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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谁之修正——对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反思与重构
  • 在刑事法治之下,刑法修正案已然成为弥补刑法典不足,保持刑法典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客观要求。刑法修正首要是实体正义,但实体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正义做保障,两者皆不可偏废。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刑法修正案的制定主体,不仅违反宪法的规定,而且违背立法法设定的权限划分,不仅丧失了刑法修正的程序正义,而且破坏了法治原则和精神。应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从而使刑法修正与我国刑事法治的多元化建设联系起来。
  • 医事刑法视域中的精神障碍
  • 我国刑法中精神病概念应修正为精神障碍。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承担应依其行为当时主观罪过程度由法官客观厘定,并在坚持精神卫生学与法学标准相统一、主客观相结合的判定原则下,将其划分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三个层级。对精神障碍犯罪者坚持减免刑罚的原则,并注重扩大强制医疗和相应保安处分适用范围。
  • 不作为共同正犯的共同性探讨
  • 复数不作为者成立共同正犯的基础就在于复数的不作为者间有意思的联络,而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实施了不作为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无论是形式的不作为共同正犯,还是实质的共同正犯都具有共同性,而共同性既是认定不作为共同正犯存在的基础,也是界定不作为共同正犯存在范围的关键因素。
  • 累犯的前提:犯罪还是刑罚?——对《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的解读
  •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有关累犯的用语特征能引发我们反思通说对累犯前提的界定。通过语义分析,得不出累犯的"前罪"必须是成年人故意犯罪的结论。结合累犯的本质——刑罚迟钝型人格,累犯前提条件的重心是受刑的经历,而不是犯罪。因而《刑法》第65条"但书"的限制,只及于"后罪";行为人因为过失犯罪或未成年人犯罪而受刑,也足以构成累犯的前提。
  • 强迫交易及其关联罪的体系解释:以酒托案为例
  • 酒托案件表现形式复杂,在定性方面涉及的强迫交易罪与敲诈勒索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关联罪存在适用上的冲突。基于《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修改,需要运用刑法体系解释的同类规则和同一规则,对强迫交易罪的交易性和强迫性予以理解和把握。相对于交易的公平性,刑法更重视保护交易的自愿性,通过自愿交易获取暴利的行为可认定为强迫交易罪;假借交易名义获取超暴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强迫交易罪;强迫交易致人伤害可以纳入强迫交易罪的暴力程度范围。在此认识基础上,可将酒托案件分为引诱交易型、非暴力或暴利性欺诈交易型、非暴力或暴利性强迫交易型,并分别加以认定。
  • 侵害技术措施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 技术措施对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侵害技术措施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是大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现有的刑法制裁体系对于侵害技术措施行为,尤其是侵害技术措施的帮助行为,在刑事制裁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遵循共犯行为实行化的思路,将侵害技术措施帮助行为入罪化,是刑事立法的必然选择。
  • 涉黑犯罪财产之没收与追缴
  • 涉黑财产的没收与追缴因牵涉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平衡保护而须予全面规制。没收追缴的对象包括犯罪收益、犯罪工具等不法财产,侦诉部门的举证责任应建立在合理估算推定其财产黑化部分的基础上;没收追缴活动均应受制于特殊程序;管理和后期处置涉罪财产则应当移交于专门的政府部门。
  • 相关部门法缺位状态下的刑事司法判断——以一起基因代孕案件为视角
  • 随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我国临床医学上的应用,代孕事实行为已经进入刑事司法视野。目前,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对于代孕法律关系的调整尚付阙如,导致刑事司法判断所依据的部门法缺位、可借助的司法评价资源与通常状况相异,故而应当探寻特殊适用规则。在相关部门法律规范制定缺位、司法操作欠缺统一指导、理论解读尚未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以法律规则为适用基础、法律原则为必要补充、公共政策为优先适用的"整体性刑事法律"理论在刑事司法的判断过程中具有特定意义。
  • 刑事人身检查性质辨析
  • 刑事人身检查(以下简称人身检查)作为一种侦查措施,在国内外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且在生物痕迹比对、人身同一性认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施范围看,人身检查既包括对被检查人身体外表特征与身体内部的检查,也包括对被检查人身体样本的采集;从基本属性看,人身检查则兼具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双重属性;从与其它相关刑事诉讼措施的关系看,刑事人身检查则既有别于人身搜查,又区别于刑事勘验或鉴定,具有鲜明的独立性。
  • 对抗式刑事诉讼改革与有效辩护
  • 1996年以来,我国一系列的刑事司法改革导致了检察官的过度当事人化、法官对被告关照能力的下降以及刑事诉讼的更加技术化,而这又进一步增强了被告对有效辩护的需求。然而,与对有效辩护的高需求极不相称的是,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刑事辩护的参与率与刑事辩护质量下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由进行有效辩护的阻力过大的外因与动力不足的内因共同造成的。因此,中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对无效辩护的制裁体系,并实现由固定收费模式向计时收费模式的转变。
  • 论刑事诉讼功能的契约化嬗变
  • 从制度运行与结构的关系的角度,刑事诉讼活动在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诉讼功能的体现。弘扬契约理念就是要强调通过契约主体的主动参与,防止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产生错位。至此,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已从一种国家对被追诉者的绝对关系,发展成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诉讼活动所体现的也就不再只是服从于政治需求的单一功能,纠纷解决、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以及政策昭示因此而得以呈现。
  • 侦讯程序对权利保障与讯问效率的兼顾
