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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谱系梳理及路径探寻
  • 近年来,以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与确立为标志,刑事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刑事政策研究的浪潮。基本刑事政策乃刑事法治的灵魂与导向,从根本上决定与塑造了一国刑事法律活动的基本框架与面貌,并将直接影响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效果。为提升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品格和学理深度,避免实务践行出现方向性舛误,有必要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性的谱系梳理和绩效评估,进而提出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研究模型以牵引宽严相济政策的后继研究。
  • “被害人承诺”还是“被害人同意”?——从犯罪论体系语境差异看刑法概念的移植与翻译
  •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犯罪论体系中,“被害人承诺”的概念专指一种针对故意伤害与毁坏财物的违法阻却事由,并不能涵盖所有得到被害人同意的情形。如果忽视我国大陆通行的“四要件”理论与日、台犯罪论体系的结构性差异,仅仅移植“被害人承诺”的文字表述,需要付出很大的改造成本,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也易产生误解。相比之下,无论目前的犯罪论体系是否变革,“被害人同意”都是一个多面兼顾的概念。本文通过梳理“承诺”一词的移植史,一方面为“同意”的用法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对于近年来国外理论引入过程中,仅仅重视新鲜术语本身的表述形式,却常常忽略概念的实质内涵和体系性地位的“徒有其表”的术语移植现象进行反思。
  • 死刑民意引导的体系性解释
  • 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与民众的死刑知识水平呈反比例关系,民众的死刑知识越丰富就越会反对死刑,不过基于报应原因而支持死刑的观念将不会因为死刑知识的增加而改变。死刑知识对死刑民意的影响受知识类型的制约,而导致死刑立场发生改变的最主要因素是无辜者被执行死刑的知识。已经改变的死刑民意会在“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出现一定的反弹,回到他们最初的、没有接受死刑知识之前的状态。死刑民意的引导应当综合运用知识和情感的策略。
  • 唯物辩证法在刑法因果关系学说演进中的展开——兼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必要
  •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仅对认定刑事责任具有指导意义,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确定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唯物辩证法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演进恰又是唯物辩证法自我展现,自我回归的里程,故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更有其必要。
  • 认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几个理论问题
  • 当前对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主要集中在对其“外延”,即具体情形的探讨上,但对“情节较轻”的“内涵”,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则探讨不多。在理论上,绑架罪“情节较轻”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需要司法者进行一定的价值评判。评判的基础是能够影响绑架罪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评判的标准则是法益侵害的层次和程度。
  • 毒品犯罪死刑裁量指导意见(学术建议稿)
  • 毒品犯罪死刑的裁量必须严格坚持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必须综合考虑毒品的数量和案件的其他情节。毒品的含量、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定性、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特请介入、自首、立功的理解与认定等问题,对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死刑的适用、零星贩毒案件中死刑的适用、毒品的累积与折算与死刑的适用也具有特殊性,需要专门研究。
  • 再论证据的种类
  • 我国法律关于八种证据的规定存在证据观混杂、类和种混杂、科技用语与证据学用语混杂等问题,特别是证据观混杂对证据学有全局性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划清三条界限:一是实体过程同程序过程的界限;二是证据同证据资料的界限;三是证据同证明的界限。划清三条界限后即可看清,实质证据观是正确的,形式证据观是错误的。证据只有三种,即:物证、书证、人证。古今中外均不存在第四种证据。
  • 论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基础与缺陷——兼论我国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障碍
  • 诉讼模式的改革使得产生于强职权模式下的传统司法鉴定体制与新庭审方式的矛盾日益突出,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司法鉴定也亟需立法。近年来,有关引入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改革构想成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热门话题,本文在分析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基础及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对在我国建立专家证人制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 初查原则之探析
  • 初查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初查全过程,体现初查目的价值,揭示初查基本特征,并对初查立法和初查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构建初查原则应把握初查原则的确定因素及其基本特征。初查原则可以确立为依法原则、控权原则、协同原则等三个一般原则和必要原则、秘密原则、有效原则、适度原则、保护原则等特有原则。
  • 公诉权滥用形态的发展
  • 域外各国突破传统以实体作为判断公诉权滥用的标准,引入正当程序理念确立了多元的公诉权滥用形态,包括违反迅速审判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起诉、违法诱惑侦查的起诉、报复性起诉、歧视性起诉等等。我国应当借鉴其立法及实践经验,重新认识和界定我国的公诉权滥用形态,以更好地规范公诉权的运行。
