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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被害人自冒风险的刑事归责——论自我负责原则
  • 在被害人自冒风险的情况下,自我负责原则得以适用。自我负责原则在德国已经被大多数学说承认为一个客观归属之下的独立概念,在规范意义上其可以排除客观归属。虽然存在各种学说,但是就该原则而言,限定刑事归责范围和确定被归责主体的基础均在于刑事规范义务,其需要在系统阐释的基础上准确加以理解;与此同时,为避免导致被害人遭受双重不利,出现刑法的失衡,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基本构成要件被严格加以限定,并且贯彻于其具体类型之中。本质上,自我负责是自我决定的自由实现,表明了刑法对个人自我决定的尊重。该原则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 论没收财产刑的改革与完善——以绵阳市最近三年司法统计数据为例
  •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2009年审理的一审案件和二审案件的司法统计数据表明:没收财产刑配置于重罪,司法适用率也比较高;轻罪则很少适用没收财产刑,而较多地适用罚金刑;没收部分财产的比例高于没收全部财产的比例,主要集中的罪名在职务犯罪和毒品犯罪。没收财产刑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简单地以罚金刑的优势和“私权神圣”的意识形态来否定没收财产刑是不可取的。应当通过建立刑事被告人财产申报制度、明确没收部分财产数额的标准、建立刑事执行庭统一负责执行没收财产刑和特别没收、完善民事债权优先制度来改革与完善没收财产刑。
  • 危险驾驶罪初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22条之解读
  •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新规定的犯罪,其构成要件的设置采取了抽象危险犯的模式,体现了刑法介入的早期化,为了限制处罚范围,防止刑法对国民行动自由的不当干预,必须认识到抽象危险犯既不是形式犯,也不同于行为犯,从而确保处罚的妥当性和合法性。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以及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关系,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以有利于将来的司法操作。
  • 论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以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的切分为例
  • 刑法分则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其原因是该行为在组织犯罪中的常态化,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全排除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的适用,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仍然需要结合刑法总则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相关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卖淫确定为一个罪名并无不当。为了合理解释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现象,需要正确理解刑法理论、刑法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三者的关系。
  •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司法难题研究
  • 两高的司法解释对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催收要件和主观要件做了更为具体详尽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催收的操作和主观目的的认定还是存在诸多争议。催收要件的实践操作应正确理解催收要件的功能,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则要结合司法解释罗列的六种情形以及行为人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
  • 刑事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审查机制
  • 侦查机关干预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必须事先取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并遵循比例原则的限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更新,大量技术侦查手段虽未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却侵入了个人的隐私权领域。对此,应当建立隐私权审查的保护机制,将干预公民隐私权的侦查措施纳入法治的视野。隐私权保护的审查机制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即先审查干预行为是否侵入隐私权的保护领域,再审查干预行为是否具备正当化事由。
  • 论辩护律师在场权的确立
  • 辩护律师在场权是基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独立的主体地位所拥有的独立权利。辩护律师在场权的实行可以使辩护律师及时介入刑事诉讼,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帮助,有效地监督追诉权的行使,保障被追诉人人权。辩护律师在场权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推动我国侦查讯问方式的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具体设计中,应当确立以下内容:律师在场权的案件适用范围;律师在场权的具体行使方式;律师在讯问中的权利和义务;律师在场权的一系列权利保障制度、相关配套措施、具体操作流程和技术规范等。
  • 侦查讯问权的正当性及其制约机制
  • 侦查讯问在侦查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功效。基于权力立场设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制度却在侦查实践中一直失败,而从权利的立场构建的遏制侦查讯问权滥用制度也在实践中总是失灵。在追问侦查讯问正当性过程中发现,只有分解侦查讯问权形成“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以及借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对权力”的抑制机制,才能使侦查讯问权得以正当地运行。
  • 电子证据检察实务研究
  • 在检察实务中,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对于证明事实、判定案件的价值日益突出。电子证据不仅在查办典型的计算机犯罪时必不可少,而且在处理以数字化信息设备作为犯罪辅助工具的案件中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可以加强指控。有些案件中,电子证据还对于认定刑事责任年龄,发现线索,突破案件起到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必须有效解决电子证据的提取、审查鉴定以及依据合理的定案规则运用电子证据方面的现存问题,关注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制,才能更好确保电子证据在案件认定中的有效运用,实现办案效率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 树状模式与丛林模式:诉讼证明观念图式的理论与实证
  • 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 论刑事侦查中对手机通信记录的调取及法律规制
  • 调取手机通信记录已成为信息时代国内外侦查机关经常使用的一项侦查措施。由于手机通信记录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的业务记录而忽视对它的法律规制。借鉴美德等域外法治国家的相关理论,结合侦查实际,提出规制手机通信记录调取的层次理论,以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 检察委员会科学决策机制研究