  • 我国现行的侦讯制度与侦讯实务偏重侦讯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理论界提出的侦讯改革方案偏重权利保障,有失侦讯效率的提高。合理规制侦查讯问,需要更新理念,正确处理犯罪嫌疑人的侦讯程序主体与证据来源的关系,有效化解犯罪嫌疑人与被追诉人在侦讯中的目标冲突,适当矫正侦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制裁相结合的综合机制,为侦讯制度提供配套制度保障,以利于实现侦讯制度兼顾讯问效率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双重目标。
  • 现行刑事错案控制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 在我国,刑事错案、甚至严重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屡禁不绝,如何控制刑事错案以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成为刑事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共同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旨在用经济学的方法,找寻刑事错案控制机制的钥匙。通过用"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私人信息、激励相容以及经济学博弈模型的分析,探讨如何优化我国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以期借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开辟刑事司法工作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 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完善之思考
  •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组成,存在着功能定位模糊,羁押与到案措施不分以及缺乏对物和隐私的强制措施等体系性缺陷。司法实践中,这五种强制措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适用困境。修改刑事诉讼法,构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时,应当坚持立足现实、适当超前的原则,全面协调、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原则,将羁押与到案措施分离,构建羁押候审制度,改良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制度,确立羁押为例外、非羁押为一般的原则,使之成为科学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
  • 论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冲突与协调
  • 若以诉讼立场为标准,公诉人与被害人均为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主体,二者在惩治犯罪目标的指引下有一定的协同性。基于各自的程序利益重点不同,检察机关的公权力与被害人权利之间存有分歧,甚至是冲突也在所难免。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更多的是公诉权在程序运行中未能顾及被害人个人利益的需要。在域外,公诉权的运行虽不受被害人意志左右,但却十分尊重其情感需要并给予适当的程序参与机会。从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出发,国家权力充分尊重权利,是实现我国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协调的理性选择。
  • 检察机关对社会矛盾进行源头治理初探
  • 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利益相互冲突等因素,检察机关所面对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与态势。承担着社会矛盾化解任务的检察机关必须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全面加强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工作,积极推进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方为治本之策。
  • 监所检察权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
  • 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必要路径。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以及刑罚执行、变更中存在的种种不当行为,反映出监所检察权在配置和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监所检察权亟待强化。对监所检察权法律定位理解上的偏差是导致监所检察职能相对弱化的原因,尽管监所检察表现出若干行政行为的属性,但监所检察权的本质只能是诉讼监督权,而非行政检察权。科学、合理的监所检察权配置是监所检察权有效行使的基础和保障,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实践中监所检察权在权力配置上不甚完善,存在诸多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制约着监所检察权的正常行使,影响了监所检察权运行的效果。针对监所检察配置和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必要探究监所检察权优化配置的合理路径,尽快改变当前监所检察权被弱化、虚置的现状。
  • 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
  • 诉讼监督的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个案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促使行政权和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其结构特征为"点线面结合、三位一体"。诉讼监督价值目标的实现应当遵循监督的合法性、措施的完备性与功能协调性。
  • 俄罗斯刑事陪审团制度刍议
  • 俄罗斯刑事陪审团制度始于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在沙俄时代存在了50余年。1917年陪审团被人民陪审员制度所取代。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定恢复刑事陪审制度,至今已经有17年。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陪审制度对于推动司法改革,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克服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但由于俄罗斯法律传统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与陪审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导致俄罗斯也出现了很多批评陪审制度的声音。俄罗斯联邦目前对刑事陪审制度充满信心,并为完善该制度而不断努力。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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