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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强制措施外部控制问题探讨
  • 对强制措施应采取更宽泛的界定,包括现行立法上的“强制性措施”。从侦查权所具有的侵犯人权的天然倾向、权力享有者易滥用权力的规律及权力制约的有效性等方面考虑,应强化强制措施的外部控制。这也是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强制措施外部控制应由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法院也应有所作为,并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和完善
  • 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与完善,对于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和司法体制改革都将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当前职务犯罪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对检察机关审查决定逮捕权力的去留应持特别慎重的态度。通过设立逮捕权的监督程序,赋予被捕人充分的权利交涉程序,建立被捕人最终的司法救济程序,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方式。
  • 江阴涉罪外来人员适用取保候审的实践与思考
  • 让具有相同犯罪情节的犯罪嫌疑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够无差别地适用强制措施,这是最起码的司法公正。取保候审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之一,如何保障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能平等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江阴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对符合取保候审的外来涉罪人员通过建立基地的方式创建了取保候审新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 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与安全刑法的兴起——兼评伯纳德·哈考特与劳东燕的“崩溃论”
  • 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
  • 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性之否定——兼与李凤梅博士商榷
  • 实行行为是实施刑法分则类型性规定的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除部分具有教唆性质的行为因刑法分则例外规定而具有实行行为性之外,对于大多数教唆行为而言,形式上不具有构成要件定型性,实质上不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其必须依附正犯的实行行为才能实现对法益的实际侵害,因而其本质上属于加担实行行为的共犯行为。将教唆行为定位为实行行为的见解不仅有违实定法的规定,而且有消解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概念区分之虞,显然有悖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
  • 期待可能性理论及中国刑法的合理借鉴
  • 期待可能性具有以相对自由意志为核心、符合刑法人道性和刑法谦抑性等理论价值。鉴于我国的刑法理论框架和体系,该理论的植入尚存在难以回避的法律障碍和理论困境,通过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和精神实质,丰富和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
  •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要素解构——基于“技术措施”的考察
  • 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
  • 试论“占有”之区别——兼论封缄物的刑法属性
  • 刑法和民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某些区别在表象上却并不明显,占有制度即是表现之一。较之于民法,刑法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因此占有制度中对占有意思的要求较低,而更注重于占有的事实存在及客观方面的表现。具体到封缄物特别是不易打开的封缄物上,出于权利救济以及观念占有的刑法排除等方面的考虑,应承认受托者对封缄物包装和内容的事实占有,并对共同占有和占有辅助进行个案认定。
  • 制度不足与“兜底”条款——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冲突、现实选择与司法应用
  • 有效惩治犯罪与避免伤害无辜,是刑事法治永远讨论不断的话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这种价值追求、现实选择与制度平衡的一个缩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遇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制度问题的一个体现。关于“保护贪官”存在合理性的责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两弊之衡取其轻的功利选择,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贪污、受贿等罪的兜底性规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于面临“涉罪无辜”正当性的质疑,问题在于制度不足。因此,建立保证本罪正当性的“前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必要的。
  • 检察机关侦查指引权及其实现机制
  • 侦查指引权是检察机关检察权的重要体现之一,侦查指引权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侦查指引权的确立是对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确立检察指引侦查的机制,让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是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构建良性检警关系,使侦查活动依法有效进行,并使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 比较与选择: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
  • 秘密侦查包括乔装侦查和秘密监控,存在着行政机关监督、法院监督、检察院监督三种模式。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秘密侦查的监督中占据重要地位,英美国家对于乔装侦查没有采用司法审查机制。我国应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的秘密侦查法律监督模式,这样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和法律体制,而且检察权的特点更适合对秘密侦查进行监督。
  • 职务犯罪侦查询问证人中存在的问题与完善意见
  • 职务犯罪侦查中询问证人的地位重要、特点突出。然而我国法律与之配套的规定并不完善,不能体现职务犯罪侦查的自身特点和实际规律,导致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正常开展。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询问证人制度是当务之急。
  • 法院改变公诉罪名的类型分析及程序设计
  • 犯罪构成事实认定不一致和罪名认定不一致是法院改变公诉罪名的原因。包括法院认可辩方主张改变公诉罪名和法院对控辩双方的主张都不认可改变公诉罪名。在类型分析的语境下,法院认可辩方主张的犯罪构成事实改变公诉罪名是正当的;法院认定的犯罪构成事实与控辩双方主张的犯罪构成事实都不一致,法院依据自我认定而改变公诉罪名则不具正当性;法院认可辩方主张的罪名改变公诉罪名具有正当性;法院对控辩双方主张的罪名都不认可改变公诉罪名具有正当性,但不能直接改变。在庭审程序中应当增设罪名改变通知程序和罪名改变辩论程序。
  • 检察机关与审计机关协作配合机制检讨与完善
  • 高检院和审计署先后两次联合发文建立规范检审协作配合机制,提升反腐败工作合力。然而检审协作配合实践却呈现不均衡、欠理想的状态,一些体制障碍如审计工作政府内审的定位、审计结果披露的限制影响了检审机关的协作配合。为此,须在坚持现行检察体制和审计体制的前提下,对协作配合机制进行改进。
  • 检察权优化配置与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 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必须优化配置检察权。应优化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诉讼监督权和法律监督手段,以维护法律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推动和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 社区矫正分析
  • 随着现代刑事法治不断趋向轻缓化,社区在维护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虽然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外得到广泛适用,但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不到位、刑罚观念保守以及社区机构单薄、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事务繁杂等因素制约,社区矫正工作并未有效推行。必须通过修正社会观念、加强立法、改进社区工作、改造社会文化等,使社区矫正工作渐次完善。
  • 缺失与构建:对“检务公开”制度的反思
  • 检务公开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举措,是检察民主的具体彰显,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检察机关公正执法,保障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但是,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改革的突破性措施,规定粗疏,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操作性不强,理论研究和阐述不够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推行。应该以梳理检务公开制度的内涵为基点,以制约检务公开制度的瓶颈为研究视角,借鉴域外检务公开制度中的成功经验,以期构建一种制度化、程序化,从而符合现代检察规律和诉讼规律的检务公开制度。
  • 检察学理论体系构建的中国化进路
  •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学理论体系为检察理论研究的根本要义。检察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应推进检察事业科学发展,不分离检察实践;根植于中国宪政本土,不脱离国情;凝聚于法律监督内核,不悖离检察规律;注重理论层面多元化,不排斥历史传承和辩证借鉴。
  • 检察改革的“相对合理主义”路径
  • 由于保障检察制度良好运行的现代法治尚不具备,中国检察改革不能企求尽善尽美、一步到位,而只能在坚持整体、合法推进的同时,遵循“相对合理主义”,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从细微的技术性改良逐步走向系统的制度性变革,实行灵活的“弹性”措施,同时坚持严格的“底线”控制,在现代法治目标与中国当下现实之间构思检察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策略,将具有公理性、普适性的法治基本原则作为检察改革的目标。同时冷静地面对转型中国社会和转型中国法治的初级性。
  • 美国刑法中的文化辩护研究
  •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种族多样化的国家,文化冲突现象大量存在。刑法领域的文化冲突问题——文化辩护,即被告人文化背景差异的事实应否作为证据采纳以及如何被采信。在价值判断上,美国刑法允许文化背景证据适用;在方法抉择上,“限制适用说”的三层次判断模式,确保了文化背景证据适用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文化辩护反映出美国文化的包容性、美国法律的开放性以及冲突权利平衡的特征。我国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相冲突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启发。
  • 征稿征订启事
  • 《中国刑事法杂志》是国内惟一的刑事法领域专业学术期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主办。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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