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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犯罪中止自动性判断中的三大基本问题
  • 犯罪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实质上要解决三大基本问题:判断对象、判断方式和判断基准。判断对象应当是行为人对阻碍犯罪的外在事由的表象,而非外在障碍本身。判断方式应当摒弃规范主义的观察方式,而采用心理主义的观察方式。判断的基准应当摒弃行为人基准,而采用一般人基准。
  • 论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
  • 我国刑法学界对没收财产刑的实质内容长期缺乏清晰认识,这源于对其所剥夺的"财产"未能有深入研究。在法律上,财产的本质是财产性权利,财产是物的上位概念。我国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刑,实质是对犯罪人的私有财产权的剥夺,而非仅仅是对特定之物的剥夺。只有深入了解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没收财产刑超出了刑罚的正当化根基范围,因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摈弃。
  • 论身份犯与共同正犯的认定
  • 刑法中的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行为的犯罪形态。在身份犯的场合,应结合身份犯理论,探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身份犯与共同正犯的关系,具体包括有身份者联合且共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构成共同正犯,有身份者联合但并未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是否构成共同正犯,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以及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以此推动刑法理论关于共犯与身份问题的研究,促进司法实务中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得出符合正义理念实质要求的结论。
  • 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 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是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随着监狱社会职能的扩张,应重视监狱改造职能及质量。前科消灭制度在价值取向上与监狱改造职能相契合,旨在于延伸监狱改造职能,帮助释放人员重新社会化,并弥补了前科报告制度的某些缺陷。在监狱拓宽改造的社会化职能同时,要树立监狱有所作为的积极思想,要充分发挥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在前科消灭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并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加以制度构建。
  • 拾得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行为之定性探微
  • 尽管有相关司法解释在先,然而,同样是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我国不同的法院却作出了不同的定性。这种行为在德国等外国可以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此罪将计算机盗窃与计算机诈骗并入一罪予以惩处的立法真相并未被我国的一些学者所发现,导致刑法学界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出现了较大分歧,进而影响到司法实务。事实上,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规定此罪,但第287条可以对类似此罪的行为进行规制。这种行为属于利用计算机实施信用卡诈骗,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第287条的规定,以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案不同判的乱象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与法律的尊严,合理解释与适用《刑法》第287条,理顺该法条与相关法条的关系,便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 受贿罪实证研究
  •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 自由裁量权的程序规范化研究
  • 在当今的量刑程序模式上,存在着英美法系定罪量刑阶段二元化的独立量刑程序模式与大陆法系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混合量刑模式。近些年来,在两大法系融合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大陆法系国家量刑程序模式也出现向独立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国量刑模式一直采用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随着社会刑罚价值理念的变迁、量刑观点的转变以及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日趋完善,量刑依附于定罪混合模式的缺陷日益显现,量刑程序独立化日渐必要。为此,最高法院从实体和程序上以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为切入点,对量刑程序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量刑实体规范;二是将量刑纳入到庭审中,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制度检讨与改进建议
  • 我国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不容乐观,未成年人在羁押状态中等待审判总体上仍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这种状况继续改变。改革不仅应当遵循国际准则,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更应当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弊端与特点,采取切断办案人员与案件之间的利益纽带、加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外部制衡、审前羁押决定程序"准司法化"、完善审前羁押替代性措施、改善被羁押未成年人的特殊处遇等综合措施。
  • 证据之生成问题研究