  • 检察委员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检察权正确行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仍存在决策主体组织结构行政化、决策程序形式化、决策效益弱化、决策执行虚化等问题。立足我国实际,在不损及检察制度的基础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实现检察权资源的合理配置、维护司法公正的目标,从优化检察委员会组成结构、完善检察委员会的运行程序、优化检察委员会职能、明确检委会办公室运行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
  • 刑事审判监督法律体系架构刍议
  • 强化刑事审判法律监督是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有法可依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前提。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强化,首要的问题是架构法律监督立法体系。在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应充分吸,钠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相关内容。
  • 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 检察机关的地位及检察权性质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关系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的角色功能定位及作用的发挥。检察权是具有独立属性的国家权力,检察机关的定位及其检察权的属性是在宪政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在强化检察权独立行使的同时,加强对检察权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督是进一步完善检察制度的重要方面。
  • 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研究
  • 司法不公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隐藏在其背后的职务犯罪更是社会关注的腐败热点问题。司法人员利用行使司法权的职务之便实施的职务犯罪是引发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深入分析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特点以及查办的难点,尊重司法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查办机制,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 合理规制轻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曹县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的调查
  • 曹县人民检察院2006—2009年存在适用逮捕措施过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影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完善以及检察机关为避免社会负面评价而为。合理规制轻罪案件强制措施应提高逮捕案件的程序准入关,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和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推动法院直接受理轻罪自诉案件,加强刑事和解,推动社区监管,对外来犯罪人员实行同城司法处遇。
  • 论《罗马规约》修正案中侵略罪的定义——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 首届《罗马规约》审查会议通过了《罗马规约》修正案,明确规定侵略罪是指能够有效控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一项侵略行为的行为,此种侵略行为依其特点、严重程度和规模,须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我们应当在理清侵略罪定义和犯罪构成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转变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认识,加强国内立法,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惩治侵略罪的同时,选择时机早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 忽视极端的犯罪率:理论、实践及全球经济崩溃
  • 有观点认为,美国社会忽视了大量的严重违法行为,但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集中关注白领犯罪,表明美国社会并没有忽视犯罪;其次,对忽视自领犯罪这个词本身的犯罪学含义进行了探究;第三,通过运用案例材料和历史数据,向影响政策制定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提出挑战,因为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白领犯罪和法人犯罪浪潮的出现。
  • 探索驻所检察机制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 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检察院自2010年2月开始,积极探索驻所检察监督机制.推行驻所检察室“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工作机制,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深入开展,
  • 被害人自冒风险的刑事归责——论自我负责原则(王海桥[1] 马渊杰[2])
    论没收财产刑的改革与完善——以绵阳市最近三年司法统计数据为例(何显兵)
    危险驾驶罪初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22条之解读(戴有举)
    论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以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的切分为例(茹士春)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司法难题研究(林清红)
    刑事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审查机制(向燕)
    论辩护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屈新)
    侦查讯问权的正当性及其制约机制(郭华)
    电子证据检察实务研究(周晓燕)
    树状模式与丛林模式:诉讼证明观念图式的理论与实证(周洪波)
    论刑事侦查中对手机通信记录的调取及法律规制(艾明)
    检察委员会科学决策机制研究(罗树中)
    刑事审判监督法律体系架构刍议(钱云灿)
    检察权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丁玮[1] 赵沂河[2])
    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研究(胡胜友[1] 冯兴吾[2])
    合理规制轻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曹县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的调查(周文伟 张跃华)
    论《罗马规约》修正案中侵略罪的定义——兼论对我国的启示(张磊)
    忽视极端的犯罪率:理论、实践及全球经济崩溃(亨利N.蓬特尔[美][1] 威廉K.布莱克[1] 吉尔伯特·盖斯[1] 蔡雅奇[译][2])
    探索驻所检察机制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史金竹 吕胜民[摄影])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主管单位:国家公安部

    主办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主  编:张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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