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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共同犯罪的想象竞合犯问题
  • 共同犯罪的复杂性和想象竞合犯的复杂性使得两者纠集在一起时,更显得异常复杂。由于我国刑法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因而单独犯因事实认识错误形成想象竞合犯的理论不适合共同犯罪的想象竞合问题。由于共同犯罪人分为不同种类,因而必须对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的想象竞合问题所具有的特质进行分别探讨,寻找出不同的处理标准。
  • 犯罪参与的二重性
  • 如何处理数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行为,一直是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上的难题。对此,Kienapfel提出了共同作用即犯罪参与的二重性理论,认为犯罪参与的法律规制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首先是构成要件的范围问题,即从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之中挑选出那些可罚的参与者;其次是量刑层面的问题,即如何根据这些可罚的参与者个人的不法和罪责来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化。犯罪参与的二重性理论厘清了犯罪参与体系的基本构造,乃是迄今为止犯罪参与论中最为重要的理论。
  •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与人权保障
  • 刑法解释与刑法同时生效,以及刑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均难以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可能影响国民的人权保障,因此,刑法解释不能与刑法同时生效;不能任何刑法解释都具有溯及力。我国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同时生效,以及刑法司法解释一概具有溯及力的状况应该加以改变。
  • 行政认定不应作为行政犯认定的前置程序
  • 要求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出具行政认定意见,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现象,它关系到对行政犯的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理解。行政认定的实质是行政违法性认定,虽可由行政主体出具,但评价其能否作为犯罪构成要素的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既可采信,也可按照开放的犯罪构成要求,依据刑法条款及其指示的行政法律法规,直接进行实质的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判断,而不简单地迷信于非议颇多的行政认定。在行政犯的刑事违法性判断中,行政认定可以缺位,行政违法性判断必不可缺。以行政认定作为刑事认定前置程序的弊端明显。
  • 故意毁坏财物罪疑难问题研究
  •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对象包括无体物、虚拟财产以及非法财物,对“毁坏”含义的界定应以损害结果为标准。故意毁坏财物罪与取得型财产罪的区分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对象不同。在某些情况下,故意毁坏财物罪会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盗窃罪产生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论处。
  •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新论
  • 本文根据2011年1月两高两部发布的司法解释之最新规定,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在未完成状态下的数额计算问题,从基本生活秩序和派生生活秩序区分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并就刑事处罚程序中未经处理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数额的累计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
  • 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
  • 民间借贷活动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也具有先天缺陷和风险因素,必须从政策和法律法规角度加以规范和约束。本文在分析民间借贷活动成因、特点的基础上,初步分析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到的金融犯罪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 论刑法中“销售”与“复制发行”之关系
  • 在司法实践中,对“销售”盗版光碟等侵权复制品案件大多是以侵犯著作权罪或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罚。这种判决的理论依据是: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复制发行”包含“销售”,“销售”即是“复制发行”。关于“销售”与“复制发行”的关系,理论界见仁见智。区分两者间关系,主要是区分“销售”与“发行”的关系。“发行”有三个层面的使用语境,刑法意义上的“发行”与著作权法上的“发行”不具有同一性,对其应作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理解。刑法第217条中的“发行”虽然包含一般意义上的“销售”方式,但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销售”行为不具有重合或交叉关系。
  •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审普通程序法定审限问题检讨
  • 当前一审普通程序中存在大量超审限案件,深究其原因在于一审普通程序法定审限过短即仅有一个半月;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法院不是简单地以判决了事,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社会矛盾化解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上以实现社会稳定,这愈发凸显法定审限时问紧张和不够。因而,我们需要对一审普通程序法定审限进行谨慎改革,目前实务界主张首先对审限进行分类并提出三种路径:一是按照案件类别、二是按照案件审判难易程度和三是按照案件社会影响度来进行划分。本文在吸收上述三种划分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主张按照级别管辖进行划分,并提出具体审限时间分配的立法建议。
  • 刑辩律师职业伦理之塑造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刑辩律师亦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其社会认知形象却难尽人意。尽管律师群体责任伦理阙如或不彰是其社会认知形象较差的主要原因,但导致该原因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我国目前的制度欠缺一定的伦理基准,无法保障刑辩律师充分实现其应享的执业权利,更无法实现其所应具有的与控诉方平等的话语权,以致激发甚至挑拨了其灵魂深处的人性弱点。律师责任伦理的塑造,除了需倚赖律师职业人格的改造外,关键在于构建具有伦理的制度规范,即必须增强相应法律制度的涵摄力,在制度上保障刑辩律师能够充分实现其执业权利,使其充分而且仅仅扮演法律服务者的角色,而无需为实现其执业权利而寻求制度外之手段和社会资本。我国刑诉法的再修改应充分观照到这一点。
  • 刑事庭审实证研究
  • 本文对2010年载于“中国法院网”上的292件刑事案件的庭审进行了问卷和数据分析,在论证了该调查取样合理化的基础上,从控辩审三方的角度分析了这292起案件的刑事庭审中暴露出来的辩护率低、刑事辩护效果差、陪审员“陪而不审”以及侦查人员和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等基本问题。
  • 论附条件不起诉的法理基础
