查监督机制。必须把侦查监督机制放在刑事侦查监督工作系统中,厘清刑事侦查监督机制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运行原理及基本途径,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侦查监督机制,强化侦查监督权。
  • 侦查监督工作中运用刑事和解的思考
  • 刑事和解对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来说,还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探究和解决。刑事和解对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实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贯彻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的主要环节。应当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的现状、在该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基础、价值取向及如何适用等问题。
  • 科学发展观视阈中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之探讨
  •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信服度和对其公正性、法律权威性的评价。自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得到不断增强的客观事实应当充分肯定,但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还不高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需加强执法保障能力,自觉维护执法权威。
  • 《中国刑事法杂志》用稿体例说明
  • 征稿启事
  • 《中国刑事法杂志》是国内惟一的刑事法领域专业学术期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主办。《中国刑事法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坚持以学术为重,以研究刑事法领域的前沿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为己任,突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结合。
  •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理论冲突及其解决
  • 社会危害性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是客观的,也是其受到广泛诟病的根源之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冲突,有着深刻的价值观上的根源和立法、司法中的具体表现。伴随着社会危害性体系性地位的转变,应当在立法上坚持社会危害性,在司法上坚持刑事违法性,同时发挥社会危害性的出罪功能。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功能转变为出罪式:作为实质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和阶段,它的有无决定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它的大小,决定是违法还是犯罪。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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