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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祛魅与还原:反思热议的犯罪论体系之争
  • 犯罪论体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刑事法律实践而存在的。三阶层与四要件两种犯罪论体系在构造上的差别主要体现为对犯罪要素的排列组合方法不同,二者并无太大实质差异。理论与实务存在距离,在理论上同时承认两种犯罪论体系,不会导致刑事司法实务的混乱。
  •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
  •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采取分散式模式,注重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强调刑罚的宽严结合,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从宽处罚、刑罚和非刑罚处置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也存在立法简单、分散和严厉有余而宽和不足的缺憾。我国应当在刑法典中设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专章,明确并适当调整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降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力度。
  •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解构——量刑规范化的科学基础探究
  • 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刑法现代化的发展,量刑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诸多变化。其中,量刑之“量”并非只是“量化”,而是“裁量”;量刑之“刑”并非只是“刑罚”,而是“刑事责任”;量刑之“过程”并非只是宣告刑的裁量,而是宣告刑等(如处断刑、执行刑、免刑)的裁量。这些变化,既是刑法现代化在量刑问题上的客观反映,也是量刑规范化的现代科学基础。在当前量刑规范化探索中,量刑基准等的正当性问题之所以遭受普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对以上变化的弱视。
  • 量刑重复评价相关问题研究
  • 在量刑时,定罪情节的功能在于确定量刑起点,非典型的量刑情节的功能在于调节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而典型的量刑情节的功能在于调节基准刑确定宣告刑。对同一犯罪事实,不仅要在定罪时评价,也要在量刑时评价,这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此,在存在非常规犯罪构成事实的案件、存在罪数选择的案件、存疑案件等案件中尤其应予以注意。
  • 机器诈骗犯罪浅议
  • 立足于“机器能否被骗”的命题争论机器诈骗犯罪是否成立存在理论前提上的困境。在法律关系属人化解读的视角下分析机器诈骗犯罪具备成立的可能性,行为人通过提供或输入不真实的信息资料实施对机器的作用可以实现对机器背后掌控者的欺骗,由此非法取得他人财产的,仍可归入传统诈骗犯罪的类型。机器诈骗犯罪的成立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应着重区分机器诈骗行为和利用机器进行盗窃的行为。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和刑法理论下,没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
  • 破坏生产经营罪问题辨析
  • 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保护法益不是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而是生产经营的经济利益。本罪的行为对象是生产经营,生产经营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的生产经营也应得到适度保护。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威力和诡计。本罪不是目的犯,“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目的”只是一种提示性规定,表示一种动机。本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可以竞合。
  • 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
  • 犯罪数额是反映某个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目标或者所导致后果的相关数目,不仅包括直接指向的犯罪对象的损失和危害而且包括间接导致的损失和危害,不仅包括物品的数目、财物的金额而且包括衡量诸如人员伤亡等危害后果的数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罪名中大部分罪名都可以通过犯罪数额来衡量其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都属于数额犯。数额犯仅仅是规定了一定数额标准的犯罪种类,亦应存在犯罪未遂等未完成形态。适用犯罪数额累计计算主要有一个行为侵害数个对象的犯罪等四种情况。
  • 刑事诉讼中能动司法初探
  • 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为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所进行的活动为广义的“司法”。近来,我国(狭义)司法实践中兴起了“能动司法”的潮流。梳理古今中外包含“能动司法”因素的实践与学说后,在我国当今司法语境下从程序、证据与实体,法院审级,不同类型的诉讼等角度分层解读。审判阶段能动司法指法官拥有的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职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从认识论、系统论、诉讼法学原理分析其理论基础。并为刑事诉讼中合理地“能动司法”寻找界限。
  • 我国现行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 职务犯罪初查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初查的制度建设相对于初查实践活动严重滞后,如在初查的法律地位、初查的程序制度、配套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造成缺陷的深层次原因是没有全面贯彻法治理念、程序正当理念和制度功能理念。因此,完善初查制度必须重构初查制度理念、赋予初查以合法地位、建立初查程序制度、完善配套运行机制等。
  • 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之构建
  • 在现行立法缺失的背景下,实践中对于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的处理方式极不统一,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诉讼效益的实现,因此立法应当建立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侦查阶段证据不足案件撤案程序需要从证据不足案件认定的标准、撤案权行使的主体、撤案的制约与救济机制、撤案的恢复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完善
  • 我国的刑事立法对量刑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反映了社会对定罪与量刑的态度差异。近年来的量刑程序改革富有成效,但有关量刑程序的认识、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也不少。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立足我国实际,应当从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保障被害人和社会力量依法参与量刑活动、完善量刑证据规则、建立量刑说理制度、完善量刑监督制度、建立庭前定罪量刑协商制度或者信息交换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
  • 两岸刑事和解制度比较
  • 受世界范围刑罚轻缓趋势的影响,近年来海峡两岸刑事和解制度蓬勃发展。台湾地区采用了立法为先、逐步完善的形式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其先后设立的缓起诉制度和协商程序是典型代表,刑事和解体现出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间接和解特点。大陆地区由于近年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首先带动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改革热情,各地区展开了广泛的试点实验,这些实验形式多样,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有待于立法上的完善。
  • 冲突与调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的运用研究
  •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运用,与以严打为背景设计的现实刑事诉讼环境尚处于.磨合状态,其冲突必然在检察职权行使过程中有所映射。检察机关应从检察权运作模式、刑事强制措施运用样态、工作运行机制三个冲突集中的层面进行调适,力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工作中有机运行。
  •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构想——以天津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分析范本
  • 建立以省、市院为中心,以分、市院为主体,以基层院为支点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模式,是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大惩治腐败的需要和重要措施。
  • 苏俄刑法学关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论争
  • 社会危害性理论在苏俄刑法学一直占据中心地位。社会危害性被认为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在立法中,它一直作为犯罪实质概念的组成部分,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俄罗斯独特的刑法制度。在漫长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在社会危害性的理论地位、社会危害性的构成要素及其判定方式上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这无疑深化了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研究。在今天,这一理论的统治地位仍未动摇。
  • 裁判者的内心世界:事实认定的故事模型理论
  • 彭宁顿和黑斯蒂提出的故事模型理论认为,围绕着“过去发生了什么”,当事人双方会形成不同的论证事实的故事版本,裁判者对故事版本的选择依赖于一系列符合心理规律的认知模式,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经实验证实的“故事模型”,而“故事模型”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对司法证明思维的传统认识。
  • 《中国刑事法杂志》用稿体例说明
  • 1.注释采用脚注方式,页与页不连续编号,以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识。 (1)著作引文注释作者:书名,译者,卷次,出版社,出版年份,版次,页码。①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85页。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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