  • 被害人庭审权利的退与进
  • 将被害人定位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悖公力救济为主的刑诉法发展的历史潮流,偏离被害人保护的国际立法与司法趋势,损害控辩平等诉讼结构的平衡,模糊庭审广场化和剧场化的界限,抹去不同类型被害人之间的实质区别。因此应该在立法上将被害人从当事人地位合理抑制,但在审前程序、量刑程序以及实体补偿上的加强。首先应建立被害人分类制度,限制被害人起诉、上诉、申诉权,加强对被害人的程序保障与权利救济,如侦查阶段申请相关司法机关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权利、申请法院调查权、庭审中参与量刑权等,着重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 不同权力结构因子中检察权的共性表征
  • 从世界各国的权力结构看,一些国家检察权边界清晰,且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一些国家检察权依附于其他国家权力,边界模糊且不具有自己的独立属性。但根基于不同权力结构下的各国检察权均具有谷间带链接特质,是一种程序性权力,并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终极运行目标。梳理和正确认知这些共性表征,有助于从另一个层面深入理解一国检察权的“特有”属性和“特色”内容。
  • 检察建议研究
  •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针对有关部门或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督促其改进工作、消除隐患、建章立制、规范管理,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非诉讼形式的检察活动。检察建议在法律依据、适用范围及效力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必须推动检察建议立法,完善与检察建议相配套的工作机制,促进检察建议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 论侦查裁量权之检察监督
  • 侦查裁量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实践中,侦查机关裁量权主要分为实体事项裁量权、程序事项裁量权和侦查技术裁量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加强对侦查裁量权的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通过不断提高发现职务犯罪的能力,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权,进一步规范、完善检察机关引导、指导和指挥侦查机制,积极提升检察监督的科技含量和检察干警的法律监督能力,促进刑事侦查裁量权合理行使。
  • 刑事抗诉运行机制实证分析
  • 刑事抗诉具有实现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实现被害人权利救济、实现诉讼经济效益三重价值功能,刑事抗诉的价值追求就是把三重价值功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应以制约权力、保障人权为基点,以实现刑事抗诉价值为目标,完善我国的刑事抗诉制度。
  •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 前科消灭制度是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法谦抑性的重要内容,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法制进步、人权保障的必然趋势。目前在我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虽仍面临若干争议与困境,但在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下合理构建该制度有其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司法部门,应在检察工作中践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合理构建相应职权与责任,发挥积极作用。
  •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为样本
  • 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目前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的一项重要司法改革举措。但是,立法规定的粗疏导致对该项制度的功能设计、检察长列席的职责、对程序公正的影响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实践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实际效果与立法者的理想存在较大差距,但随着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的强力推动,其制度功能逐渐为大众所了解,其价值为司法人员所认同。有必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客观考量这一重要制度的实践效果。通过对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近年来列席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对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争议的几个问题提出建议。
  • 对资产追回现实困境的思考
  • 资产追回是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最重要的环节和手段。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对其予以规范,构成了资产追回重要的国际法律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产追回国就能够有效追回流失至境外的资产。在具体的追回过程中,资产追回国的每一追回步骤和阶段都面临若干阻碍性因素,资产追回国必须高度重视并策略性地予以克服。当前,必须以资产追回相关法律现状为基础,从增强资产追回国国内司法能力和资产所在国提供国际法律合作能力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高资产追回国际法律合作水平。
  • 美国检察制度溯源与发展
  • 美国检察制度及相关法律繁杂,相关成文法会同判例法及行业规范,相互交错,深刻影响着美国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其经验与教训为各国检察制度改革提供难得的学习与借鉴模板。在科学与务实批判的基础之上,美国检察制度中某些合理的内核、理念与制度有可能为我所用;而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亦可成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前车之鉴。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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