  • 证据由信息依附于存储载体而形成,是内容(信息)和形式(载体)的结合体,即信息发生转移与留存所得的产物。证据的生成是待证事实留下的事实信息被固定、承载到一定载体之上,从而得到证据的过程。从信息与载体的关系来看,证据的生成方式或信息的固定方式决定证据的存在形式。以信息的存储载体为标准,证据的生成方式可分为以人为信宿的生成方式和以物为信宿的生成方式。相应地,便形成了人证和物证两种证据形式。
  • 延期审理滥用形态之检视与厘正
  • 延期审理制度是与迅速审判原则相冲突的一项制度。由于审批简单、适用随意、次数规定不明确,当前刑事诉讼中的延期审理出现了诸多滥用形态。应适当延长审限,相应缩短延期审理的时间和次数,注意恢复审理后的庭审更新,规范延期审理的适用,以实现该制度发现真实、程序解压的价值。
  • 性犯罪女性被害趋向的实证研究
  • 性犯罪中女性被害的实际状况和性犯罪的有效预防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日常生活理论认为生活方式与犯罪被害具有关联性。访谈通过分析个案的被害热点、被害人日常行为选择、被害人日常生活联系等因素,发现被害女性日常生活行为选择的疏忽与日常生活状态的缺陷使其较为容易进入一种性犯罪的被害情景,因此性侵害被害预防,需要充分重视女性生活方式瑕疵导致的被害性。
  • 职务犯罪缓免判决率偏高的原因与对策——对职务犯罪缓免判决适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 职务犯罪缓免判决率偏高已经成为当前司法领域的普遍现象,对职务犯罪过多适用缓免判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也是对职务犯罪的一种变相放纵。当前职务犯罪缓免判决率偏高主要是由于法律本身规定、司法体制、司法理念、社会环境等多个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为解决上述问题,惟有通过完善立法、规范司法、加强体制改革等措施,切实做到对症下药,从根本上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 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若干问题研究
  • 被监管人死亡检察,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也是检察工作的薄弱环节。要补齐这块"短板",须立足于研究和解决检察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监管场所、非正常死亡的界定不清,死亡检察的法律属性和工作要求不明,死因鉴定的启动和审查随意,相关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不规范等。本文在辩析监管场所与被监管人死亡有关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有责任死亡"与"无责任死亡"的概念,论证了被监管人死亡检察的法律属性是职务犯罪的初查以及开展初查的必要性和内容,研讨了被监管人死亡鉴定的启动程序与鉴定结论的审查,提出了相关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应以死因分析来确定事实因果关系、以现行法律规定判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犯罪构成和主客观相统一原理定罪量刑的"三步"法则。
  • 对法院预收罚金进行法律监督的分析与展开
  • 法院预收罚金,是指在判决宣告前被告人根据法院要求主动向法院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将来判决时的罚金。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并不违背刑法公平原则。开庭审理前,法院预收罚金不具有法理上和逻辑上的正当性;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判决宣告前,法院可以预收罚金。对法院不当预收罚金的,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纠正违法和抗诉两种手段进行监督。
  • 论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及审查
  • 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排除,以有别于瑕疵证据,是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证据能力中的重要问题。引入类型化审查强度的理论方法,在具体个案中选择适当的具体参数,通过对参数的考量,综合权衡侦查行为的整体违法程度,并赋予不同的审查强度,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在界定证据是否系非法证据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
  • 取保候审判处缓刑案件实证调研报告
  • 取保候审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以及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缓刑属于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前者属于程序性的强制措施,后者则是实体性的处罚手段,从立法例上考量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但从司法实践中看,二者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取保候审时要考虑缓刑判决的预期,而作出缓刑的决定以前法官往往考虑是否是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这种公安机关强制措施考虑法院的判决、法院判决受制于公安机关强制措施的"潜规则"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对缓刑的追求转变成对强制措施是取保候审进行"投资"。本文通过对取保候审、缓刑的运行现状的总结、特点的分析及二者间的实际联系的探究,得出取保候审在实践中的轻罪化、实体化、金钱化,缓刑在实践中的功利化、虚无化等结论,并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一是进行权力化改造,规范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及程序;二是延伸检察职能,将取保候审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三是推行权力化运作,明确缓刑的适用标准。
  • 法国犯罪人狱外监控
  • 为了有效保护社会,预防再犯,法国逐渐强化对特定犯罪人,尤其是危险犯罪人的狱外监控,这种狱外监控在刑罚之前、刑罚过程中及刑罚之后均存在。刑罚之前的监控包括保护社会的监控及保护特定犯罪人的监控;刑罚过程中的监控可以是独立的刑罚,也可以是刑罚的执行方式;刑罚之后的监控属保安措施,包括司法监控以及保安监控和保安拘留。对危险犯罪人进行狱外监控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但是却严重侵犯人权及自由,因而备受诟病。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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