  • 实施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机制,有着丰富和深厚的法律基础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我国不起诉制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进一步完善,是“三项重点工作”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真实践行,是“修复性司法理念”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促进和润泽,是人民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延伸检察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经。它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检察制度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检察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助力,现就实施附条件不起诉的相关问题谈谈自己浅薄之认识。
  • 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程序新探
  •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申诉案件不断增加,程序正义的呼声日渐高涨,而现行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程序规定弊端日益凸显,亟待改革完善。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及现实的合理性。应通过建立刑事申诉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调整上一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的部门,增加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最终实现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
  • 不批准逮捕案件说理机制之探讨
  • 对不批准逮捕案件实行法律说理在检察机关推行之初是为了尽力消弭检察机关行使不批准逮捕决定权与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之间的疑问、矛盾与冲突,也是消解案件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内心存在疑问,尽力减少不和谐因素的重要举措,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解决异议争端、节约诉讼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升案件质量、减少涉诉信访等诸多明显效果。不批准逮捕案件法律说理作为检察机关探索的新型法律诠释制度隐含了一种制度性的变革进路,改变了基于目前状况下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执法办案过程中不说理或者说理不充分、并且在短时间内不能改善的弊端,既能维护检察权的权威,又能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 集资诈骗罪对象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及其辨正
  • 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 论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立法完善
  • 我国现行刑法第398条规定的泄露国家秘密犯罪存在的立法缺陷引发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其罪名、犯罪主体的争议。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主观方面和法定刑也有待完善。对该犯罪的立法完善应以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中心变并合立法模式为分立立法模式,并配置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 重大活动期间城市犯罪动态变化及对策实证研究
  • 对广州亚运期间的犯罪防控机制的实证分析表明,在目前的犯罪防控措施之下犯罪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是表现出了犯罪总量上升、特定类型的犯罪突增、犯罪区域较为集中等异常变化。可见,我国对重大活动举办城市所实行的粗放型“人海战术”防控措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据此,我国应当依据不同功能区的特征和不同犯罪类型的变化规律建立全国共享、精确制导、有针对性的集约型动态防控机制。
  • 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分流制度研究
  • 未成年人分流基于“宜教不宜罚”等理念,以便捷的非正式程序来替代繁琐的正式程序,解决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犯罪与偏差问题,降低少年司法体系之正式干预,从而减少或避免问题少年标签化、促其改造自新及复归社会。本文分析总结了未成年人分流概念、特征、作用及历史沿革;未成年人分流类型;未成年人分流适用对象、条件及依据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客观评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分流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 侦查权内部控制实证研究
  • 基于对侦查权被滥用的风险和权力正确适用的规范,国家建构了内外两大监督系统,即外部以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律监督和内部以科层制审批实施的监督。在目前侦查权外部监督尚待完善的现状下,作为侦查权主要适用主体的公安机关,以内部法规、规章约束侦查权行使,构建侦查权内部监控机制。为了解内部侦查权控制机制运行情况,本课题组对S省的4个县市公安机关的刑侦法制部门进行了问卷和座谈相结合的实地调研。调研结果分析反映出目前法制部门对刑事案件侦查监督控制的权力控制规则。
  • 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实证分析
  • 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运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过程中的工作机制、办案流程、适用案件范围以及所遇到问题等进行分析,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的完善和适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 新中国建国初期西南地区惩处违反婚姻法犯罪的史实刍析
  • 新中国建国初期,西南地区为贯彻落实旨在废除旧的腐朽落后的封建婚姻法制的新婚姻法,针对新婚姻法实施过程中的刑事犯罪,进行了坚决惩处。其特点及经验教训,值得今人及后入反思借鉴。
  • 论美国刑法中的要素分析法及其启示
  • 美国《模范刑法典》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所有的客观要素区分为行为、结果和附随情节;把所有的可责性要素从80多种降低为四种,即蓄意、明知、轻率和疏忽;通过要素分析法建立了这些客观要素与可责性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分析法不但以其全面、清晰和简洁为公民提供了行为规范,而且也限制了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不但限制了司法者在定罪时的专断和偏见,而且也为司法者公正地量刑提供了基础。要素分析法的这些进步并不能遮蔽它在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要素分析法对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结果加重犯、从重处罚情节和罪过结构的重构都具有借鉴意义。
  • 《中国刑事法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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